被誉为全景式非虚构史诗大片的《长津湖》选择在烈士纪念日当天于全国上映。截至10月2日中午，上映仅两天的《长津湖》票房已破7亿，打破了11项中国影史纪录。

在同题材的纪实文学《血战长津湖》中，作者曾通过走访全国各地、参加过长津湖之战的数十名志愿军老兵，援引很多美方口述资料，为我们详实描绘出分别以彭德怀和麦克阿瑟为首的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的情况始末。书中大量篇幅用于描述敌我双方的悬殊，在对彭德怀和麦克阿瑟的身份介绍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彭德怀与麦克阿瑟，中国元帅与美国五星上将。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出生在湖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一年麦克阿瑟已经18岁。第二年，他考入美国的‘将军摇篮’——西点军校。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却使他们走向同一战场，成为沙场对手，进行让世界军事家瞩目的生死角逐。最终，彭德怀胜了，被朝鲜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麦克阿瑟败了，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撤职，告老还乡。”对双方将领的简单对比，也暗暗写出了彭德怀身后，千千万万和他有着同样出身和家庭背景的战士的缩影。正是由于他们英勇抗敌、不畏牺牲的精神和顽强拼搏的战斗意志，才使得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

电影《长津湖》开拍伊始，就立下了要拍一部“留的下来的经典”的信念。为了“铭记历史”“铭记英雄”，在这部成本和制作规模超大的战争片中，历史的厚重、战争的悲壮都以“非虚构”的名义而愈发彰显。电影不仅在视觉体验层面无限接近真实，对战争本身的伦理反思更是此片的另一重意义所在。

兼顾全景式、非虚构与电影审美

影片《长津湖》没有将笔墨重心放在对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领导人的形象渲染，对毛岸英和志愿军首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牺牲的描述也一笔带过，但它却选中了此次战争中颇具讽刺意味的“圣诞节攻势”。对于战争中的美国士兵而言，“圣诞节”意味着一种浪漫的慰藉，中国志愿军炮轰了放着圣诞快乐歌曲的无线电，摧毁了他们“圣诞节回家”的理想，在充满哀伤的浪漫曲调里，映衬出属于我方的英勇与决心。“全景式”和“非虚构”在影片《长津湖》中落脚在伍千里、伍万里、余从戎、雷睢生、平河这几个或许存在着原型的“最可爱的人”身上。这几名性格各异的志愿军战士，共同织就了战争电影中最受青睐的“大逆转”叙事传奇。

影片没有过度渲染中国志愿军的英勇抉择，没有忽略成功背后的惨痛代价，而是凭借天然的视听优势，重述着美军一位上校在回忆录中的惨痛记忆：“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攻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影片中，美军撤退途中的一个场景，麦克阿瑟途径三八线以北的土地，雪花已经停止了飘落，透出凝重与安静。他突然神情紧张，因为他似乎再次看到了大片埋伏在乱石堆里的中国志愿军。但当他靠近时，却不由地脱帽致敬，因为眼前皆是埋伏守候在冰天雪地里随时待命、不怕死的中国战士们已被冰封的躯体。这些战士在还没有冲锋陷阵的时候，就已经迎来了死亡的邀约，而他们却没有拒绝。电影正是通过对这不朽“玻璃樽”的神圣悲壮场面的打造，转述着战后史密斯的评判——“长津湖地区根本就不适合军事行动，就算是成吉思汗也不会想去征服它。”

中国人民志愿军书写了这部当代军事神话，而《长津湖》作为电影，在技术的伦理层面也有过慎重思量：它以清晰、凝重的氛围和画面塑造，使我们清醒地看到战争的残酷，看到70多年前战士们只能以生命的拼搏换取战争尊严的被动处境。

作为纪实作品，《血战长津湖》详细对比了敌我双方在空军、坦克、通信、服装和运输等方方面面的悬殊。电影《长津湖》没有扩大这份捉襟见肘，导演巧妙地把战争的无情转嫁到带有幽默感的“食色性”本体上来。当中国志愿军一举攻下“北极熊团”，潜入敌方指挥部后，他们来不及庆功高歌，却是在极度饥饿之下，首先将美军的口粮塞满自己的嘴巴；这些血气方刚的少年没有立马搜刮遗漏在此的武器，而是好奇地争看墙上贴着的好莱坞女星海报……这些影像呈现，其“非虚构”的纪录成分到底占比多少，我们很难确定。但事实上，作为一种观念性创作，“非虚构”的本意正是借助各种高效的共情方式，将创作主体过滤后的事实展现为一种鲜活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一种艺术上的真实，有别于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真实。因此，艺术当中的“非虚构”追求的大多是情感的共鸣效应，而非事件的“循证科学”，《长津湖》的演绎显然对这一点有着较为深层次的理解。

为此，影片成功塑造出除宋时轮以外的几个主要“虚构”形象。他们大多来自民间，例如影片中易烊千玺扮演的伍万里这一角色。参加战争之前，他是家中唯一陪伴在父母身边的小儿子，每天泛舟于江南湖面，和小伙伴打闹过日，生性顽劣，没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但是出于“自己的土地不能被夺走”和“不能被哥哥看不起”的本真理念，他跟随哥哥入伍参战，并在余从戎、雷睢生等老战士的鞭策下迅速成长为一名机智、勇敢的战士。在他立志杀掉20个敌人成为“英雄”的过程里，穿插着各种见可爱、纯真的一面，为这部严肃的“正剧”平添不少喜气。

此外，还有“雷爹”的形象，明明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质，却顶着满身炮火吟唱跑调的《沂蒙山小调》，这份接地气的“喜气”，在影片中多有细节呈现，这也使得《长津湖》看起来没有主旋律电影的负重感，也跳出了非虚构的束缚，在全景式纪录的同时，顾全了电影的审美品味。

经典传承之中类型工业化趋于成熟

不少对《长津湖》的评价，是这样写的：“文献记录式的全景叙事”，“以大气磅礴的史诗气质，震撼的战争场景，书写了一段壮丽的民族精神史诗，将中国战争电影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实细看，《长津湖》的叙事策略也是对于中国历史题材战争片的经典叙事策略的一种延续。

回忆同是朝鲜战争题材的影片《上甘岭》，当年影片的导演将视点投向上甘岭战役中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采用“以小见大”手法来展现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其中也不乏卫生员王兰这样的女性出场，她用优美的歌声为战争的残酷带去一丝丝的柔情。《长津湖》中，伍万里的英雄成长也离不开“红围巾”的精神慰藉。更早的《南征北战》中，影片以1947年冬华东战场上一次大歼灭战为背景，详细描述了部分官兵、百姓对一路胜仗、一路北撤战斗策略由忿然不解到茅塞顿开再到主动加入的认识过程，《长津湖》中也有以伍万里为代表，完成了乡野百姓从对战争的恐惧到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英雄成长”。

此外，电影学界对《上甘岭》和《南征北战》的评价也和对《长津湖》如今的评价有类似之处。在对《南征北战》的评论里，有学者指出，影片“凭借其对重大题材、宏大场面的全景式展现和真枪实弹、气势磅礴的纪实风格，开创了中国史诗化战争电影之先河”；而从《上甘岭》的拍摄手记里也可以看到，“在影片拍摄之前，沙蒙就给负责美工的刘学尧和特技设计蔡光提出一个明确要求：在场景设计上要特别注重环境与人物的真实和变化，要把上甘岭战役的激烈、残酷情景充分表现出来。”显然，这些经典战争片的叙事传统，在《长津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平民英雄的成长模式、全景式真实感的精心打造、“大逆反”的传奇叙事策略等。可以说，从宏观全局意识到细节内心刻画，中国的一批经典战争片都对如今的相似题材电影提供了诸多叙事层面的成功经验，对这些叙事范式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导演凭借自身多年的拍摄实践积累的经验，保障了影片在叙事与人物刻画上的精心打造。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的电影，《长津湖》背后是如今强大电影工业的支撑。据悉，这部电影的投资高达13亿，前后参与这部电影的工作人员1.2万人——其实战争片本身就是对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电影产业综合水平的重大考验，在上世纪90年代，黄建新就在第五代导演中率先提出电影的工业化转型，并在近年来连续参与制作出气势恢宏的“红色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如果说《长津湖》具有“电影工业升级的划时代意义”，那么两岸导演（徐克）、不同代际导演（林超贤）的多样化电影观念和审美风格显然对贴着“工业化”标签的《长津湖》起到了类型拓展的意义。

不过，苛刻而言，《南征北战》和《上甘岭》等一众电影在当年产生的群众效应和在多年后依然存在的“集体怀旧”情绪，是一部全新的电影很难企及的高度。如《南征北战》毕竟形塑了至今战争片难以逾越的新模式——人民英雄所向披靡的叙事范式；而《上甘岭》中女卫生员王兰婉转的歌声《我的祖国》也无疑是几代人传唱的经典，这些电影本身都具备着其他电影无法取代的传承记忆点。细细想来，除了在今天看来占据制高地位的视觉技术，和在不同导演助推下完成的类型融合，当我们对影片所关涉的战役的经过和价值内涵均已熟知时，也会对其内涵表达的层次性、节奏感等有更高的期待，在这一层面上，若干年后，《长津湖》可供回味的叙事点或许稍显模糊，但它在对朝鲜战争的客观评价和伦理反思层面，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开拓性实践。

文/刘晓希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