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界来说，5月28日是悲伤的一天，知名历史学家何兆武、章开沅的相继离世，让许多后辈学人深感悲痛。

身为历史学家、翻译家的何兆武先生，1921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何兆武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研究著作有《中国思想发展史》等，译著代表作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何兆武先生

章开沅先生则于1926年7月生于安徽芜湖。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中原大学，后来一直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是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章开沅先生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于2018年获颁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章开沅先生

2006年，何兆武先生推出了口述史《上学记》，这本书后来成为了许多普通读者都喜爱的“枕边书”。先生在书中谈到：“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了，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文史学者刘超曾评价称：“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随笔，一经推出即受到多方瞩目，除了让人了解民国教育及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外，也让人们反思当下教育的种种困境。”

《上学记》写的是何先生青年时代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在阅读这本《上学记》时，作家龚静注意到许多蕴藏于简单话语间的“大哲理”，并在读完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始终将这本书放在案头随时翻阅，从中获益良多。她说：“为什么何兆武先生的幸福观那么令我难忘呢？还是因为‘有希望’吧。”今天的夜读，谨以这篇短文形成对先生的纪念。

何兆武先生

幸福感

目下社会都在说“幸福”这个词，某些机构还常常发布什么关涉幸福指数的报告，按照惯例，提什么缺什么，大家都感觉不幸福了，或者不觉得幸福了，才会如此风靡，甚或某主持人的新书名也是：“幸福了？”赫然问号，幸福与否自然是不确定的。

如此幸福惑自然在纸莎草、羊皮书、竹简线装书、石版活字、电脑打印诸多版本中可以找到多种讨论，先贤时哲也罢，普罗大众也好，每个人对幸福的想法感觉追求自然各各不同，有的以物质多寡为基础，有的重心灵感受，不过，当世幸福之题中要义大概总不离先从物质说起，确也是理，生存尚维艰，清风朗月尚一时清鲜罢，先吃饱饭有地睡觉再说其他。不过，何以吃饱了饭，或者说吃得还挺好，也有房住，仍然不觉得幸福呢？是幸福燃点太高，还是幸福太过精灵，就是不让你抓住？

大概阅读的时间段正与坊间讨论吻合，我总是会想到《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一本回忆录，从作者的出生年月1921年写到1950年，这是一段多么丰富跌宕的历史啊，尤其在西南联大的七年，其间的联大老师和学生风貌，分外传神，有许多作者特别的观察和体验。读完一年多了还是放在案头，随时翻翻，好像有许多牵挂在它身上，它也仿佛总是要引人思绪一番。我体悟深切的一部分就是作者的幸福观。

书中多处提到“幸福”。“到底应该怎么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一个社会的进步呢？如果单纯从物质的角度讲似乎比较容易，可是人生不能单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比如你阔得流油，整天吃山珍海味，这就表示你幸福了？恐怕不单纯是这样，百万富豪不也有跳楼的吗？……抗日战争期间，生活是艰苦的，可是精神却是振奋的，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这是何先生十六岁时的思考。

谈西南联大生活，又说到了幸福，“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所以，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生活也非常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什么影响，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还有一处又提到幸福，是作者和同学王浩（后来的逻辑学家、哲学家）讨论幸福，何先生认为：“幸福是一种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rch Leiden,Freun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这次谈论何先生说服了王浩，“不禁心里一阵快慰”。

作为作者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观不只停留于个人的幸福，而和社会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如他在书中所说到的“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好比英国诗人堂恩（John Donne1572-1631）有首诗叫“no man is an island”（每个人不是一座孤岛），在一个大环境中，个人其实是无法置身于外的。好比克里希那穆提所说的“你是怎样的，那么世界就是怎样的”（大意）。也因此，在艰难的环境中，这一代人始终保持着希望和乐观，在“上学”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怀，而这种关怀也使他们将自己的志业与社会进步、发展联系起来。

为什么何兆武先生的幸福观那么令我难忘呢？还是因为“有希望”吧。虽然，过去、未来，其实都是一种现在，大家都在说生活在当下，静观当下的思维/感受/内心的声音，好比禅，吃茶时吃茶，做事时做事，身心安住于生命的这一刻。这样的时刻就是幸福的。是的，这是一种安宁的生命状态，无思无欲，静心涤虑，好比静坐时进入禅定的状态，此时外界是不存在的，惟有内观凝视。有心理学家认为，当你执著于某件事情时产生的一种“心流”，它给你带来高度的兴奋和充实感。这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个体心灵浑然的美好状态。可是，当一个社会的人置身于社会中，听到的，体会到，直接面对的，有很多的不幸，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悲剧，能不内心波动？你会不忧虑你生活于此间的自己的未来吗？大概这也是何先生所说的“通过苦恼的欢欣”中的苦恼，然而欢欣在哪里？“心流”的状态是一种欢欣，有希望的生活或许更是一种欢欣。好比航行着的船是有目的地的，而非到哪是哪，海图不必，罗盘不必，随它去吧。如此，船上片刻的欢欣实在也是大悲哀中的欢欣片刻。或许，宿命地说，人能拥有的也只有片刻的欢欣？尽管个人还是希望“有希望”才是人在人间走一回的存在理由。

西南联大旧照

还是《上学记》，谈到其时学校/社会氛围，提到“高干子弟”，那时作者身边有不少同学家世显赫，父亲是谁谁谁的很多，但“我们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可见当时根本没有这个风气，对一个人的出身和成分并不关心。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见该书P239）。这样的观念认同，也是给予人希望的社会氛围吧。希望中的心灵终是有福的。

白川静解释“幸”字：“象形，手枷之形。看古字形可知，此字形示铐住双手的刑具手枷。……‘幸’本义当为‘倖’（侥幸，幸好）。仅仅是双手被手枷铐住，就算通过了惩罚之关，真算得上是侥幸。得以免除严刑，算是幸运，由此，‘幸’生出美好、幸福之义”（《常用字解》）。

免于枷锁，当然是幸福。免于恐惧，当然就有希望，心生幸福。实在而言，幸福指数之类的调查恐怕是凌虚蹈空的，在土壤污染、食品安全时爆危机的时代环境下，人若有安全感了，有希望期盼之心了，当然个体生命也需拥有寻找幸福、“通过苦恼”的能力和努力，幸福指数不必调查，也昭然于人心的。

文/龚静

刊于《文学报》2011.05.12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