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爱屋及乌”，辞书一向解释为“因为爱一个人而连带喜爱他屋上的乌鸦”，或“谓爱人而连带地爱护停留在他屋上的乌鸦”，这是比喻喜欢一个人而连带地喜欢与他有关的人或物。《“爱屋”为什么还要“及乌”？》一文却批评上述解释完全不懂“乌”字的涵义，望文生义，认为“乌”不是不吉利的乌鸦，而是祥瑞的慈乌。

我们认为，辞书释义不误，《乌》文大可商榷。

首先，将“乌”释为慈乌是以偏概全。《乌》文引《说文》“乌，孝鸟也”，引《小尔雅·广乌》“纯黑而反哺者谓之乌”等，显示的无疑是乌之慈孝、反哺，所引《异苑》等乌之助孝故事也由此特性衍生；此后乌夜啼还显示祥瑞和喜讯，例如《乌》文所引《乐府诗集》等。但是，上述慈孝特性、祥瑞的记载，皆始见于汉代——“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亦出自西汉伏胜（伏生）撰《尚书大传》——可以认为是汉代开始赋予的。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文献赋予乌的还有凶兆。例如西汉焦赣《焦氏易林》卷一《蒙》：“城上有乌，自名破家，招呼酖毒，为国患灾。”卷一《晋》：“乌鸣嘻嘻，天火将起，燔我馆屋，灾及姬后。”卷二《颐》：“鸦鸣庭中，以戒灾凶；重门击柝，备不速客。”卷七《涣》：“乌鸣庭中，以戒灾凶；重门击柝，备忧暴客。”此后，历代都不乏乌为凶兆之记载。例如《晋书·五行志中》：“安帝义熙三年，龙骧将军朱猗戍寿阳。婢炊饭，忽有群乌集灶，竞来啄啖，婢驱遂不去。有猎狗咋杀两乌，馀乌因共啄杀狗，又啖其肉，唯馀骨存。此亦羽虫之孽，又黑祥也。”《新唐书·五行志》也将“乌集”“乌鸣”现象列入“羽虫之孽”，与“草妖”“羊祸”等并列：

1.景龙四年六月辛巳朔，乌集太极殿梁，驱之不去。

2.宝历元年十一月丙申，群乌夜鸣。

3.开成元年闰五月丙戌，乌集唐安寺，逾月散。雀集玄法寺，燕集萧望之冢。

唐张读《宣室志·柳公济》断言“凡军出征，有乌鸢随其后者，皆败亡之征”，并且举证道：“有曾敬云者，尝为北都裨将。李师道叛时，曾将行营兵士数千人，每出军，有乌鸢随其后，即军必败，率以为常。”宋罗愿《尔雅翼》卷十三《乌》指出：“其智足以通祸福，故所在则人忌之。”宋朱熹给《诗经·邶风·北风》“莫黑匪乌”作注说：“乌，鸦，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恶见者也。”宋王庭珪《鸦去鹊来篇》：“昨日鸦鸣绕庭树，道上行人色惊惧……遂令着处听鸦鸣，魂飞魄散心如捣。”宋梅尧臣《灵乌赋》怜悯乌“招唾骂于邑闾……人反谓尔多凶”，迥异于《乌》文所引晋成公绥《乌赋》颂乌祥瑞。明陶安《鸦》：“世俗恶鸦鸣，每以为不祥。”乌兆凶、鹊主喜，往往形成鲜明对比。宋陆佃《埤雅》卷六《释鸟·乌》：“今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噪则唾，以乌见异则噪，故辄唾其凶也。”宋范浚《杂兴》：“鹊噪得欢喜，乌鸣得憎嗔。”元舒頔《过大石门》：“向人报喜枝头鹊，与众争嫌屋角鸦。”清查慎行《落叶诗五首和赵渔玉范用宾》：“鹊噪一何喜，鸦鸣一何恶。”

对于鸦鸣兆凶观念，古代有识之士不尽相信，明刘基《郁离子》：“乌鸣之不必有凶，鹊鸣之不必有庆，是人之所识也。”现代人更往往以迷信斥之。然而，学者研究认为这是因为“动物活动与人事吉凶之间存在某种微妙的因果联系”。

在中国，人们常以一些动物活动来判断人事吉凶，像鸦鸣兆凶、鹊叫主喜的观念，今天仍有巨大影响。动物先兆观的产生，当也是因为动物活动与人事吉凶之间存在某种微妙的因果联系。乌鸦是食腐肉鸟类，哪里有了死尸，哪里往往就会有乌鸦的身影，乌鸦与死尸（包括动物尸体）既有此种缘分，人们在见到尸体之际，常常能见到乌鸦，慢慢地，乌鸦与尸体在人们的观念中就被纠结在一起了。终于倒因为果，形成鸦鸣兆凶、兆人亡的观念（尹荣方《因果规律与中国动物先兆观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神话求原》183—184页）。

假如一味地说乌是“善禽”、“吉鸟”，“视作祥瑞”，“人们爱之敬之惟恐不及”，岂不是置上述兆凶现象和世俗观念于不顾，岂不是诬罔古人欺骗今人？

宋·赵佶 《柳鸦芦雁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其次，正是由于先入为主、一味强调乌之祥瑞，《乌》文举证产生理解偏差。《乌》文说“人们都把乌之飞来，看作是一种祥瑞”，引《史记·周本纪》武王伐纣，“既渡（河），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为证。然而《周本纪》接着说：“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因而有学者认为“这显然是以乌鸦的到来为不祥之兆”（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465页）。“不祥之兆”说不妨商榷，但是，《周本纪》所说的“乌”之所以为祥瑞，因为它是天上下来的火变成的，是赤色的，迥异于常态的黑色的乌——这是不争的事实。东汉王充《论衡·讲瑞篇》已经揭示这一点：“武王之时，火流为乌，云其色赤。赤非乌之色，故言其色赤。”《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也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再看《史记·田单列传》：“田单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飞鸟悉翔舞城中”是要去吃露天庭院的祭祀食物，“燕人怪之”是因为在城外不明真相，而被燕人围困的田单却宣扬为“神来下教我”。《乌》文认为这“飞鸟”是“神鸟”，指出“飞鸟下食城中”就意味着“神来下教我”，这岂不是把田单对燕人的欺骗和误导当成真事了？此外，《乌》文认为这飞鸟“一定是一种善食祭祀之馀的食肉之鸟，那就应该是‘乌’了……乌鸟形近而讹”。这失之武断。《本草纲目》卷四十九就明确指出乌鸦“性贪鸷”，乌鸦难道就不会或不可能飞来下食么？此其一；围城中人们祭祀不可能必定只是肉，因而不能把非食肉之鸟排除在外，此其二；难道除了乌，鸢、鹰、鹞、雕、鸮、鹗等鸷鸟就不能算作飞鸟、就不会来食么？可见《史记》“飞鸟”不可随意改为“飞乌”。

至于《乌》文把“神鸦”视作慈乌，更不免扞格。《新唐书·五行志》：“天复二年，帝在凤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骤风，有乌数千，迄明飞噪，数日不止。自车驾在岐，常有乌数万栖殿前诸树，岐人谓之神鸦。”（《乌》文称“今本《唐书·五行志》不见此语”，不知何意）这里的“天复”是唐昭宗年号（901—904），“帝”即昭宗，据《新唐书·食货志》：“昭宗在凤翔，为梁兵所围，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宫及宗室多饿死。其穷至于如此，遂以亡。”况且《新唐书·五行志》把上述记载列入与“草妖”“羊祸”等并列的“羽虫之孽”。《乌》文归结为吉祥的象征，岂不是讽刺？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巴陵鸦甚多，土人谓之神，无敢弋者，穿堂入庖厨，略不畏，园林果实未熟，耗啄已半，故土人未尝见成实之果，半生半熟采之。”土人可怜，乌鸦怎能称得上善良？《乌》文引杜甫《舟泛洞庭》“迎棹舞神鸦”，殊不知仇兆鳌注曰：“神乌在岳州南三十里，群乌飞舞舟上。或撒以碎肉，或撒以荳粒；食荤者接肉，食素者接荳，无不巧中。如不投以食，则随舟数十里，众乌以翼沾泥水，污船而去，此其神也。”乌鸦行径的确无赖，何尝有一丁点儿慈爱？《周礼·夏官》设有“射鸟氏”，“祭祀，以弓矢驱乌、鸢”。驱赶的原因是乌、鸢喜欢强取掠夺，粪便污人（东汉郑玄注“乌鸢善钞盗，便污人”），所谓“神鸦”，不过如此。

第三，将“乌”分为慈乌和乌鸦，不能判定“屋上之乌”必是慈乌。《小尔雅·广乌》：“纯黑而反哺者谓之慈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雅乌。”（杨琳《小尔雅今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238页）这表明慈乌形体大于乌鸦。旧《辞源》沿袭此说：“纯黑反哺者谓之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鸦。”（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8版“鸦”条目）然而旧《辞源》对于乌鸦和慈乌的解释（如《乌》文所引），又表明慈乌形体小于乌鸦。即使如1999年版《辞海》所说，慈乌“因其体型甚小，可资识别”（缩印本1242页“寒鸦”条），还是不能判定“屋上之乌”是哪一种。因为从实际情形推论，飞到古人屋上来的“乌”，不可能尽是慈乌没有乌鸦。《乌》文告诉我们：“乌鸦和慈乌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慈乌‘嘴之尖端较细’；乌鸦‘嘴大而坚，其端甚粗’。”白居易《和大嘴乌》支持这一区别：“乌者种有二，名同性不同。嘴小者慈孝，嘴大者贪庸。”“屋子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有乌，屋上有乌能说明什么情况？”《乌》文设问而后回答，“人之屋上之所以会有乌飞来，那是因为主人富有，乌集于屋是为了啄食主人吃剩的残骨馀肉”。然而正如元稹《大嘴乌》所陈述：“其一嘴大者，攫搏性贪痴。有力强如鹘，有爪利如锥。……翱翔富人屋，栖息屋前枝。”大嘴乌鸦“啄食主人吃剩的残骨馀肉”的可能性，岂不是更大么？再说，“乌不日黔（染黑）而黑”（《庄子·天运》），“乌色皆黑……人于黑乌之群，莫能别其黑而非乌者”（《诗经·邶风·北风》“莫黑匪乌”孔颖达疏），这种情况下要分辨清楚哪是乌鸦哪是慈乌，也是相当困难的。

从称谓角度考察，“鸦”就是“乌”。《说文》“鸦”作“雅”：“雅，楚乌也。……秦谓之雅。”（《乌》文引此，谓“雅、鸦二字古通”）根据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121页），“乌”“鸦（雅）”是同源字，均为影母鱼部。《玉篇·鸟部》：“鸦，乌也。”《广韵·麻韵》：“鸦，乌别名。”《焦氏易林》卷二《颐》：“鸦鸣庭中，以戒灾凶。”卷七《涣》作“乌鸣庭中”。《新唐书·五行志》：“自车驾在岐，常有乌数万栖殿前诸树，岐人谓之神鸦。”《新唐书·韩全诲传》作“有鸦数万栖殿树”。宋周必大《记梦》说：“余少时尝梦至人家，其书室为丛竹所蔽，殊不开爽，堂下皆古柳，鸦噪不止。”于是梦中作诗云：“竹多翻障月，木老只啼乌。”都是“鸦”“乌”互称，显然“乌”“鸦”同义，所谓“纯黑反哺者谓之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鸦”的分辨是难以适用的。

元·罗稚川《寒林群鸦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从用词状况考察，与《尚书大传》同时代的典籍中，以自然属性出现的“乌”不乏其例：

1.夫乌之哑哑、鹊之唶唶，岂尝为寒暑燥湿变其声哉！（《淮南子·原道训》）2.赤肉悬则乌鹊集，鹰隼鸷则众鸟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淮南子·说林训》）

3.舍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鹄而弋乌，难与有图。（《淮南子·说林训》）

4.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乌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说苑·杂言》）

5.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乌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新语·至德》）

6.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旁，乌攫其肉。民有欲诣府口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后日吏还谒霸，霸见迎劳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汉书·黄霸传》）

不难看出，上述文献中的“乌”都不能排除乌鸦，而乌鸦的可能性大于慈乌，与《尚书大传》“爱其人者，兼其屋上之乌”的“乌”毫无二致。

第四，将“乌”释为慈乌，不符合《尚书大传·大战》原文语言实际和情感逻辑。如果照《乌》文所说，“乌被人们视作‘善禽’、‘吉鸟’，视作祥瑞，视作有德者之征……人们爱之敬之惟恐不及”，那么，人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形之下——即使是不爱屋子的主人——见到这种“善禽吉鸟”，都会“爱之敬之惟恐不及”。试想，在这种前提之下，再说“爱其人者，一定要兼爱其屋上之乌”，岂不是背离人情人心的废话？如果照《乌》文所说，乌“是吉祥、善良、慈爱的象征，落在房上，是房主人的祥瑞”，那么，《尚书大传》“爱其人者，兼其屋上之乌”就应当改为“爱其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才有道理。

诚然，一般情况之下，乌鸦是不可能引起人类喜爱的。于是《乌》文质问：“乌鸦俗称老鸹，俗语说老鸹最极不吉利，我们爱人，又兼爱他屋上的乌鸦（老鸹）干什么？”如此质问，前有来者。清姚炳《诗识名解》卷一重申《禽经》“慈乌反哺，白脰不祥”，强调“二者灾祥异类”：“古语云‘爱人者兼爱其屋上之乌’，惟慈且孝，故足爱耳。若概以为不祥之物，思援弓缴之不暇，而暇爱之乎？”然而，在《尚书大传·大战》和《太公六韬》的语境中，如此质问则不免幼稚。《尚书大传·大战》：“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胥馀。”（《乌》文引用时遗漏下一句）郑玄注：“胥馀，里落之壁。”

这两句是说：喜爱这个人，连带喜爱他屋上的乌鸦；不喜爱这个人，连带不喜爱他的墙壁、藩篱。《太公六韬》作：“爱其人者，爱其屋上乌；憎其人者，憎其馀胥。”宋人罗愿《尔雅翼》卷十三《乌》引作“爱人者，爱其屋上乌；憎人者，憎其储须”：“盖储峙（储备）以待所须，人之所宜爱也，而憎人者并憎之；乌集为不祥，人所憎也，而爱人者并爱之，以言憎爱因情而迁有如此者。”虽有文字和解释差异，但“憎爱因情而迁”的解释十分中肯，正所谓“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明王守仁《象祠记》），“吾之爱其人也，及其胥、及其树、及其屋乌”（元戴表元《朱尉开伯求葬亲费序》）。

前些年有一首流行歌曲《味道》反复唱道：“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也是由“你”而及“烟草味道”。《乌》文释为“爱其人者，一定要兼爱其屋上之乌，使屋之主人永远吉祥如意”，则偏离了《尚书大传》原文的情感逻辑。

文/颜春峰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6年第4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