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文风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各代改革者大都批判空洞华丽的文风而提倡朴素实用的文风；各代改革者都善于汲取前代的经验和教训，并作出适合本朝的创新。

最近，浙江省公布的一篇题为《生活在树上》的满分作文，引发了许多争论。有人夸它文风独树一帜，更多人批它文风艰涩。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曾论及“文风”，“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文风固然与作者的语言运用习惯有关，更与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相关。正因为如此，满分作文引发争议，甚至热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让我们以此为契机，一起来看看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文风改革。

1

隋文帝首开“反骈”先河

要说清楚隋朝的文风改革运动，就必须从南北朝时期说起。经过西晋政权短暂的统一后，中国又陷入了分裂的南北朝时期。在这一阶段，除了佛道教的繁荣以及玄学门派的兴盛，骈体文也逐渐在南北两朝文人圈子里播种开花，走向鼎盛。

骈体文又被称作骈偶文或者骈俪文，因为其通常以四字或六字成句也被称作“四六文”。“骈”字在古语中意为“并行的两马”，从骈体文这一名字便足见其重视行文工整对仗、合辙押韵、声律铿锵等。

除了结构和形式上的固定要求外，骈体文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文风华丽。郭沫若曾在其着作《中国史稿》的第三编中指出：“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这种文体讲求对偶和声律，使用很多典故，堆砌词藻，意少词多，在表达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

虽然南北朝时期骈文界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包括《登大雷岸与妹书》《答谢中书书》等辞意俱佳的优秀作品，但当时大多数普通文人都难以跳脱文章固定结构的限制，最终陷入了过度追求形式美、结构美的怪圈。

公元581年，时任北周宰相的杨坚接受静帝禅让，改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和自己的儿子——历史着名昏君隋炀帝截然不同，隋文帝杨坚是个治国有方的明君。

隋文帝杨坚

公元583年，开国大臣李愕深感前朝文风虚浮，毒害不浅，遂向隋文帝上呈《上高帝革文华书》。戏剧性的是李愕的这篇上书虽痛斥前朝文风“轻浮” “华伪”，但其本身亦未摆脱中规中矩的骈文体。抛开骈文的外在形式不提，这篇上书直言时弊、情真意切，很快获得了当时正渴望励精图治的隋文帝的重视。

公元584年，隋朝社会动荡不安。在国域北端，隋军与土谷浑的军队正在交战，另一少数民族政权突厥部落也时常来犯；在南方，陈国凭长江天险，成为隋大一统道路上最后一只拦路虎。在这样一个多面受敌的紧要关头，隋文帝决定实行李愕的上书，下达了“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违者治罪”的文风改革命令。自此隋朝的文风逐渐转变，骈体文从此开始走向没落。

2

唐代古文运动的成与败

有了前朝的经验借鉴，唐代从建朝时起，皇帝们就对文风纠正工作十分重视。公元618年，高祖李渊颁布《诫表疏不实诏》，批判了“表疏因循，尚多虚诞。申请盗贼，不肯直陈”的浮华而死板的文风，成为唐初文风改革的开端。

唐太宗在继承父亲文风改革衣钵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太宗在批判前朝骈文浮夸文风一面的同时，也提倡和鼓励文风精美的佳作。《陆机传论》中，唐太宗评价晋代陆机、陆云等一批文人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 足可见其对两晋南北朝时期文风虽有批判亦存认可。

我们再来看看文人阶层中的文风改革。在唐代古文运动中，陈子昂是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名字。陈子昂一直被视作唐代文体革新的先行者。在文学方面，陈子昂始终倡导“以风雅革浮侈”的理念，强调用朴质文雅的文风冲散当时空有华丽而毫无实质的作文风气。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韩愈曾有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足见陈子昂对唐代文风改革运动的特殊意义。

一代“诗骨”陈子昂

天宝年间，以并称“萧李”的萧颖士、李华以及着名书法家颜真卿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打出了“复古宗经”的口号，组建文人团体，身先士卒地创作了许多简练明快的佳作。值得一提的是，韩愈作为萧颖士、李华门下的弟子之一，受两位老师学说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这也间接地为后来唐中期真正意义上的古文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中唐时期，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由盛转衰。面对国力衰微的艰难处境，韩愈首先提出“古文”一词，极力批判六朝以来过分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而将秦汉时期干练的散文视为圭臬，就此首开唐代古文运动先河。韩愈等人的主张很快得到了大量社会人士的认可，后来柳宗元的加入更为古文运动增加了声势，扩大了影响力。

唐代的古文运动以“载道” “明道”为基本理论和口号，在内容上，倡导“文道合一” “以文明道”的质朴实用的文风；在结构上，呼吁创作时不被骈文的架构所拘束，并肯定了长短句的美感。在语言上，极力反对迂腐无用的大量引用，认为广博的引用应当直接为文章表情达意所服务，进一步强调了“辞必己出”，有所创新的重要性。在以韩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的推动下，唐中期的文风得到极大改善，也为后世的文风革新运动提供了蓝图和模板。

唐代古文运动领导者韩愈（左）和柳宗元（右）

到晚唐及五代时期，韩柳古文运动的影响力日渐减弱，古文运动所倡导的儒家观念也随着国家衰弱以及社会动荡逐渐。以致当时无论是诗作领域还是在词作领域，华丽空洞的文风都有所抬头。

晚唐词人温庭筠作为花间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创作的大量以闺怨、爱情为主题的词作，感情细腻温婉，颇具感染力，对后世影响极大，甚至直接影响了近代诗派“晚唐诗派”的出现和发展。

《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温庭筠

小山重叠金明灭，

鬓云欲度香腮雪。

懒起画蛾眉，

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

花面交相映。

新帖绣罗襦，

双双金鹧鸪。

但花间词牌的这种艳俗的创作特点却为后世许多词学家所不齿。宋人胡寅在《酒边集序》中直言花间词无异于靡靡之音：“唐人《花间集》，不过香奁组织之辞，词家争慕效之，粉泽相高，不知其靡，谓乐府体固然也。”元好问对花间词派的厌恶更是扑面而来：“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

所以花间词派以及同时期许多类似文学流派的出现，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就宣告了唐朝古文运动的最终破产。

3

欧阳修的个人“solo”

与唐朝“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不同，宋朝的文风改革则更像欧阳修的一次个人“solo”。

青年时代的欧阳修家境贫寒但好学，无奈无力购书只好四处借书来学习。一次在友人处寻得前朝韩愈文集一本，细细品读后，被昌黎先生通俗晓畅的文风感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静心钻研模仿韩愈的文笔。

欧阳修“荻画学书”之佳话

在宋初时期，文学界仍未脱离五代时期浮躁文风。所以，在当时习得韩愈真传的欧阳修像是一股清流，加之个人的聪慧勤奋，他首次参加进士考试便连夺三场第一。

欧阳修在文学这块土地上深耕数十年后，深知晓畅实用的文风之益，更懂得轻浮怪异的文风之害。所以，在凭借修订《新唐书》名声大震后，他上书仁宗，请求自上而下进行文风改革，但最终没有获得批准。

直到1057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奉命主持进士考试，他知道一个绝佳的机会来了。

那次进士考试中，欧阳修坚持“平淡典要”的文风，而“险怪奇涩”的文章一概不取，苏轼等人质朴晓畅、务实平易的文章由此脱颖而出。

这一“反常”之举，在当时的考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以刘几为首的一众考生甚至当街与欧阳修等就科举结果争论了起来。

但事实证明，欧阳修的选择是高瞻远瞩的：当年的考试中，高中的就有唐宋八大家中的四席：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张载、程颢两位北宋着名思想家以及许多有真才实干之士。有趣的是，当年与欧阳修当街争论的刘几后来也一改怪奇文风，最终在三年后一举夺得状元。

4

乞丐皇帝的“三板斧”

明朝在文风改革方面，算是比较成功的，而这与“乞丐皇帝”朱元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是乞丐出身，但朱元璋对于文风改革一点都不含糊。在这一方面，朱元璋总共打出了三板斧。

第一板斧，目标是政府文字。唐以来，虽民间早已不用骈文进行日常沟通，但政府之间的文书始终采用骈文形式，其效率低下让朱元璋深感恼火，于是在洪武二年，他下令群臣，要求：“今后笺文只令文章平实，勿以虚词为美。”四年后，朱元璋做得更决绝了，直接下令政府文书不能使用四六句式。此举，使政府和民间一体化，大大提升了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

第二板斧，目标是文章格式。据史书记载，一次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了一篇万字奏言，朱元璋叫来下人为其诵读。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仍未谈及重点，朱元璋龙颜大怒，把茹太素叫来打了几大板。翌日又叫人继续读，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终于提出了五条意见。考量后，朱元璋马上下令执行其中四件，并对茹太素大加赞赏。这以后，朱元璋下令，之后的案牍文书“不许繁文”。

第三板斧，目标是文言文。当时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地方学校，通用的语言还是以文言文为主。朱元璋考虑到文言文艰涩难懂，对于百姓的教化事业有负面影响，故以“劝农桑、兴教化”为主要纲旨，下令提倡用口语代替文言文，成为书面教育语言，并用口语向民众普及法律知识。这一举措也间接地使白话小说这一历来被士人视作“野文杂记”的文学形式，开始慢慢取代传统的诗词，走入文化舞台的中心。

总体来说，历朝的文风改革虽然内容不一、收效各异，但有两个相似之处。一是主题相似：纵观文风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各代改革者大都批判空洞华丽的文风而提倡朴素实用的文风；二是思路相似：各代改革者都善于汲取前代的经验和教训，并作出适合本朝的创新。

“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变，近代制梏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这是朱元璋曾用以告诫群臣的一段话，窃以为用它来总结这篇文章，最为适合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