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市襄汾县聚仙饭店坍塌事故已经过去多日，事故的余波还在影响着那里的人们。

临汾全市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襄汾县内危房检查整治、陶寺乡内倡导村民移风易俗……重大教训之后，多方都作出了后续措施，希望避免类似惨剧再次发生。

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8.29”聚仙饭馆坍塌事故共造成29人遇难，7人重伤，21人轻伤。8月31日开始，29名遇难者的遗体已被陆续送回家中，亲属按每人三万元的标准领取了丧葬费，操办后事准备安葬。另有多名伤者家属向澎湃新闻介绍，伤者目前在医院得到良好医治，一些严重骨折的患者将于近日接受手术治疗。

目前，事故调查组仍在对此次房屋坍塌原因进行调查，暂无结果。此次事故将农村自建房的安全及监管等问题推上风口。同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姚栋向澎湃新闻表示，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的建筑类法规，难以对农村自建房做到妥善管理，想要解决问题需要制度创新。

8月29日发生坍塌事故的聚仙饭店遇难者陆续安葬近两日，遇难者们陆续“回家”了，一口口棺材被拉进安李村。

8月29日，村民们前往陈庄村聚仙饭店庆贺村内一位老人八十岁大寿，却不幸遭遇饭馆部分坍塌，众人被埋。据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公布的遇难者名单，在29名遇难者中，有24名是安李村村民。该村村委会主任告诉澎湃新闻，其中有未成年人，年纪最小的仅5岁上下。另多名村民表示，遇难者中还有一名孕妇。

有遇难者家属告诉澎湃新闻，遇难者的遗体此前放置在临汾市的殡仪馆内，8月31日开始，遗体被陆续送回家中，“殡仪馆已经给整理好了遗体妆容”。家属按一名遇难者3万元的标准领取到了丧葬费，但其他赔偿暂未确定。

9月1日，陶寺乡政府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目前乡政府内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已经下沉到村内，按照“一人一户”的标准安抚遇难者家属情绪，并商谈具体赔偿事宜。

在安李村20多公里外的董村，毛丽（化名）一家有6人赴宴，3人死亡。她因为这场灾难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以及6岁的儿子。毛丽告诉澎湃新闻，她的婆婆是办寿老人的小姨子，当天一大家人作为亲戚身份去参加寿宴。

8月29号一早，一家人早早起床。毛丽要上班，20岁的大女儿在北京读大二，终于要迎来返校了，丈夫王强（化名）要把她送到襄汾火车站，然后载着6岁的小儿子去陈庄村赴宴。“大姑娘是8点49分的高铁，他们大概是8点从家里出发的。”毛丽的婆婆前几日刚在临汾市做了眼部手术，“我二姐夫开车带着我婆婆、我大姑姐、我二姑姐从临汾过去的。”一家六口赶赴陈庄村聚仙饭店。因为亲戚间好久未见，一家人坐在饭桌上聊天叙旧，并未走出饭厅去欣赏外面的戏曲表演。

11点多，毛丽接到舅舅家的电话，“饭店房子塌了，联系不上他们了。”几个小时后，毛丽接到了噩耗，大姑姐、老公和年仅6岁的儿子不幸身亡。另三位亲属受伤严重，“有腰椎骨折的还有肋骨骨折的。”毛丽告诉澎湃新闻，目前家里已经领到9万元丧葬费，三名遇难者将于3号下葬，受伤的几位亲戚预计下周做手术。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由国家、省、市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正按照“一人一方案、一人一小组、一人一档案”原则，对山西襄汾“8·29”重大坍塌事故伤员展开救治。

危房整治和移风易俗

房屋坍塌带走了29条生命，农村自建房的安全隐患成了当地的热点问题。

临汾市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9月1日发布紧急通知称，要以此事故为鉴，全面开展房屋建筑领域和煤矿、危化、冶金、非煤矿山等各行业领域的安全隐患专项治理，此外，市政府安委会决定立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8月31日，中共襄汾县委办公室、襄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建筑领域和人员聚集场所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要求重点对城市、乡镇和村庄的房屋建筑、农家乐、宾馆、饭店、酒店、商业综合体、学校、医院、各类办公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大型集会、庆典、比赛、展览、展销等人员聚集活动场所等房屋建筑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移风易俗倡导下，董村贴出的通知书。 澎湃新闻记者 戴越 摄9月1日早，澎湃新闻走访襄汾县大邓乡小邓村，该村村支书正在给一栋房屋挂上“危房警示牌”，上注明：“本房屋经鉴定属于危房，严禁入住”。当时房屋内居住一名老人，村支书表示，将把老人送至亲友处居住。“这种危房一般是以前比较贫苦的老百姓盖的房子，房屋也比较久了，有隐患，为了安全起见不让居住了。”他介绍，被疏散的居民可以暂时在亲友家居住，村委会的房间也可提供居住，后期申请危房改造。

9月2日，襄汾县住建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目前局里领导都已经下乡排查房屋安全情况。

澎湃新闻走访发现，当前襄汾县除了房屋问题排查，还在大力倡导村民移风易俗，禁止大操大办、减少群聚。澎湃新闻来到景毛乡董村，当地村委会挂出通知称，8月31日起，村内一切婚丧从简，并需向村两委、乡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满月、周岁等其他活动，禁止大操大办，杜绝群聚现象发生，倡导“小事不办”。陶寺乡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目前陶寺乡也在执行这一规定，对村民进行倡导，“红白喜事从简，小事不允许办，办席需要报备。”

襄汾县开展房屋排查，小邓村一栋民房被挂上危房牌照。 澎湃新闻记者 戴越 摄专家：农民自建房监管难实现澎湃新闻此前报道，陈庄村村干部称，此次发生坍塌事故的聚仙饭店经过多次翻修扩建。当地村民介绍，“村里盖房就找个大工，带几个小工就把活干了，不会去找专业的。”陶寺乡政府内一名工作人员坦言，村民盖房找的包工头，往往是“有经验，没资质”。另外农民在自家宅基地盖房时也无太多要求，“跟邻居打声招呼，别占了人家的地，挡了人家的光就行。”

同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姚栋向澎湃新闻介绍，“按照当前我国的建筑法规，农民自建房是不在明确的管辖权范围之内的。”姚栋称，现有的建筑管理制度都是针对城市内新建的大型建筑项目。“管理需要大量的行政力量，乡村地区无法照搬。”

姚栋认为，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农村基层人员的工作已经十分繁重，不具备再拓展责任的可能性，难以实现对农村自建房的监管等管理。另外，如果按针对城市制定的建筑类法律法规来要求农村，会导致农民建房成本过高，农民们往往不具备相应的财力。“真的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勘测，然后进行合规的设计，建造成本可能要提升50%，（在农村）是不具备操作性的。”

姚栋表示，解决农民自建房问题，需要政策上的创新。

他认为，此次山西襄汾的事故反映出一个现象，随着乡村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们对于公共聚会的要求多了。“但是乡里有安全可靠的集会场所吗？村民们的社区活动需求去哪里满足？”姚栋提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有关部门应增加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类的投入。

姚栋建议，农民往往为了节省成本而去找乡间施工队，以低成本的方式来建房，确实会带来隐患。他建议在未来可以借鉴“家电下乡”的方式，把优质的，安全的产品化的建筑推向乡村地区。

编辑/王浩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