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一年不过生产三到四部电影。这就是北马其顿。上一次北马其顿电影入围奥斯卡，还是1994年的《暴雨将至》。而《蜂蜜之地》的出现，让它同时提名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和最佳国际影片，这也是第一次有电影同时提名这两个奖项。

导演塔玛拉·科特夫斯卡和卢博·斯特法诺夫原本打算在布雷加尼察河附近拍一部自然题材的纪录短片。但他们遇见了哈提兹，转而开始了对哈提兹和她母亲的拍摄记录。历时两三年，拍摄了成百上千小时的素材，才拍成了一个这么故事化的纪录片。这部北马其顿纪录片，将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线下展映中与大家见面。

取一半，留一半 

哈提兹是一个养蜂人，也是这片土地上最后一个养蜂人。哈提兹是土耳其裔，奥斯陆帝国时期有很多土耳其人迁居马其顿，但在二战后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互换境内的族人时，有许多土耳其人从时属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回到了故乡。但哈提兹的祖先没有返乡，而是在这片土地长久地定居下来。

按照当地部落习俗，哈提兹作为家中最后一个女儿必须负责照顾自己的父母，在父母过世前，她不能结婚。日复一日，她在昏暗的小屋中照顾母亲，去野外采集蜂蜜。

影片一开始，就展现了哈提兹徒手攀上悬崖采集蜂蜜的场景，这是全片唯一一个用上无人机和稳定器的镜头。悬崖将画面一分为二，对角线构图中，悬崖下的风光令人手心出汗。《徒手攀岩》的任何一句宣传语用于这个场景都不为过，而这就是哈提兹的日常。

尽管冒着如此风险，但她仍坚持她与蜜蜂们的约定：你一半，我一半。

她取走一半蜂蜜，留下另一半给蜜蜂食用，如此相安无事，和谐共处。哈提兹一直在坚持这些古老的传统。无论是反哺父母，还是给蜜蜂留有余地。

直到隔壁搬来一户邻居，观众才意识到，她有多么孤独，有多么渴望家庭。邻居家里有七个孩子。哈提兹几乎是立刻跟他们打成一片。这些孩子，补足了她缺失的情感。而随着时间流逝，邻居对哈提兹生活造成的影响却远超导演和观众的想象。哈提兹几乎是立刻就毫无保留地把饲养蜜蜂、采集蜂蜜的方法教给了邻居，包括她“采一半，留一半”的约定。

但邻居一家需要供养七个孩子，男主人欠下一笔债务，债主催促他生产更多的蜂蜜，卖更多的钱。很快，约定被轻易打破了，邻居榨干了蜂蜜，失去了蜜的蜜蜂逃窜到哈提兹的蜂巢，弄死了她的蜜蜂。所有人都没有蜂蜜了，邻居一家也全被蛰得鼻青脸肿。

只有哈提兹仍在按照那些古老的法则活着。她像一个活在18世纪的现代人。

生活影像 

《蜂蜜之地》没有刻意制造矛盾冲突，一切都是生活化的影像。生活化，但又诗意。

哈提兹生于1964年。拍摄时，她才刚刚50岁，但艰苦的生活已经在她脸上造成远比年龄衰老的痕迹。她居住的环境也很差，墙壁斑驳，没有像样的家具，但给拍摄造成最大困难的是这里根本不通电力。摄制组在讨论后，决定不带LED灯辅助拍摄，就用那一小扇窗户透过的光、蜡烛、油灯，制造出一种“18世纪荷兰油画的效果”。

他们还有效地利用了屋子里的烟。哈提兹的家里靠炉子取暖，又没有烟囱，常烟雾缭绕，摄影师们就利用烟雾，来凸显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但，就是这样的环境，就是这些令摄影师们头晕目眩的烟，哈提兹却在每天吸着，昏暗的烛光，哈提兹每天在其中活着。

她说的土耳其方言摄制组们也听不太懂。他们往往只是拍摄，先根据画面对素材进行编辑。当那些古老的语言被翻译出来，他们才发现惊喜。哈提兹问母亲，你能想象春天的到来吗？母亲却反问：有春天吗？太多冬天已经过去了。此间诗意和暗藏的生死之辩，令人意想不到。哈提兹并非不期盼别种生活。

在邻居把一切都搞砸后，她陷入了困境。她对邻居家懂事的儿子说，如果我有一个你这样的儿子，一切可能会不一样。她问母亲，当年上门提亲的人，都被你拒绝了吗？绝望中她忍不住去向往另一种生活，期盼从未有机会组建的家庭，期盼拥有一个可以站在自己一边，支持自己的亲人。 

最终所有人都离开了，她却举着信号不好的收音机，流着眼泪听一首英文流行歌。画面半明半暗，她有一张来自古老部落的脸，她耳边是现代社会的歌。

来源/北京国际电影节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