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30日富山县确诊第一例新冠病例到4月14日，富山县已经有55位确诊者了，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口密度远低于东京的地方来说，增速绝对不算慢了。所以我写写富山的疫情，大家也许能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一下日本此次的应对。

可能中国的朋友通过媒体了解的日本新冠疫情主要是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对于富山县这种“偏僻”地区报道很少。富山位于日本海侧，开车到东京和大阪都要五、六个小时，在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里，富山是倒数第5个发生疫情的，但我也从来没寄望它会最后一个出现疫情，毕竟比起鸟取、岛根那些地方还是热闹多了。

富山地理位置

首例出现，省长和市长却忙着打架

3月30日富山县出现了首位确诊者。富山市内一个20多岁的女性在21日参加了京都产业大学（简称京产大）一个研究班的毕业庆祝会。该研究班的3个学生从欧洲旅游回来后确诊了新冠，所以29日京都市政府通知富山市，她是3个学生的密切接触者，于是富山市政府对她进行了PCR检查，结果阳性。京产大屡次呼吁学生不要去海外旅游、不要聚会等，可是这些学生不听话，结果传播了病毒，参与毕业会的20多个学生不负责的行为受到了舆论的严厉批评。

富山市政府要调查详细行动记录和密切接触者，并计划于31日10:00开发布会公布详细内容。可是30日晚上9:30，富山县知事（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知事相当于省长）先开了发布会。因为日本的县级比市级大，富山市是“中核市”，市政府负责富山市内的福祉保健事宜，富山县政府管其他市的保健事宜。本来发布会是应该由富山市政府开的，可是富山县的石井知事在没有详细信息的情况下先开了发布会，批评市政府“公开的信息太少又很慢”。他的主张是，因为年度调动和上学，移动的人很多，所以公开信息要快。

31日富山市长森出席了发布会，他本来没有计划出席，可是前一天石井知事批评了市政府，他特意出来反驳，并强烈地批评了石井知事越过权限。他的主张是：涉及很重要的信息不能马虎，调查后才能发布正确信息。

左为富山县石井知事，右为富山市森市长

富山人都知道石井知事和森市长水火不容，每次总互相批评。新冠进入富山时，他们还互相攻击，媒体也报道了，大家都想怎么在紧急情况下还不能同心协力共同抵抗病毒呢？富山县的“新冠狂躁”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新冠来到身边，我竟然要靠“流言”确认

3月31日晚上县政府公布了第二例患者——位于南砺市北陆医院的一个护士也得了病，她24日和第一例患者在富山市内吃了饭，还有两个朋友也在场，她们也都得了新冠。富山县内的第二例到第四例都和第一例吃过饭。

第五例也出现了，是从爱知县搬过来的20多岁男性，要在富山县当老师，居住在“高冈厚生中心管内（高冈市、射水市、冰见市）”。我住在射水市，看到这条新闻，感觉新冠病毒还是来到这边了。

4月2日早上，几个员工跟我联系说我们养老院附近出了感染者。县政府没有发布第五例的详细信息，反正我需要对策，所以跟经理们说“新冠逼近我们养老院，要确认我们如何应对”，就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

会议结束后，我给市政府福祉部门的一个课长打了电话，问市政府有没有感染者的具体信息。课长说市政府也知道这个流言，可是县政府没有公开信息，所以没有可靠信息。课长还说，市政府的部长也联系了县政府，强烈要求公开信息，可是县政府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没有公开。她还说最后部长的口气跟吵架一样，但县政府死也不公开。我感到有点意外，我认识这个部长，是个很温和的女人，她竟然要吵架，所以一定不寻常。

中午媒体报道，富山市内出现了第六、七例，都是和第一例有关。还有高冈厚生中心管内出现了第八例，下午县政府公开信息，第八例是第五例的家里人。

因为第五例和第八例是我们养老院附近的，下午和晚上员工纷纷向我报告他们所听到的流言，大家的信息是片段的，可是我综合信息来分析，确定了他们的名字、住所以及去过哪个医院（政府已经消毒了第五例和第八例的家和医院）。我们养老院的很多老人也去那个医院，所以我给经理们发了邮件，说明了大概的情况，明天早上要召开紧急会议，确认对策。

4月2日早上开会，我说“把流言当做正确信息来召开会议”。因为昨天已经发了邮件，经理们也了解情况，所以我简单地说明第五、第八的行踪，指示经理们去查养老院哪个老人的家庭医生是那个医院的，最近去了没有。我们员工里也应该有去过那个医院的，所以我说我自己发通知让员工向我报告。另外，我们也确认了如果院内发生了新冠病例，该怎样行动。

我们都有养老院老人的家庭医生信息，马上确定了，有四个日托的老人去过那家医院，但幸亏没有密切接触。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只要客户老人不是密切接触者，养老院就要接受，所以我们又开了会，确认早上去接老人的时候要量体温，没有发烧也没有咳嗽的话才接受，提供服务时要特别注意。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在院内单独隔离，因为这样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和隐私。

富山风景

京产大女生成了富山“毒王”，网友砸了她的家

4月12日傍晚，我二舅来看我，聊了一个半小时。他回去后我看到老婆从北京发来的微信，她3月初回北京后，日本忽然禁了中国的护照，我们只好暂时分隔两地，她时时都在担心日本的疫情。微信是一条新闻的截图：“富山市政府发布消息，和富山市民医院有关的10个人确诊新冠感染。”而不久之后，我又看到了10个之外再多3个的新闻。在富山县的早期感染者大多和第一例“京产大”的女生有关系。现在似乎进入到第二阶段——“富山市民医院”今天新增13人发生了院内感染，加上此前该院已确诊的3例，被认为是县内第一起集团感染。

我在网上找了找富山确诊者的路径图，但没找到，所以自己做了一个。

作者自制图表，追溯富山新冠病例

第1例到第16例的第一代感染者都是去过外地或接触过外地人的，可是第17例以后大部分好像是在富山县内感染的。

第1例是京产大的学生，她3月21日在京都参加毕业庆祝会时接触了感染者，22日坐她父母开的车回到富山。24日她虽然咳嗽，还是跟3个朋友一起在市内的烧肉店吃了饭，结果3个朋友都感染了。还有，烧肉店的一个店员也感染了。

富山第1例京产大的女学生有症状后还跟3个朋友一起在市内的烧肉店吃了饭，结果3个朋友都感染了。

第1例女生的朋友、第3例感染者是个保育士，她继而感染了她的3个同事，不过至今没有确诊的幼儿，是不幸中的万幸。第4例的母亲和男性朋友也感染了。到现在跟第1例女生有关的感染者为10个，她得到了“富山第一”和“毒王”的双冠称号，也有人叫她“新冠酱”，日本人真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萌一下。

此前虽然京产大曾呼吁不要聚会，可是第1例女生参加了她的研究班安排的毕业庆祝会，其中有事后被确诊的从欧洲旅游回来的3个学生（此前大学也一再呼吁不要去国外旅行）。第一例女生回富山后有咳嗽还是跟朋友们吃了饭，她因此成了网民绝好的攻击对象。网民很快就查出她的名字、居住地，她的照片也被扒出来了。据说有极端人士向她家投石头砸玻璃窗，现在她一家已经不敢住在自己家里了。

3个去欧洲的学生参加了研究班的毕业庆祝会和课外活动小组的庆祝会，参加这些庆祝会的毕业生回各地后陆续被确诊，截至4月8日“京产大系”新冠感染者，包括富山的，已达70多人了。

被报道后，京产大收到了数百个辱骂或威胁的电话和邮件，跟这些学生没有关系的大学职员和学生也受了很大影响，比如，保育园拒绝接受京产大职员的孩子，打工的学生被解雇，大学附近的饮食店拒绝学生进入等。

我不禁想起自己在中国留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代表日本人的，缺乏“所属意识”。后来毕业，进了公司，赴任马来西亚时，上司跟我说，“如果你做坏事，当地人不把你看做川口，而看做日本人，一个日本人做坏事，外国人会认为整个日本人很坏，所以你好好做人。”这次我感觉京产大的那些人也缺乏“所属意识”，虽然他们不是犯罪，不过在疫情扩大时还是应该谨慎考虑、小心做事，避免自己所属大学的名誉受到损害。

医生频繁聚会，富山市民医院暴发集团感染

自新冠病毒在日本发生以来，就陆续曝出医院发生集团感染的消息。我没想到富山也未能幸免。

4月9日富山县发布县立中央医院的医生被确诊的消息，他成为富山县第17例确诊者。同一天富山市发布富山市民医院的护士（第18例）被确诊的消息。这两所医院是富山县的核心医院，起初大家都以为医生和护士为了新冠患者奋斗才得了病，不过继而曝出第17例医生3月27日参加了送别会。

富山县民顿时惊呆了，因为有一条消息大家记忆犹新：3月26日东京有40个研修医参加了宴会，参加者包括庆应大学的一个研修医，他31日确诊了，99个密切接触者检查后又确诊了18人。庆应大学此前也呼吁不要参加聚会，可是他们没听。

此后调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富山的第17例医生是在送别会上感染的，但政府呼吁尽量在家的时候他参加宴会是非常轻率的，所以县立中央医院的院长向县民道歉了。而第18例护士感染路径不明。

3月底4月初是日本年度交接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日本人开送别会、欢迎会的很多，可是今年在疫情下，很多人取消宴会呆在家里，反而这些医生却依然参加宴会，确实缺乏防护意识。

4月11日下午富山市发布消息，富山市民医院的护士和住院的患者（第24-25例）也被确诊了。晚上又发布该医院又有10人被确诊（第31-40例），接着发布另外3个有关人士也被确诊了（第42-44例）。

富山市民医院暴发集团感染

让人愤怒的是，其中负责门诊的两个医生(第43-44例)3月30日在富山市内参加了一个职员的送别会，医生的频繁聚会增加了县民对医生的不信任感。

截至4月14日，和富山市民医院有关的感染者为17个，其中16个是整形外科的，县政府认定这是富山第一起集体感染。密切接触感染者的医生、护士等医护人员为176个，其中100多个护士(相当于富山市民医院全体护士的五分之一)要在家观察。医院目前暂停了门诊和急诊，停止住院患者的手术，除非情况危急。这个医院是富山县医疗核心之一，也是新冠指定医院，如果崩溃了真是不堪设想。

还有更让人心酸的消息，富山市民医院的护士，有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下班后不敢回家，在汽车里睡觉。因为周围的酒店不接受“新冠医院”的护士。年轻护士的父母劝他们从新冠医院辞职，可是他们拥有很强的责任感，所以每天都上班。如果他们辞职了，就要发生医疗崩溃了。

如今医院都缺口罩和防护服等，还有很多医生和护士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拼命挽救感染者。在非常时期医院呼吁医护人员不要聚会，可是有些人还是聚会，把自己和同僚都暴露在危险当中。这一少部分人的行为牵连了广大拼命奋斗的医护们，让自己的医院被冠以“新冠医院”的恐怖名称，他们受抨击理所当然。但奋战一线的无名英雄们受到的并不是鼓励和赞赏，而是歧视，我不由得为人性感到悲痛。

实在不行，我们拿竹枪扎死新冠病毒

之前的4月1日，安倍首相说给每个家庭发两个布口罩，有人揶揄说，“Abenomics 安倍经济学，Abe-no-mask 安倍的口罩，Abe-no-risk 安倍的危险”。还有很多人说这就跟“用竹枪击坠美国轰炸机”一样：二战后期美国轰炸了日本各地，日本没有资源，很多工厂又被炸毁，生产不出现代化武器了，所以政府制造竹枪发给国民。

现在，信息、物资（口罩、酒精消毒液、防护服等）都和二战时期一样稀缺：政府不公开信息，又拒绝了从中国进口的物资，所以日本哪儿都缺防护物资。连我这个处在高风险的养老行业的院长恳求官方透露一点信息也未果，请求支援一些口罩也不得。

我小时候，有一个老兵跟我说过他在南方战场，没有食物，所以司令部说“士兵自活吧”，大家自己抓了青蛙、蛇，采了野果之类的充饥。现在政府给我们两个布口罩，就是跟让我们自活一样。我们院的护士开玩笑地说“如果院内发生新冠，我拿着竹枪突击！”

二战时用竹枪打轰炸机，大概这次也可以打新冠？

我真感到现在的日本政府跟二战时期的大本营一样，大本营总是说日军在某某战役中获胜了，退却时说成“转进”，全军覆灭时说成“玉碎”，总之日军一次都没有“输”过，可是莫名其妙，日本最后投降了。现在日本疫情还没有“暴发”，历史会重演吗？

文/川口彰俊

约稿编辑/肖榕

编辑/张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