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飒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拥有自己的心理咨询机构，同时她还是居住在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位居民。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她所在的小区有11例确诊，1例疑似，相比汉口那些重灾区算少的，但在开发区又算多的。和邻居们一样，吴飒也经历了担忧、恐惧的心理过程，尤其是她所在的单元确诊了一例之后，业主微信群里弥漫着恐怖情绪，有些邻居吓得连垃圾都不敢出门扔，也不敢坐电梯，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病毒。吴飒运用心理学专业知识，首先平稳自己和家人的情绪，然后又积极投入到心理援助的公益活动中，为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滞留海外的企业员工提供心理疏导和支持。

武汉封城之前，吴飒的心理咨询机构跟往年一样已经放假，多数咨询师与来访者约定的见面时间都安排在了元宵节以后。因为疫情的不断升级，面谈不得不中断，吴飒负责的来访者中，一半停止了治疗，另一半接受网上沟通的形式。

吴飒说，作为咨询师，正常情况下，在两次治疗之间，他们一般不主动联系来访者，但遭遇此次特殊情况，尤其是一些患有抑郁症或双向情感障碍需要服药的人，整个环境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对他们还是造成很大冲激的。经过商议，同事们都分头去问询自己的来访者：和家人在哪里？是否安全？安抚对方如果感到困难可以随时联系沟通。

“其实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恐惧焦虑，有的咨询师家里就有亲人确诊了，她本人也在隔离，情绪很沮丧低落。再加上看到一些新闻或信息的时候，愤怒，悲伤等等各种情绪都会涌现，来扰乱我们的内心，我们就定期相约一起上线，互相陪伴、互相打气，先稳定好自己。”

吴飒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武汉封城初期，人们都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还比较能“扛”，反而是进入3月份，外界紧张状况开始有所缓解，此刻内在受到扰动的情绪更容易释放出来。

早在2月，吴飒所在的机构就加入了武汉市心理援助的志愿者活动，一是接听面向大众的心理咨询热线，另一个就是为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支持。

“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是这次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我平时在东院的精神卫生中心给病人做咨询，疫期卫生中心组建了一个为医护人员服务的团队，我也加入了。”

接听热线电话初期，吴飒感觉首先是求助的人并不多，就算打来电话，也不是谈心理上情绪上的问题，更多涉及实际生活的困难，比如看病难、没有病床等等。

“这很符合心理创伤发展的规律，刚遭遇打击时人会调动全身的力量去防御，比如普通人要先解决看病问题，医护人员要先抢救病人，等于是把自己的情绪先封存起来了。”

还有些人变得很多疑，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吴飒就倾听他们宣泄、倾诉，然后告诉对方有哪些渠道可以了解这种病，或者利用自己的资源尽可能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而对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说，在疫情最严重的的时候，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工作量过大，得不到休息，整个人处于透支的状态，同时伴有担心的情绪，尤其害怕影响到家人。

“还有一些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早期时在家隔离，他们来求助是因为有一种挫败感，认为自己的同事战友还在一线奋战，可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很无力。”

吴飒感到这些一线的医护人员，每天面对病患，常常经历一些悲惨的场面，身体上和心理上遭受双重的冲击，“我们提供的建议就是希望他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要做一些自我关怀，哪怕一天抽出20分钟，不考虑别人，只考虑把自己照顾好。”

随着疫情的发展进程，吴飒参与的心理援助的方式也更多样化起来，除了一对一的形式，还增加了团体的活动。他们会把医护人员分成小组，借助网络带领他们一起冥想、绘画、做手工，“团体活动会给他们归属感，说到底就是陪伴他们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为企业提供心理支持服务是吴飒所在机构的另一项工作内容，虽然目前武汉还没有复工，但随着国外形势的严峻，一些国企派驻在海外的员工出现了不安和焦虑，希望寻求帮助。吴飒和同事们针对他们开通了几个时间段的热线服务，提供一对一的干预。

“这些海外员工的压力，一是来自当地存在的对华人一定程度的歧视，其次是国内的情况正在好转，而国外越来越严重，他们因为工作无法一走了之，更有一种进退两难的不安全感。”吴飒就以自己身处武汉的亲身感受，安抚他们做好防护，不要过度恐慌。

眼下，吴飒居住的小区里，患新冠肺炎的患者只剩一个还未出院。笼罩整个城市的紧张氛围也逐渐舒缓，不少前来支援的医疗队正陆续撤出武汉。但像她这样从事心理工作的人认为，武汉人的创伤不容小觑，特别是汉口这样的重灾区，很多家庭失去亲人，孩子失去父母，之后的心理重建工作任重而道远。

“我们鼓励失去亲人的人去哀悼。创伤的东西如果不被哀悼出来，一味压制下去，危害将特别大。我们心理工作者的力量只是一部分，尤其对于孩子，需要政府对他们进行妥善的安排。我相信国家很快就会启动修复创伤的一系列相关项目。”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颜菁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