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摄了《琅琊榜》《伪装者》之后，胡歌有一段时间陷入了迷茫期，他希望尝试一些有突破的角色，让他有创作的冲动。这时候，他遇到了导演刁亦男，然后合作了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12月6日，这部影片公映，圆了胡歌一直以来的文艺片梦想，他终于拍摄了一部转型之作。

“小火慢炖”找到新的表演方法

胡歌记得当初是在上海的一家餐厅见到导演刁亦男，之前刁亦男通过朋友找到他时，他还挺惊讶，自己一直在电视剧领域耕耘，现在有一个著名的文艺片导演找到他，“我有一点受宠若惊”。说起导演刁亦男为什么看上胡歌，是因为他家附近阿玛尼店面上的广告，胡歌俊朗帅气的形象让他眼前一亮。后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造型粗犷的胡歌，刁亦男觉得，这个演员身上具有不一样的两面性。

这些年，胡歌拍摄电视剧，采用的都是急就章的演法，时间紧、强度大，无法好好准备角色，现在接拍电影后，他终于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好好沉浸到角色里面去。“电视剧对演员表演是速成的，但电影像是小火慢炖，我希望通过拍电影可以去找到新的方法和感悟。”

影片中，胡歌饰演的周泽农是一个通缉犯，他本来是盗车团伙中的头目，因为抢地盘卷入争斗，结果误杀了一名警察，不得不逃亡。其间，他的命运跟两个女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性格复杂的角色，在胡歌的心中，周泽农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男人，他最后的挣扎就是希望在被捕前能够拿到30万悬赏金，给老婆和孩子一点补偿。

刚开始拍的时候，胡歌还有一些担心，怕自己达不到导演的要求，但导演刁亦男明确告诉他，不会轻易放过他，因为他要对作品负责，也要对胡歌的表演负责。

胡歌首先在外形上让自己接近周泽农，他要去晒灯，让自己皮肤变得黝黑；要去减肥，让自己身材更加有肌肉和力量；还要去学武汉话；更重要的是，他需要走进周泽农的内心世界里去。有一次导演在现场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很诚实地跟导演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有压力。”但胡歌不会去刻意回避这些，因为这些负面情绪或者身体上的感受，和片中周泽农在逃亡过程中如同惊弓之鸟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这正是人物所需要的内心不安感。

一开始，胡歌认为周泽农是一个行为邋遢的男人，但在试装的时候，导演告诉他，其实周泽农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他的皮鞋是干净的，穿的是笔挺的西裤，还系着一条不错的皮带，头发也梳得干干净净。知道了这些，让胡歌更加理解了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他并不是十恶不赦的人，至少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他还是希望能负一些责任的。

进组以后，导演就要求演员围读剧本，等胡歌看完剧本，抬头一看导演，发现刁亦男泪流满面，他已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通过这些细节，他渐渐地理解了导演，也逐渐走进了角色。

“达到极限”多了一份淡定

影片中，周泽农开枪误杀警察的戏是这个人物性格的转折点。周泽农被一个拿枪的对手追杀，从省道堤坝上滚下来，落到一个水洼里。这场戏，胡歌拍得筋疲力尽，体力和精神都达到了极限。但也是这场戏，成为了胡歌片中表演的一个分水岭，“我觉得整个人就打开了，那个状态和周泽农是最接近的”。

对胡歌来说，最难的部分就是说武汉话。剧组给他请了一个语言老师，他学过一阵后，自认为说得跟老师一样好，但老师却认为还不地道。有一天胡歌对老师说“我来教你说上海话吧”，他想体验一下当老师的感受。角色互换后，胡歌很快明白，之前自己只注意说武汉话的节奏、语音和语调，却忽略了音高，找到这个窍门，之后在学习的过程中效率就高了很多。

周泽农在片中有一场赤裸上身的戏，他中枪后，需要用绷带自我包扎。为了让角色看上去精瘦一点，胡歌在表演前很早就不喝水，这样腹部看起来干瘪一点，他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憔悴、精疲力竭的状态里。

很难得的是，影片采用顺拍的方式，胡歌之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剧组。这对演员的创作特别有帮助，因为从头到尾，演员的整个情绪是连贯的，完全不需要像之前的拍片为了接戏，不得不把自己的情绪断开。“当然，前提是有一个强大的投资方，能够允许我们这么任性地去创作。”

周泽农作为盗车团伙的头目，自然少不了很多骑摩托车的戏，这一点完全难不倒胡歌，因为生活中他就是一个摩托车爱好者。第一次去制片人沈旸的公司楼下拿纸质剧本，他就是骑了辆摩托车去的，沈旸看到胡歌时还被吓了一跳，胡歌当时开玩笑说自己是来取快递的。“我觉得平时掌握一门技术，对拍戏还是有用的。因为好多演员都摔了，就我没摔。”

影片是在武汉周围拍摄的，拍摄时正是高温天气，武汉的炎热让胡歌始终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里，让他几乎分不清现实与梦幻的界限。“我时而是我，时而又是周泽农”，他认为，这个故事就应该发生在武汉，如果去别的地方，就拍不出这样的感觉。拍完这个电影，所有人都说他变了，“我发现我好像比往常多了一份淡定，这是周泽农这个角色带给我的”。

通过6个月的拍摄，胡歌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快乐，“我又重新喜欢上表演这件事了”。

文/北京晚报记者 王金跃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