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对外关系史上的地位,过去有一种错觉,好像长期的分裂与动乱造成了对外关系的中断和对外交流的低落。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方豪先生《中西交通史》都有这样的论断。他们认为在中西交通史上,这是一个衰落时期。方豪先生说“北朝曾将西域交通完全隔断”;张星烺先生则说六朝时“干戈云扰,全国鼎沸,中原沦于异族,而汉族仅得保有长江流域。陆地通西域既绝,而海上交通至是记载渐详”。事实上这也是许多人的印象,向达先生《中西交通史》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笔带过;白寿彝先生著《中国交通史》共分五篇,第二篇为“秦汉时代之交通”,第三篇则直接跳过魏晋南北朝,讲“隋唐宋时代之交通”,完全忽略了这一时期对外交通的发展。这种认识不符合历史的实际,这一时期对外交通继续扩展,对外交流从未停止,而且是持续升温,不断推进。
新时期以来,这种认识有所改变,研究对外关系史的学者越来越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这里不加详述,可参看本书第一章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关系史研究四十年综述。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发展时期,这个发展是相对于两汉时期来说的,这种发展可以从交通、交往和交流三个方面来考察。
从交通方面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时间段,表现为在汉代以后传统丝路的利用之外,新的交通路线的开辟和丝路的延伸。魏晋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描述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线云:“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当为‘国'之误)。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他记载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至大月氏的南道,经故楼兰、龟兹至葱岭的中道,从中道继续西行至大宛、安息、条支、乌弋的道路,从玉门关西北行经车师、高昌至龟兹与中道合的新道,又记载了至大秦的陆海交通道路:“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还记载了入天山北路的北新道,由此西行至乌孙、康居、大秦和众多游牧部落的草原路。鱼豢的记载大体反映了两汉至魏晋时期的中西交通,显然是大大发展了。经过400年左右的分裂动荡,中西间的交通并不是停滞了,而是发展了。隋代裴矩《西域图记序》记载的西域三道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此序写于隋代经营西域之前,当时炀帝委派裴矩到张掖主持互市。裴矩博览众书,访采胡人,获得丰富材料,撰《西域图记》上奏炀帝,炀帝据此开始对西域的经营。因此,这里的情况实际上反映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西交通路线。序中的“西海”并非指一地,而是指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反映了当时中国与域外的交通已经到达了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叙利亚、伊朗等地,而且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是自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丝路交通形成的新局面。
从交往的域外国家来看,两汉时不过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通交和贸易关系。三国吴时朱应、康泰出使扶南,经历“百数十国”。在北方,北魏是对外交通和交流的高潮时期,与之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达90多个。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西域交通云:“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在南方,梁朝是对外交往的高潮时期,梁朝更多地利用了海上交通,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交往。《梁书·诸夷传》云:“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正是有感于大量外国使节入华,梁元帝才绘《职贡图》以形象化地展现对外交往的盛况。
从交流方面看,一方面是经济贸易,一方面是文化交流,内容都较两汉时期大大拓展而更加丰富了。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传至域外,域外的物产如植物、动物、器物、香料、医药、珠宝传入中国,以供观赏和实用。佛教虽在两汉之际已经传入中国,此后一百多年悄无所闻,汉末西域僧人入华,逐渐显露头角,但直到西晋时都城洛阳佛寺不过40多所。佛教真正大发展是从东晋开始的,东晋南北朝被梁启超称为佛教的“输入期”,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逐渐融入中华文化的肌体。北魏时洛阳城内外佛寺1000多所,孝明帝正光以后“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南朝梁武帝崇信佛教,掀起一波又一波崇佛热潮。大量域外僧人入华传教,众多中土高僧西行求法。佛经被大量翻译,据统计,这一时期翻译的佛经达1600多种。流行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也传入中国,被称为祆教。随着佛教、祆教的传入,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的艺术也传入中国。佛教石窟、寺院建筑,宗教绘画、雕塑,西域乐舞进入中原地区。
总之,从交通、交往和交流等方面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关系的发展是空前的。研究中古史、丝绸之路和古代对外关系史,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在两个大一统时代之间的400年左右的这个时期,不仅在前一个时代的基础上开拓前进,而且孕育着后一个时代的恢宏气势。它绝不是两个高峰之间的一个低谷,而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浪头,这个浪头高过汉代,又为隋唐的大浪蓄积声势。但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和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也有特殊的困难。这是一个长期处于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先后出现过30个政权,每一个政权都与域外有联系,头绪纷繁。没有一定的潜心研究和积累,其中的人物、事件便是云里雾里,如一团乱麻。这是研究的困难之处,但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与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笔者近年来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若干成果,整合为这本小书,不足之处,敬请学界不吝批评,多加指正。
选自《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与对外关系史研究》石云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九色鹿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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