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是古已有之的文类,近世尤盛。大抵乐见韵事,喜闻隽语,人情之常。不过,考察掌故勃兴的年代,似乎还都是所谓“王纲解纽”的转型时期。按照布洛赫的说法,人对历史的兴趣,出自回溯过往的本能。是否在动荡不宁的大时代中,大家更热衷于抚今追昔,又听厌了正史的喧嚣,反倒在稗官野史、故老流传中,能寻得别有盎然兴味的一片天地?
掌故有什么用?答案是没什么用。掌故讲的都是些“冷知识”,对于现代人而言,没有皮肤感觉的知识,只能沦为小众的秘藏。不过,冷饭翻炒,转成佳肴,这样的做法也未必行不通吧?我曾有篇小文,为自己“炒冷饭”辩护:
现在有了电脑,有了网络,还有了搜索引擎,冷知识还能让我们快乐吗?我写过一些掌故文字,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很好。也有人说:这跟现实有什么关系?我听了前一种评论,就很得意;听了后一种说法,感到惭愧。这说明我也是一个冷知识崇拜者,而且对社会毫无贡献。
关于冷知识的用处,我是这样想的:冷知识不应该是为了解而了解的,它应该参与一种精神活动,把自己变得不再是冷知识。昨夜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讨论中国电影到底是不是1905年诞生的。这个论题单摆浮搁着,就是一条冷知识。我看中国电影,只问它好不好看,谁管它多少岁了?呦,整一百呀,来,多给个红包。像话吗?拍电影的人也不会想:中国电影还没到一百年呢,咱们省点劲儿。
如果你像我一样,对1905年前后的北京有所研究,你就会想象:一个穿竹布大褂、梳着油光大辫的北京人,走在前门大栅栏的街上。他掏出十文钱,走进大观楼,看见小叫天谭老板,在一块白布上演《定军山》,他的精神生活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人会说:哼,洋鬼子玩意儿,等老团(义和团)回来,一准把你们抵制了!也有人会想:这个东西真不错,人的影儿会留在布上,还能动换!对于1905年的北京人,中国电影有没有出现,有着切肤的感觉。对于一百年后,像我这样喜欢想入非非的人,它也不是冷知识,而是一种温热的感触。
掌故的写法,一直变化不大。比较《今世说》与《世说新语》,形式相似,却有“天然”与“做作”之别。“五四”诸家攻讦古文,首重叙事,即在于以上古之言语,叙今世之人事,就失了朱文正公“活泼坡地”的真味。至于议论、辞赋,古文别有洞天,自成世界。当然不该一笔抹杀。
有网友说,《野史记》的最大好处,就是把枯燥的历史化成了东北二人转。俺不是东北那嘎达的,但是这些小文的叙事感,确实受益于张寿臣、侯宝林、刘宝瑞诸大师,还有表演工作坊、相声瓦舍对口语叙事传统的传承发扬。有时候,则是想将古事写出新闻特写的感觉来。总之,是想从史实中觅出“有趣”二字来。
《野史记》书名显然是语含双关。是“野史·记”,还是“野·史记”?
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有许多章节,信笔写来,只敢说是“稗官之言”,不敢妄称“盖棺之论”,否则岂不要惹出若干笔墨官司?好在所写事端,均言出有据,即或是谣诼无稽,在下也不负造谣之责,顶多是传谣。
至于说此书是“野”的《史记》,难免攀附之讥。想那《史记》,乃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世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是何人,竟敢僭称其名,唐突前贤?
《史记》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一方面,它是“前四史”之首,历代正史的滥觞;另一方面,它一问世就被人骂成“谤书”,而且又写了许多后世正史未尝经意、未必敢写的内容。有人声称中国人至爱、中国知识精英至恨的武侠小说,也当从《刺客列传》谈起。
事实上,太史公此书中许多史料,皆得自传闻,而如许绘声绘色的描写,倘非出自作者想象,有谁见来?因此,《史记》不仅为正史之首,同样也是野史之源。
后世的各类野史,也只不过是更“野”的《史记》。我这本小书,是“兔子的汤的汤的汤”,当然就更加野马分鬃,野渡无人,绿野仙踪,野得没边没沿了。
在我看来,野史本来就是形之于文的野老故事,莫说民间的传闻、后人的补记,即使是当时当世的报刊记载,也不敢说一言九鼎,泰山不移,多少总有传说的成分。而上述这些,正是本书的资料来源。
野史里有没有真实?周氏兄弟都说过,爱读野史,因多读野史,反可以得到许多正史中见不到的真相。传说倘可补正史之阙,发正史之隐,称为“野·史记”又有何妨?倘或是荒诞失实的传闻,那也不过是“野史·记”而已,何必认真?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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