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艺术史大家贡布里希（ E. H.Gombrich，1909-2001）出版于1950年的《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真正是一部名满天下的杰作：迄今已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销量突破千万册。其清晰、可读、有深度、叙事连贯已成当今衡量其他艺术史入门读物的标准。英国有几家杂志2000年发布过一项20世纪影响人类的百部著作书单，艺术类只此《艺术的故事》一种。
封治国：《艺术的故事》布面油画，2019年，中国美术馆藏
怎么成了“艺术发展史”呢
《艺术的故事》中译本也已经风行中国30多年。那天我让DeepSeek梳理一下贡氏这本名著在中文世界的传播史，它总结得大致靠谱，但也有一项重大缺漏。也就是说，有一段至关重要的阅读与传播史它竟然不掌握。我当然知道其中的“奥妙”，于是有此文章。
那DS说道：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是一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艺术史经典，其在华文世界的传播史始于1970年代台湾地区的整本书首译，但真正的转折点是1999年范景中翻译、林夕校的三联书店版的问世。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是推动贡布里希著述在华文世界传播的核心人物。他不仅是艺术史学者，也是优秀的翻译家和学术组织者。他的译本精准、流畅、典雅，完美传达了贡布里希清晰睿智的文风。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推出了新的简体中文版，大幅提升了插图质量。虽然台湾地区也陆续有新版推出，但整体上范景中译本在学术严谨性和影响力上依然具有标杆价值。这本书已远不止是一本艺术史教材，它是一部塑造了艺术认知方式、推动了人文学科发展并持续引发思考的文化经典。
说得相当到位。然而，关于“转折点”的年份却大有问题。说“1999年”就太迟了，至少还得提前十多年。
贡布里希这部名著在中国传播的真正转折点，应该是1988年。这年的4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历经5年漫长的编辑过程后，终于出版了范景中译、林夕校的《艺术发展史》。此书先据英国费顿出版社1956版译出，据1979版增补。后来福州林小燕女士提供1983年版做底本迭代，贡布里希先生也专门让人捎来最新的1984年版给他们参照。之后林夕又据法译本、日译本校订。此译本有作者正式授权，有贡布里希专门写来的中译本前言，有译者十余万字的详尽笺注，已是一部学术含量极高的艺术史译著。
然而，原书名“The Story of Art”，中学生都知道应该译为“艺术的故事”，怎么中文版成了“艺术发展史”呢？也难怪DeepSeek会发生“生成偏误”，误断“转折点”年份：都是书名惹的祸。
用崭新的眼光去领会作品
范景中1983年年底就已经译毕《艺术的故事》了。
他1951年生于天津，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读哲学，1979年又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攻读艺术理论硕士研究生。那是一个让他兴奋又困惑的年代。洪再新就曾回忆说，1982年春他到浙江美术学院读研究生。报到第一天中午，他刚进宿舍，范景中就来长谈：“整个下午，都在谈一个梦想，那便是在中国建立起作为人文科学的艺术史学。他嘱咐我在了解现代艺术史学发展时，留意海外的中国画研究。”
可是，范景中来到杭州，他的困惑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原以为美趣横生、妙理无穷的美术研究，竟依然是枯燥的套路：某个朝代，某位著名画家，有什么著名作品，考一下他的生卒，排一排作品编年，再研究一下作品的流传与真伪。然后再换个朝代，换个画家，继续考，继续编。美术史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学它？除了个人兴趣以外，它对社会有什么用？于是他想知道，这个世界其他地方是怎么做美术史的？
中学时范景中迷恋过一段宋词，本来要学着写，结果最后成了研究，掌握了一套从目录学入手探寻学术脉络的方法。他开始循此路径寻访西方美术史文献。翻阅《牛津艺术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t）时他发现，这部水准极高的经典工具书，在参考书目中列出了一位名为E. H. Gombrich的学者的四种书：一、《艺术的故事》（工具书和通史著作部分）；二、《艺术与错觉》；三、木马沉思录（理论和评论部分）；四、《规范与形式》（文艺复兴部分）。这让范景中惊叹不已：作者是何方神圣，竟然在三个领域都有专著进入参考书目？而且，一部讲艺术故事的书，怎么会同多卷本《世界艺术百科全书》这样的皇皇巨著同排并列？
他继续翻查西方其他美术史大师级专著后面的参考书目，发现“恩斯特·贡布里希”的名字出现频率非常高。“这一定是个重要人物。”范景中开始去浙美图书馆借阅贡布里希的书。他先找到1956年费顿版《艺术的故事》，一读之下，惊为天人：“这是一部文字非常浅近而思想非常深刻的书，它要写出一种惊奇感，要让我们用崭新的眼光去领会作品。”“这部书的魅力，就是它的结构之美。它相当清晰，相当完整，一章接一章，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有一气呵成之感。又像一部小说，因为它似乎隐藏着一条线索连带着情节而层层展开，不像一般的史书让人有豆腐块堆聚的感觉。”
他后来还引过1950年英国一位学者发表在当时《泰晤士文献副刊》上的评论：“贡布里希学识渊博，可他表达得不露声色，只有专业的学者才能感觉到，他几乎对每一个论题都给出了崭新的见解。他能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整体气氛。这部肯定为人广泛阅读的书必将影响一代人的思想。”
赵毅衡见识过正为发现贡布里希而兴奋不已的范景中。他说那个年代在高校读研究生，到哪个学校都有“同学”接待你。“在宿舍里给你找到床位的、到饭堂里打饭给你吃的朋友，期待的回报是彻夜长谈：谈正在读的书，谈正在让自己激动的思想，谈各种我们自己都一知半解的理论。”赵毅衡记得那年到杭州，“忘了旅行的具体目的，只记得那是个奇热的夏天，宿舍里无风扇——在西湖边上找到了浙美，找到了范景中、邱振中。范景中当时正迷恋贡布里希……”
范景中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动手翻译《艺术的故事》了。何止是翻译，他还有个“远大理想”：
在全国几所高校普及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一方面想出版此书，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讲课使之在美术学院传播开来。我甚至还想接受四川一所大学的邀请，去讲《艺术的故事》。”
正当他为自己的选择踌躇满志时，另一个他必须做出的“选择”差点击碎了这一切。
回到特定“情境”下才可以理解
多少年之后，范景中一想起那个他必须做出的选择，就会提到1983年冬天一个飘雪的日子，“我坐在雪色明美的窗前，望着窗外纷然飘落的大雪把景物装点得洁白美丽，不觉出神，忽然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惆怅。”那时他当大学老师正起劲，学校忽然通知他，要么去做《美术译丛》主编，要么服从其他安排。他无奈离开美术史论教师岗位，选择了主编一职。现在看来，这倒是一个“神选择”，不然，贡布里希著述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图像学术语与方法在学术界的普及、高校艺术史学科的发展乃至贡布里希藏书的捐赠，都可能是另一番面貌。
不过他当时念念于心的还是译稿的命运。“那时出书不易，稿子闲置在出版社，无人审阅。兴衰无聊中，忽生为书作笺之念。”于是开始为《艺术的故事》作笺注。他想起伊川先生的话：“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毁于异端。”他想通过笺释，把手边零碎、散乱的观念和词语，枝分流别，参酌古今，一为年轻学者读《艺术的故事》开辟一个登堂入室的门径，二来也方便带领普通读者走向一个更广阔的知识世界。
或许就是在此时，书名翻译问题成了一个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1986年6月他为“一直在出版路上”的译稿写“译者后记”，也专门提到书名：“本书原名The Story of Art，中译难得确切。”为什么一个十分容易译得准确的书名，中译却“难得确切”？
范老师前几天短信里给我解释说：“书名的拟定考虑了当时的情境。”
他这是在运用贡布里希“问题情境”理论来考虑书名是否“确切”了。
贡布里希把波普尔的“情境逻辑”理论引入到艺术史写作，提出艺术演进是艺术家在“问题情境”中求解的过程：艺术家的创作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响应由艺术传统自身提出的技术或形式问题。艺术不是抽象实体，而是艺术家在具体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行动痕迹，其价值在于对传统所提问题的原创性回应。贡布里希说：“我的奢望始终是提出问题，而不是结束问题。”《艺术的故事》因此堪称一部“美术问题史”。
而范老师所说“当时的情境”又何所指？其一，当时市面上充斥着以“某某的故事”为名的通俗读物，“艺术的故事”一名容易遭轻视或忽视。通俗作家房龙也写过美术史通俗读物，而且可读性很强。但“《艺术的故事》的深刻性却是房龙的《人类的艺术》望尘莫及的”。其二，虽然贡布里希当年是为青少年写作此书，但以1980年代初中国的读者而论，别说青少年，艺术家、评论家等专业人士都未必能轻易读懂此书。译者想译给专业人士看，这与著者的读者设定发生了“错位”，书名需不需要重新拟定？其三，此书的确主要讲的是西方艺术随着功能和艺术问题的不断改变而发展的历史，称之为“艺术发展史”毫无问题。
所以，范景中和贡布里希通信讨论之后，《艺术的故事》中文译本的主书名就改为“艺术发展史”，“艺术的故事”作为副书名出现。贡布里希还告诉范景中，他也曾为意大利译版《艺术的故事》建议过其他的书名。
“当时的情境”还包括困扰艺术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创新。范景中于是到处去讲：“《艺术发展史》从头至尾就是讲艺术怎样创新、艺术的风格怎样变化、一个新的风格怎样取代旧的风格，所以这本书最适合艺术家来读。”
后来范景中对此有过反思：“我们当时翻译的时候没有想到是给一般读者来读的，这本书在西方是给15岁以上的人读，而我是想给年轻一代的美术史家来读，所以翻得比较拘谨。如果现在再来译的话，语言会更轻松更俏皮一些。”
把一本英文的青少年读物翻译给艺术家阅读，这样一种“错位”也只有回到1980年代初的特定“情境”下才可以理解。范老师回答我关于书名的问题时解释说，1990年代末，出北京三联版时，由于各方面情况都发生很大变化，贡氏理论也已为人所熟知，我就决定删除注释，直译书名，此种改变一直延续至今。
巧合抑或奇妙的是，《艺术发展史》出版前后，市面上另有两个未获作者授权的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中文译本，它们也都不叫“艺术的故事”。一个叫《艺术的历程》（党晟、康正果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一个叫《世界美术之旅》（马文启、平野译，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这两本译著的作者也不叫“贡布里希”，而叫“冈布里奇”。
大师与译者共同入画
我是1989年经朋友介绍开始想攻读《艺术发展史》的，说实话，读得似懂非懂。
我又从人民大学图书馆借来贡布里希的《艺术与人文科学》《艺术与错觉》《理想与偶像》等，尝试理解并接受贡布里希的观点。我因此也开始关注范景中教授，越来越觉得他的学问视野、人格境界和他的翻译水平一样令人敬佩。1992年来到深圳后，我迅速将当时能买到的中文版贡氏著作配齐了。除上面提到的数种，我在深圳和广州还买到《图像与眼睛》《秩序感》《艺术与科学》《木马沉思录》《理想与偶像》《象征的图像》《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偶发与设计》等等，还有范老师的文集《图像与观念》。
我一个美术史“门外汉”，尚且追星一般追买贡氏著作，可见范景中和他的朋友们坚持多年的译介贡布里希在我们这里发生了多大的影响：那早已从专业圈子溢出到普通读者群里了。
后来我才知道，1990年代初我到处搜集贡氏著作中译本的时候，范景中却经历了一场几乎致命的病痛。所幸治疗及时有效，终得转危为安。他本来已准备应贡布里希邀请去英国牛津读博士，也有机会应高居翰邀请去美国伯克利做访问学者，结果都因重病而成莫大遗憾。
为了翻译《艺术的故事》，范景中1984年开始和贡布里希通信。生病之后，他曾写信给贡布里希说，自己本来想借到牛津大学读书的机会去拜访他，现在去不成了，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了。几年之后，贡布里希知道范景中病情有所好转，就一直找机会要见他一面。令人欣慰的是，1994年二人终于在德国相见。
贡布里希那年获得了“歌德奖”。此奖由法兰克福市每四年颁发一次。诺贝尔奖未能包括美术史研究领域，美术史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歌德奖”。贡布里希就请法兰克福市市长邀请范景中来参加他的授奖仪式。这年的8月28日上午10点半，范景中进到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授奖仪式会场，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那是第一排右边靠中间走道的第一个座位。他环望四周，只有他一个中国人。
多年后范景中回忆说：“快到十一点时，贡布里希由他的夫人、法兰克福市市长还有汉堡大学的瓦格纳教授陪同，进入会场。他们从我旁边的走道走过来，大家都很自然地回头朝他们看，贡布里希却一直用目光寻找我。看到我以后，他对我笑了笑，举手打过招呼后才坐到中间自己的位置上。……最后是贡布里希讲话，他年纪太大，坐在台中间预备的椅子上讲。他坐定以后，又专门冲我招了招手，听众的目光也移向了我。演讲过后，大家转移到宴会厅，位置也都是指定的。……贡布里希接过奖金，开始答谢。他说……我还是非常感谢你们给我颁发这笔奖金。贡布里希略微停顿一下，接着说，我也非常感谢在座的一位中国朋友——范景中教授，他把我的书译介到中国，使我的书拥有了中国的读者。听到这里我非常感动，也感慨很深。”
对贡布里希和范景中终能相见一事，非常感动也感慨很深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的博士封治国。他现在是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油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创作过一幅油画《艺术的故事》，描绘出一幅贡布里希与范景中两位艺术史家在一起的场景。此作品获得了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银奖。
我看这幅画，想到的不止一个故事，而是很多故事：一本书的故事，一个深爱中国文化的西方艺术史大师的故事，一个立志革新美术史写作与教学的东方青年学者的故事，一个历经波折的中译本的故事。我看这幅画，先看到端坐在沙发里的贡布里希，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本掀开的大书，不知是他哪一本大著。然后看到站立在贡布里希身旁的范景中，他右手握着一本16开黑色护封的精装书，正好让我们看得见书名。不用细看，我就知道这本书是《艺术发展史》。我对这本书太熟悉了。
可是我定睛细看，书名竟然不是《艺术发展史》，而是《艺术的故事》。
封治国比DeepSeek更明白这两个书名的关联，所以，他在以《艺术的故事》为题的油画里，为画中那本叫做《艺术发展史》的著名译本，换回了《艺术的故事》的本名。他以修正历史的方式贯穿了历史。
我问范老师对油画中这一书名的改动怎么看，范老师说：“改动得很好！亚里士多德说，诗比现实真实，因为它揭示普遍真理。绘画也可作如是观。”
（胡洪侠）
编辑/汪浩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