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昏暗，一艘小渔船完成作业返航，在距离岸边还有不到10海里时，险些撞上退潮时露出、涨潮时隐没的巨大沉船船头。这艘重达2263吨的庞大船只沉没后斜插在海底，时隐时现，像悬在每一位渔民眉心的刀子。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天津海事法院、唐山检察院和曹妃甸海事局等多部门紧密协作，历时数月，最终于2023年成功清除这艘84.7米长的沉船，消除了渔民们的“心头之患”。

2023年7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与天津海事法院召开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座谈会。

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六届京津冀司法协作交流会，发布了6起人民法院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典型案例，此案被列为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典型案例之一。

津冀两地多部门携手 消除唐山渔民“心头之患”

一艘货轮自曹妃甸港起航后不久，于该港东锚地北侧沉没，幸无人员伤亡。尽管船东委托了打捞公司，但打捞工作长期停滞。

一次退潮时，渔民张先生返航途中险些撞上一个巨大黑影，近看才发现是沉船。此事引发关注，唐山检察院接到举报后介入调查，查明沉船内存有约2.6吨轻油和200公斤机油等危险废物。虽然船东曾派潜水员抽走油舱燃油，但经勘察核实，油舱及管道内的残余物仍对津冀海域生态构成威胁。更严重的是，沉船位置靠近养殖区，且位于繁忙航线上，极大威胁过往渔船、货船安全。

唐山检察院遂向京津冀唯一的海事法院——天津海事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决航运公司限期打捞沉船，恢复海域原状。

去年4月，因航运公司逾期未完成打捞，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由天津海事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刘树立承办。“沉船打捞公益诉讼执行案本就少见，这起案件是渤海区域首例。”刘树立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

他接收案件后，立即联合海事部门、唐山检察院现场勘察。“船长达84.70米，宽13.20米，总重2263吨，深陷淤泥，打捞难度极高。”他说，勘察期间，周边养殖户和渔民纷纷赶来，诉说沉船造成的损失与航行危险，向法官求助。

鉴于打捞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天津海事法院联合唐山检察院、曹妃甸海事局，召集打捞、防油污、地质服务等公司专家反复研究，建立了沉船打捞协作沟通机制。

打捞现场

“船体巨大，海面高度又限制大型设备使用，只能解体。但解体可能引发油污泄漏，危及养殖区和渔民。”作为负责人，刘树立与各部门负责人、专家耗时两月，多次往返现场勘察论证，只为达成“零污染”打捞目标。

打捞作业启动后，天津海事法院、唐山检察院与曹妃甸海事局全程实地督导。唐山渔政、海警、海事局协作派出多艘警戒船巡逻，保障渔民作业安全。

专业蛙人首先下水，对全船油路进行切割、抽吸残余油料并彻底密封。随后，将可能泄漏油污的主机、副机、锅炉等关键设备整体切割打捞上岸。为严防油污扩散，执行团队在沉船周边布设了超过2000米的围油栏和吸油毡，并部署3艘清污船随时待命。

实际打捞作业历时两个多月。去年10月中旬，专业打捞船进场开始破拆船体、打捞残骸。

打捞期间，刘树立不忘对渔民的承诺，组织养殖户、渔民与涉事航运公司、保险公司进行调解，努力为受损的渔业从业者挽回损失。

去年10月22日凌晨，最后一块船体成功吊离。次日，三方机构派出扫测船，对沉船点半径500米区域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精密扫测。最终确认：“验收完成！未对周边海域造成污染！”

至此，这起沉船打捞公益诉讼案执行完毕，成功消除了重大航行安全隐患和海洋生态污染风险。“我们最欣慰的是没有对环境造成影响，也没有给渔民和养殖户带来额外损失。”刘树立说，当天的打捞过程进行了全网直播，吸引500万网友在线观看。

据了解，作为京津冀地区唯一的海事法院，近年来，天津海事法院坚持深化拓展京津冀司法协作机制，不断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高质量海事司法服务和保障。在司法协作方面，健全完善“海事法院+”司法协作机制，与京冀中院、基层法院等加强司法协作配合。

天津高院以更广泛的联动提升三地司法保障合力，全面提升三地司法办案“同城效应”。充分发挥海事法院驻北京朝阳、雄安新区等15个巡回法庭和审判点作用，深入推进跨域立案、委托送达、异地开庭，便利三地当事人参与诉讼。

此外，天津高院加强对三地高院签署的《框架协议》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指导推动天津法院与京冀两地法院签署20份各类具体合作协议，狠抓司法办案，以更优质效妥善化解涉京津冀三地纠纷。2024年以来，天津市法院共审执结各类涉京津冀案件9.8万余件。

实地督导

土地腾退同时帮农户保收成 北京法官多次到天津丈量农田

“为了这个案子能够定分止争，我们写了将近20页的判决书，将1140棵树的品种、年龄、栽种时长、产量，甚至是否在盛果期都做了明确计算。”北京一中院审管办副主任杨力和同事为了在天津一处土地腾退顺利进行，同时帮农户保住收成，多次来到天津，用脚丈量了一片260亩的农田。

北京清河农场是北京市位于天津市的一块飞地（行政上隶属于北京市，地理位置位于天津市境内）。多年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某分局监狱（下称“北京某监狱”）与天津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就北京某监狱享有出租权的北京清河农场地块中的一块，约定由天津某公司承包，如期限届满不再承包，北京某监狱应当赔偿地上树木经济损失。

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天津某公司欲续签合同，但因案涉土地划归某集团统一规划管理，用于建设京津现代农业示范区、京津合作示范区，故北京某监狱未再与之续签合同。

“承租人虽说是公司，但其实多为当地村民，且已承租一二十年，农村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付出了心血，又有瓜果等待收获，肯定不愿意搬走。”北京一中院的法官们刚拿到这个案子，就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

因土地腾退及清算问题，北京某监狱向法院起诉，要求天津某公司腾退土地并支付土地使用费，天津某公司则就地上树木赔偿问题提出反诉。

该案中，案涉土地有其独特的历史沿革与功能转型背景，案件的处理既要在法律框架内“定分”，又要防止矛盾激化，切实做到“止争”。

因此，北京一中院深入调查研究，多次赴现场勘察，组织各方当事人核查情况，多次与林业、土地等部门沟通交流，听取化解和预防类似纠纷风险的意见建议。

为此，杨力和同事们几次来到案涉土地，见到法官，承租人们有不小的抗拒心理。

“我们首先要平衡群众期待与规划刚性。农场土地已纳入某集团统一规划、管理，法院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依据，释明土地功能转型必要性，引导当事人理解区域发展大局，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量化长期投入与合理补偿。承租人多年开荒种植使土地现状显著改变，不能让他们的付出得不到一点回报。”杨力说。

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专业评估，确立公平赔偿标准。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这片260亩的农田里，栽种着各类不同季节的农作物，有些还是新种的，如果作腾退赔偿，难免会有“抢栽”的嫌疑。

杨力等几位法官几次来到这里，无论刮风下雨，他们抱着案卷、带着专家、做着笔记，逐一登记案涉各类树木，不仅打破了跨域信息壁垒，更让当事人参与勘察过程，增强了彼此的信任。

另外，案涉地块毗邻天津七里海国家级湿地保护区。法院将生态红线纳入裁判考量，明确绿化林木不得随意砍伐，以经济补偿替代物理处置，守护区域生态安全。2024年4月，法院判决天津某公司腾地付费、监狱支付树木赔偿款。双方服判息诉并主动履行。

“这还有啥不服的，北京的法官大老远来到这儿，带着我们走了多少遍地界，一棵一棵记录，比我看十份判决都清楚。”一名当事人说。

据介绍，面对纠纷涉及的生态保护难题，北京一中院创新建立跨域协同机制，联合京津冀三地林业、土地部门多次召开论证会，就土地性质认定、补偿标准、生态保护措施等形成专业意见，明确绿化林木不得随意砍伐，最终以“赔偿合同到期日树木价值”的方式平衡各方权益。

重达2263吨的沉船，威胁过往渔船、货船的安全

为8000家当地企业“撑腰” 跨省开庭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谁能想到北京的法官因为一个5万块钱的案子，大老远跑到邢台来开庭。”刘先生是河北邢台平乡县童车企业老板，去年，他与十几名同行共同在邢台法院旁听了北京高院审理的一起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

此案原告河北省儿童扭扭车设计者赵某，发现某网络平台店铺销售的儿童扭扭车与其享有专利权的产品外观构成近似，认为落入其专利权保护范围，遂将位于保定的生产公司及北京的网店运营商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请求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5万元。

北京高院民三庭法官毛天鹏解释，专利侵权案依“原告就被告”原则由北京法院管辖，因网店运营商在北京，且专利行政授权、确权职能归属国家知识产权局（位于北京），北京经常成为专利案件原告的首选地。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在整体视觉效果上存在明显区别，未构成相同或近似外观设计，未落入专利保护范围，相关消费者足以区分，可形成不同细分市场。2024年6月，法院驳回赵某全部诉求。赵某不服，提起上诉。

法官毛天鹏负责二审。在北京法院走访调查中发现，赵某与被告保定公司均来自河北，当地拥有约8000家相关企业的庞大儿童玩具产业集群。因“原告就被告”，专利纠纷常到其他地区进行审理，毛天鹏告诉北青报记者：“企业负责人作为生产者，很难对专利规范有细致了解。顶多知道同行被告了、赔没赔钱，对如何辨别自己的生产行为是否侵权知之甚少。这无形中抑制了企业创新和生产，损害行业发展。”

尽管案值小、案情不复杂，但北京法院经研讨认为，河北就地审判能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发挥司法引领作用。考虑到赵某户籍地和被告保定公司经营地均在邢台，2024年9月，在河北法院支持下，北京高院法官赴邢台开庭审理。

二审中，北京高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进行释理说法。

毛天鹏介绍，一方面，该案河北就地审判是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以高水平司法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对于三地进一步深化司法协作，推动京津冀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该案的审理为京冀两地玩具类产品外观设计侵权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助于引导京冀两地相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实现“审理一案、指导一片”的社会效果。

当前，津冀各地法院都在邀请毛天鹏到当地分享经验，希望能够借此促进当地产业集群规范有序发展。毛天鹏透露，北京高院正牵头计划将该审判机制进行完善，并纳入常规审判机制当中。

据了解，北京高院紧扣京津冀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强化定分止争，全力提供优质司法服务保障。积极服务京津冀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坚持每年召开服务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推进会，先后制定8版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方案，累计推出相关制度文件45个，改革举措102项。

据介绍，近年来，最高法指导京津冀三地法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建立健全工作联络机制、落实落细司法协作举措为纽带，以规范交流合作、强化协作实效、提升能力水平为重点，不断拓展司法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为京津冀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

供图/受访者

统筹 孙慧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浩雄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