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闭馆十多年之后全新改建的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引起文史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因其一号墓出土的西汉时期最高等级葬制——黄肠题凑而闻名海内外。关于黄肠题凑这种葬制以及大葆台出土的黄肠题凑实物，目前流传着很多不同的说法。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多次到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实地参观，了解到黄肠题凑还有一些有趣的冷知识，在此分享给读者。
1974年拍摄于考古发掘现场的大葆台一号墓西壁黄肠题凑
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复原展示的一号墓黄肠题凑 张德斌 摄
“首次出土”之说并不准确
据北京市文物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文博”推送的一篇文章介绍，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黄肠题凑颇具传奇色彩。1974年，考古队员在大葆台汉墓的墓室里，发现大量方木围绕着棺椁，在其四周很规则地垒放着。木头的颜色是蜡黄色，每根木头的一端都跟棺椁壁板垂直。如此壮观的木墙，让在场的人疑窦丛生，即使有着丰富考古经验的专家也一筹莫展。这时，北京文管处工作人员于杰几经辗转，把一张字条送到了发掘人员的手中。
于杰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博闻强识，得知发掘进度受阻之后，他翻阅大量文献，从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受到启发，他推断，大葆台汉墓出土的就是传说中的黄肠题凑。黄肠题凑的记载不仅少，而且很零碎，但是老先生居然从一些边缘的史料中发现这个线索。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引发了北京乃至全国考古界的轰动。
对于大葆台汉墓出土的黄肠题凑，历来有媒体这样介绍：在这个诸侯王级别的汉墓中，史上第一次出土了汉代最高规格葬具黄肠题凑；首次出土了文献中流传千年却始终难觅实物的西汉帝王葬制黄肠题凑……
其实，“史上第一次出土”、“首次出土”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北京大葆台汉墓考古发掘始于1974年8月，到1975年6月全部结束。而早在1973年5月至12月，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对定县县城西南四公里八角廊村西南部的40号墓进行考古发掘，就已经出土了黄肠题凑实物。据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刊登的《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该墓后室“最外一层室壁是用六层方木一横一纵叠垒而成，顶部纵横铺四层或五层盖板。室内分中、东、西三室。中室是由厚木板并立成东西两壁，板壁立于下面的沟槽之中。上盖用木板东西向横铺，南北两端直抵外层垒木室壁……”据考证，该墓主人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在后续研究中，此墓的黄肠题凑葬制得到确认。
河北定县40号汉墓虽然比大葆台更早出土了黄肠题凑，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因素限制，考古人员对于该墓这种葬制的确认却是晚于北京大葆台汉墓的。所以，关于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黄肠题凑在考古史上的定位，准确表述应该是：大葆台汉墓出土了历史上首次得到确认的汉代最高规格葬具——黄肠题凑。
所用木材是侧柏而不是柏木
198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葆台汉墓》一书（作者为大葆台汉墓发掘组）“附录二”是江西省木材工业研究所受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委托，于1976年12月26日提交的《大葆台墓葬木结构及棺椁木材的鉴定》。《鉴定》对大葆台一号墓黄肠题凑方木用材给出的鉴定结果为柏木。
北京市大葆台汉墓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的《大葆台汉墓黄肠题凑及棺椁的保护与研究》一书，提出新的鉴定结论：大葆台一号墓的题凑木是侧柏。也就是说，大葆台汉墓黄肠木所用木材应属侧柏，而非柏木。
目前几乎所有关于大葆台汉墓黄肠题凑的文献，均未对此二者作出明确区分。
据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裸子植物木材志》（姜笑梅等编著），柏木生长于海拔2000米以下山地，高度可达35米，胸径可达2米；侧柏则生长在海拔300至3500米的石灰岩山地或栽培于丘陵或平原，胸径可达1米。《大葆台汉墓黄肠题凑及棺椁的保护与研究》一书认为，柏木和侧柏虽然同属裸子植物柏科，但却属不同亚科，具体到属、种则相差更远，绝不可混为一谈。
根据树木的分布图来看，侧柏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有大量分布，而柏木则几乎没有；此外，结合文献对黄肠题凑的解释可知，“黄肠”之“黄”实指材芯之色，侧柏的材芯为“草黄褐色至暗黄褐色”，柏木为“草黄褐色或微带红色”，侧柏与之更相符。
用材量大以致临时拼凑
大葆台一号墓黄肠题凑木材使用量巨大，具体数量却众说纷纭。《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称：“它由大约一万五千根黄肠木堆垒而成”，《北京大葆台汉墓》则称：“整个题凑所用10×10厘米的黄肠木，按现有高度推算，约14000块”。当时还有相关考古工作人员撰文称：“广阳顷王刘建的长方形墓室由15880根黄肠木垒成。北面墙壁共有30层，每层纵铺108根黄肠木；东西两壁各30层，每层横铺160根；南面墙壁留有门形缺口，东西两侧各30层，每层纵铺34根。”
这篇文章所说的“黄肠木”不够准确，而它提到的木材数量，也与实际情况相差较远。
《北京大葆台汉墓》中对考古人员在大葆台一号墓所见到的黄肠题凑现场有这样的描述：“题凑大多已向外倾倒，黄肠木也多腐朽，两端头多呈尖锥或蜂窝状。在南面西侧(门西侧)的题凑，残留黄肠木24层，每层34根，高2.10米。南面东侧（门东侧）的题凑，残留黄肠木27层，每层34根，高2.52米。北面题凑仅存黄肠木15层，每层108根。靠近盗洞的西北角，题凑向东北移动较大，并有数根已被移开原位……西头靠外侧的题凑被火烧过，不少黄肠木已烧成炭状。东面题凑倒塌最为严重，其中北头黄肠木几乎大部分已倒至外回廊内。西面题凑每层黄肠木160根，其中南段大部倒塌；中段题凑顶部被焚，留有烧毁之黄肠木和板木痕；北段保存最好，有黄肠木27层，高2.67米……”
因为“东面题凑倒塌最为严重”，没有提供东面的数据。根据以上数据可知，南、西、北三面合计7674根。如果东面的参考西面保存最好的北段一样来计算（27层、每层160根），那么四面合计也不超过12000根。
当然，12000根这个数量也是非常惊人的。这些木材一般为长90厘米，宽、厚各10厘米。也有少数规格不一致的——最细的宽、厚各6厘米，最粗的宽25.6厘米、厚31.5厘米。其中最大的一根木材重量达32公斤。据测算，制作一号墓所需的这些黄肠题凑木材，需要砍伐数百甚至上千棵侧柏。
值得一提的是，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大葆台一号墓黄肠题凑也留下了为赶工期而放松要求的迹象。
考古人员发现，有些大黄肠木内向一端的平面上，留有清晰的“十”字形墨线。有些扁黄肠木的扁平面上，也留有墨色直线。据分析，画好线的这些大黄肠木或扁黄肠木，原来都准备开成10厘米宽、10厘米厚的黄肠木，后来没来得及锯开就直接垒在题凑中了。有一块大黄肠木，在剥掉树皮后，仅两面做成平面，其他两面未加工。在题凑中还发现将原本为其他用途的材料，改做黄肠木的情况。有一块黄肠木，一侧已凿了一个长方槽，后又用一块与槽同大的木板补上。在有些黄肠木的一端或两端的平面上，凿有极规整的长方形卯眼，有的长方眼外侧一端被打透。关于这些长方眼的用途，考古人员原以为是固定黄肠木用的，后来对题凑进行一段解剖，发现不少黄肠木的长方眼已被木塞填实。因此，考古人员认定，黄肠木上这些长方眼，是改用旧材所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当时在取材上也有临时拼凑的情况。
汉代谁能用黄肠题凑
近50年来，全国各地考古发掘的黄肠题凑墓已有十多座。根据对这些墓葬的研究，可以大体勾勒出黄肠题凑葬制在汉代的发展脉络——西汉前期的黄肠题凑制作比较粗糙，主要代表有石家庄赵景王张耳墓等。西汉中后期是黄肠题凑葬制的鼎盛期，北京大葆台汉墓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处于同一时期的还有江苏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等。东汉时期，柏木被黄肠石所取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黄肠题凑墓，这种葬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这也与文献记载相吻合。题凑墓在春秋晚期已出现，战国时期沿袭发展。西汉建立后，黄肠题凑成为皇帝葬制的组成部分。《后汉书·礼仪志下》在皇帝丧礼中明确写道：“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该书并引《汉旧仪》：“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墓室）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也就是说，西汉帝陵所用黄肠题凑以柏木为之，东汉则改用石材。
黄肠题凑这种葬制对于墓主的身份等级有严格限定：皇帝及其后妃、诸侯王及其后妃可以使用，列侯以下除非朝廷特别赏赐，否则不可使用。据目前所知最早记载黄肠题凑的文献《汉书·霍光传》：霍光去世时，汉宣帝与皇太后亲临丧事，“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霍光的爵位是列侯，之所以能在死后享受黄肠题凑葬制，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首先，他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武帝幼子刘弗陵登上皇位（即汉昭帝），并挫败了燕王刘旦勾结朝中重臣的谋反之举。其次，在昭帝驾崩后，霍光先迎立昌邑王刘贺，后因其“行昏乱，恐危社稷”，又废刘贺，找到流落民间的卫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将他立为皇帝（后改名刘询，即汉宣帝）。
举世闻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其墓主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第一代轪侯利苍，因其爵位只是列侯，且未获得朝廷特许，所以虽然葬具极其豪华，却没有资格使用黄肠题凑葬制。
值得注意的是，诸侯王即使犯罪被诛或自尽，只要保留了王爵，依然可以使用黄肠题凑葬制。北京老山汉墓的墓主经考证是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的后妃。刘旦因谋反失败而自杀，他死后朝廷给了他一个恶谥：“燕剌王”，其陵墓被称为“戾陵”，但是老山汉墓仍出土了黄肠题凑的葬具。另一个例子是同样作为汉武帝之子的广陵王刘胥，也是因谋反失败而自杀，被赐谥曰“厉”，他的陵墓里也出土了黄肠题凑。
（张德斌）
编辑/汪浩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