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多年的漫画家汪子美，近来却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研究。我想，个中缘由，多半与其作品特具的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有关。比如，他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所作的《鲁迅奋斗画传》，为纪念“中国第一届漫画展”而作的《重阳登高图》，以及灾荒之后创作的《鸟语花香仕女彷徨日，神哭鬼号灾民呐喊年》等，即庶几被公推为经典传世之作。由此可证，所谓千古事，又何止于文章。
另外，因了其漫画多取隐喻、象征或虚拟笔法，常给人神秘、多义之感，故又有中国“漫坛斯芬克斯”之誉；当然，也更有出于不同的视角和体会，以“唯美漫画家”“肖像漫画家”“素描漫画家”“抗战漫画家”冠之者。《国际漫画杂志》主编约翰·A·兰特也说：汪子美的“绘画风格和漫画内容涉及一切可能”。凡此种种，其实也早已将“画如其人，人如其画”的意思隐含在内了。
放弃了以往惯用的漫画技法
如此一位漫画大家，却突然“衰年变法”，这颇让人觉得，其后期的画作“不知为什么”，不若早期的漫画那么幽默、犀利、“解气”了。而这方面，以我所见，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当以《赵巧儿送灯台》的插图尤为显例。
《赵巧儿送灯台》一册，三十二开平装本，重庆市人民出版社1955年3月初版，内录邵子南整理的《葫芦滩》《头一个说书人》《赵巧儿送灯台》《两颗西瓜子》《臭牡丹》和《王抄手打鬼》，凡六个流传在川蜀各地的民间故事。其内容，或反映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自由幸福的向往，或揭露为富不仁者之贪婪本性，或刻画统治者的迫害及被压迫者的反抗；也许因《赵巧儿送灯台》有着多重寓意，编者竟索性以此篇名作了书名。需要指出的是，“1955年”和“重庆市人民出版社”这两个时间及空间概念，极易让我们联想到特殊年代的那次大规模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热潮。
上述所谓其“衰年变法”的主要表现，是他几乎放弃了在民国年间惯用的以夸张、变形为主要特征的漫画技法，一变而为以工笔线描的写实手法描绘形象；而我以为，这些写实的形象，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却并非次品，以至于令我的老眼为之一亮。观其笔法，也不再单单是隐喻、象征、讥刺、奚落、嘲弄、谐趣，而是融入了更多的宽容、同情、规劝和警戒之意。比如，赵巧儿送灯台故事，其实有多种传说版本，也并非仅仅流传于川蜀。赵巧儿投机取巧送灯台到海底之后，也并非仅仅“一去不回”，而有被鲁班的妹妹及时救出，从此改邪归正之说；而在我的故乡，甚至有鲁班治服龙王将其救出，并最终成为得鲁班真传的优秀弟子的说法。这当然都表现出人们对这个聪明孩子的宽容、同情和希冀。或许正是考虑到故事可能的蕴含，汪子美并未将赵巧儿的形象设计为其貌不扬的狂傲小子，而是一个木讷、憨厚的小伙儿，显然是有意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解读空间。在今天读来，这图画是否也还隐含着对信义、真诚的呼唤，确实值得深思。
《头一个说书人》说的是一个先天失明的王子被国王逐出，在饱经磨难后终成为闻名遐迩的说书艺人。他断然拒绝后悔的国王让他继承王位的邀请，甘愿将故事说唱给农人、牧人、猎人和引车卖浆者流，图中的说书人、听书人，个个悠然怡然，快如仙人，真可谓南面王而不易也；不仅如此，这王子还常常助人为乐，不惜取下仙女送给他的玉石琵琶上的弦，给鲁班做墨斗的墨线、给姜子牙做钓线，取下腿板送与乞丐唱莲花落，而莲花落从此竟成为一门说书艺术。这是一个很可以让人想到艺术的起源、传播及终极目的的故事。
而《臭牡丹》讲述的是一母同胞的两姐妹不同性格、命运的故事。尽管姐姐品行恶劣，时刻算计妹妹，但画家并未将其丑化，这其中是否隐含着对亲情、和美、善良等道德品质的呼唤？只有《王抄手打鬼》一篇的插图，或许画家已控制不住对那些欺压良善的“鬼”们的愤懑情绪，才稍稍动用了漫画技法，将骑在猪背上的“城隍菩萨”刻画成一个竟比蠢猪还蠢的蠢货，而骑在马上站在远处的王抄手，却仍然写实，且毫发毕现、神情自若，画家的快意恩仇、爱憎分明若此。综合看来，汪子美对《赵巧儿送灯台》各篇插图的庄谐繁简，以及整体的布局和格调，似乎是早已谋划好了的。
不要在方生的时代死去
汪子美这种“变法”，其实并非没有心迹可循。他在1950年1月《大公报》上发表的《不要在方生的时代死去》一文，即对自己将来创作的发展路向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当人民革命已实现完成，今天一个艺术家，如果依旧抛锚于中途或倒驰向旧路上去，无疑地，他会被翻新的历史的一页所压下去，那就是说，他的艺术生命，必将被旧的浪潮所淹没而亡了。”因此，“展在眼前的一条路，就是新现实主义，也就是唯一的我们所应走的一条艺术之路”；而他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也即他自己在同文中所谓的，“是朝向人们的生产建设上，是朝向新民主的次序上，是朝向新时代的和平精神上，作着正面的激进的发展的”艺术之路，所以他呼吁并表态：“艺术家们啊，从发霉的象牙塔走出来，看看太阳所照着的我们的发展方向吧！我们既要生，也要长，绝不要在方生的时代死去！”（转引自蔚然著《汪子美画传》）这样的文字很让我感动。实在说，余生也晚，真的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怀疑他的真诚。
倘若我没有将他的意思理解浅了或错了，那么我以为，他的“变法”，在内容上并未放弃漫画（艺术）的社会功能，甚至强化了它的某些功用，比如为民间故事作插图，未尝不是对艺术“成教化，助人伦”传统的高扬；在这里，漫画和故事，质实一也，只形式不同罢了。
鲜见但却未必平凡的小花
而说到形式，从多样化到专事单线白描写实，其实也是他在艺术上的扬弃，是他自己在新社会、新时代话语表达式的一次艰难探索，无论成败与否，我们都应对其表示足够的敬意。事实上，同汪子美一起从旧社会转型过来的一大批漫画家，如张光宇、张乐平、叶浅予、鲁少飞、陆志庠、黄苗子、特伟、丁聪等等，尽管他们也都经过了艰难、痛苦的“变法”，但作品中仍然透露出了一定的解读弹性。或许，只有抱着客观、冷静的态度，我们才能读懂那些“变法”的作品，才能理解那一大批画家，从而也才会感到更多更大的读图乐趣。
我对汪子美的漫画一向感兴趣，但我的兴趣并不在探究他是“漫坛斯芬克斯”，抑或否；也不在考证他是唯美的、肖像的、素描的漫画家，抑或否。我是觉得，汪子美的所有画作，就如他辛勤培育、苦心经营的一个大花园，而我，只是站在篱外的一个欣赏者。然而幸运的是，就在他那花园里头，除却前述那些“奇花名花”之外，我还发现另一种鲜见且鲜艳，但却未必平凡的小花，这使得他的“花园”越发鲜艳夺目了。
（群山）
编辑/汪浩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