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是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人文学者之一，同时以热心政治、特立独行而著称。商务印书馆近期推出四部由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教授策划并主持翻译的作品，《柴尔德的神秘生涯》《柴尔德的方法和理论：史前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阐释》《史前史学家柴尔德传》《致命的诱惑——柴尔德的政治人生与思想》。四部译著从不同角度解读柴尔德生平与学术，旨在立体呈现这位学人复杂的精神面貌与深远的学术启发，重新发掘这位重要考古学人的当代价值。

在5月12日举行的 “柴尔德与中国考古学”主题讲座上，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与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安家瑗三位考古学者，从20世纪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的学术与生平出发，畅谈柴尔德对中国考古学方法与思想的启发。

李零教授首先阐述了组织翻译这套丛书的动因。柴尔德对于考古学术界而言是绕不开的人物，尤其是他关于近东和欧洲文明的研究，对中国的考古学界具有很大启发性，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就曾在日记中写下阅读柴尔德著作的感悟。本次主持翻译和出版的著作来自英、美、澳三国不同专业背景的写作者，几部作品对柴尔德的解读互相补足，完整介绍了柴尔德的早期和晚期经历，既展现了他的个性和私人生活，也梳理了他毕生的学术活动。结合这几本传记，可以看出柴尔德的人格之伟大——柴尔德为大众而著书立说，具有一定科普性质，可称之为“考古民主化”——他的作为并未局限在考古方面，而是对整个社会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我们重新以传记作品发掘柴尔德的目的。

陈星灿教授进一步强调了柴尔德对中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价值。据他介绍，夏鼐先生曾称柴尔德为“英国进步考古学家”，并引进了“考古文化学”等理论，而在柴尔德去世六十年后，这些知识遗产仍影响着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柴尔德精于综合研究、综合分析，而从研究史前史的角度出发，他应该被称为过程考古学的鼻祖，甚至可以称为后过程考古学。陈星灿教授提到，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柴尔德当年提倡但还没全面展开的考古学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柴尔德对我们具有开创性的影响。

安家瑗研究员曾跟随其父亲安志敏先生翻译柴尔德所著的《考古学导论》，之后也翻译了他的另一部著作《人类创造了自身》。她认为后者不是专为学者所作，而是为大众撰写的普及性读物，其论点与深入浅出的写作方式至今仍具有突出的指导意义。柴尔德的“大史观”恰是许多考古学人所欠缺的，其著作和理论对青年考古学人尤其具有绕不过去的基础意义。

参与丛书翻译的译者也先后分享了各自的心得体会。《致命的诱惑》译者王艺提到柴尔德对于知识的看法。柴尔德认为，所有你的形而上学的坐在书斋里想的知识，只要没有被人用上，它就不是知识。知识一定是行动，只要它进入了行动，进入了你建造这个世界模式，为你拓宽这个世界模式或者打破世界模式局限时，它才是真正的知识。“他对考古学的认识和研究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历史观，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因为他参加过变革社会的行动，才能够辨认出突破这个世界的考古遗迹，才会有穿透性的眼光看这些东西。”

《史前史学家柴尔德传》的译者张瀚墨在翻译中，试图解答“柴尔德之迷”。柴尔德的学术成就非常大，但这个人65岁就自杀了，大家一直在寻找自杀的原因。“萨利·格林为他撰写的传记提供了一个线索，柴尔德从事学术工作以后就试图解答他从大学时就想回答的问题——欧洲人起源的问题、欧洲文化的来源问题、欧洲人为什么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反倒它的文化占了高峰。我们看他最后留下几封绝笔信里的感觉是，能回答的问题他都回答了，还有一些他回答不了，他觉得现在回答不了，以后挺长时间也回答不了，就感觉他好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他也不想增加社会的负担，就把后世安排好之后自杀了。在给伦敦考古所同事的绝笔信里，他提到了永生，他觉得人的贡献纳入到社会里，能够使这个社会进步，人就能够达到永生，所以永生并不是个人生命长短的问题。”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