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审议通过《上海市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专项规划》,将于近期聚焦20个乡村风貌单元试点,至2027年底,营造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风貌保护传承样本。这让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再度引发关注。
怎样的保护与传承,可以为传统村落的振兴助力?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分会副秘书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邵甬教授受邀讲述所在团队对上述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视村落为整体 尊重内在发展逻辑
传统村落包括天、地、人三个方面。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如此,才能够形成丰富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其中,天和地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客观因素。相对而言,人更主动,可以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创造或改变周边环境。所以,传统村落能够成为一种文化,人在其中的作用是最关键的。文化遗产的形成、传承,也都和人密切相关。
以往,学界对于传统村落的研究,通常是从自然环境、形态、结构、非物质遗产、物质遗产等多方面切入,并针对不同方面提出保护措施。但随着乡村研究的持续深入,我们认为,应该更加注重村落的整体性。
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增冲村为例,它的自然条件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在这个区域里,耕地是非常有限且分散的,但自然环境优渥,拥有丰富的水源和茂密的树木。在历史上,先后有移民进入此区域并定居。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原本的村落分迁为几个,并向四周迁移,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那时,传统人地关系的特征是“人弱地强”,自然环境非常不利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同时人的生产力水平也比较低。人类不得不通过具有一定智慧的手段,方能满足生存发展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
为了满足生理需求,在食物保障方面,村民会通过建造梯田、稻鱼鸭复合等手段,形成一种复合式的农业生产系统。在居住的场所方面,因为土地非常有限,村民的房屋扩张模式采用了向上的方式,通过不同楼层来承载不同功能,从而形成高度集约的生活空间。他们还对环境中能够碰到的所有材料进行充分利用、循环利用,形成了物尽其用的生存技巧。
为了实现粮食安全,侗族村民们发明了禾仓,可以把防火、防虫、粮食晾晒和储藏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了防止自然灾害,村民们通过各种水渠,将村子内部的水塘串联起来,起到消防、排洪等作用。
此外,他们还会通过一些空间建造手段,来满足村民社会交往、自我实现的需求。由建筑围合的公共空间形成了日常交往的社会空间。侗寨中的鼓楼具有议事、社交、节庆等功能,也是侗寨的象征,给村民带来强烈的身份认同。
综上可知,侗寨不是一个个简单要素的集合,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在逻辑。在人弱地强的限制下,村寨通过乡土智慧的凝结与传承,形成人和地的相对平衡,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满足人的各种需求。
由此,我们认为,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至少可以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物质文化,即乡村居民长期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表现的文化,如乡村田园景观、聚落景观、建筑、饮食习惯、土特产品等;第二个层面是制度文化,即为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社会秩序而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及礼仪规范,如礼仪文化、乡村权力制度文化等;第三个层面是精神文化,是指乡村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结构与情感模式,如价值观、自然观、生存观等。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与遗产价值。
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的人地关系发生了变化,传统村落发展迎来了新的挑战。在物质方面,村落内部传统环境衰败,城乡差距逐渐加大,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在制度方面,快速城镇化导致的空心化造成乡村人才流失、自组织能力欠缺;在精神方面,文化多样性下降,滋养精神的文化厚土面临消逝的危险,一些传统村落接受着不可避免却未必合宜的改造。
乡村振兴各层面都需要文化保护的赋能
今天,我们重温传统乡土智慧,保护乡村遗产,并不仅仅是解析其历史文化价值,更不是要简单复制传统智慧,而是要在新的人地矛盾现实中探求更好的解决方案,使当代人更好地对待宝贵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管理和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为乡村聚落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当代的乡土智慧。
比如,我们的研究发现,通过文化保护为传统乡村的振兴赋能,具有双重含义:通过文化与自然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赋能,在乡村振兴中对应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用文化的方式来赋能,学习乡村原本深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今天的乡村振兴赋能,对应的是人才振兴、组织振兴和文化振兴。
这意味着,在做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时,首先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每个村落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能够形成那么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凝聚了先人们千百年来的智慧。这些智慧需要我们挖掘,需要我们在深入理解其价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涵养人、教育人的作用。其次,我们要文化自强,在充分认识传统村落的脆弱性的同时,构建整体保护与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
皖南地区保有着很多古村落,风景优美,如西递、宏村、南屏等。一度,西递、宏村每年的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十分可观,其他古村落却门可罗雀。为此,我们专门做了调查。
我们发现,历史上,皖南地区古村落就形成了一个整体,但村落的布局是分散的、呈点状的;相对于该地区的核心文化,次级文化是比较模糊的,这让人们对皖南形成了一种笼统的、单一的印象。
通过规划手段,我们先把城、镇、村、街区、建筑这些分散的点关联起来,然后把河网水道、古驿道等文化线路连起来,按照地形地貌、地域文化将相似的板块集聚起来,最终形成了涵盖“文化区—文化单元—文化节点”三个空间层级的皖南地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框架。
当这些村落形成一个整体后,在每个文化单元里,原来各自为政甚至互相竞争的文化节点,慢慢地走向一种协同的甚至是跨区域、跨省市的合作机制。
整体保护与协同发展何以重要
在广东地区,因地理环境、资源产业、移民文化等因素,粤北、粤东、粤西、珠三角各区域呈现非常多样化的面貌。在历史上,这些区域都位于南粤古驿道的边上,因驿道而繁荣。然而,后来,古时那些作为驿道价值载体的沿线镇村却因整个地区的交通系统发生较大变化而衰落。
数据显示,南粤古驿道线路两侧5公里范围内约有1320个省定贫困村,占全省总数的60%。由于经济的衰退,这些区域的村庄也迎来一系列困境,包括房屋年久失修,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村落空心化、老龄化等。
2016年起,广东在全国率先开展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打造8处南粤古驿道示范段;2017年编制完成《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利用总体规划》;2018年踏勘普查了1000多公里的古道、沿线遗存和周边村庄,全面推进古驿道保护与活化,建立了自然与人文环境、有形与无形相结合的综合保护体系。
相关工作把自然本底、驿道遗产本体、驿道骨架体系、驿道承载的无形文化都梳理了出来,为进一步的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广东省也自上而下推行了一套政策,并加大资金、人力、物力等投入,形成了“古驿道+体育、古驿道+教育、古驿道+旅游、古驿道+特色产业”等发展路径,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相关的乡土遗产保护与修缮,使物质空间得到了改善。同步建设、修缮公共基础设施不仅提升了沿线居民的生活品质,还促进了产业转型、实现了精准扶贫。将孤立的乡村与其他旅游资源整合进“古驿道”旅游的框架之中,使重点线路沿线的125个省定贫困村完成脱贫,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在整个过程中,大量的人才引入、志愿者带动特色活动的组织,有力地促进了村民回流参与保护和建设村庄,提升了村庄的自治能力。
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西北部的云龙县有两千余年建制的历史,在澜沧江、沘江河谷分布着极其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沘江河谷是一个盐谷,自古就有自流盐。河谷断面呈现U字形,江、河、溪的边上往往有盐井,围绕着盐井就是生产场所和盐神信仰空间;往上是村民生活的部分,街市店铺、民居院落等聚集;再往上是文庙、道观、三崇庙等信仰空间,形成了典型的盐井村的空间格局。
云龙县沘江河谷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基本是以井代耕,通过卖盐所得从其他的农耕村落买粮食。村落的形态也是由盐的生产格局发展而来。由于有盐,这里会有各个地域的人来此进行买卖,在当地白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逐渐增加了儒家、道家等的文化习俗,还有非常有特色的盐神信仰。这些村落形成了和盐相关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诺邓火腿、马帮文化等。
我们通过调研,基本上确定了盐马古道的位置,有沿河分布的,有跨过高山联系的。虽然每个盐井村不大,但事实上,它从整体上形成了一种盐文化景观。盐谷、盐江、盐井、盐村、盐俗,都通过盐马古道联系了起来。这意味着,比起单个村的保护,串联起来的村落群整体文化更重要。为此,我们愈发强调了传统村落的整体性、廊道性,对其衍生出来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等也非常重视。
虽然云龙县拥有众多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现实状况并不好,不仅交通不发达,随着井盐被海盐代替,该地区的传统特色产业已经衰落。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消失、碎片化严重。随着自然、文化资源与盐业的关联性消失,“谷、江”尚在,但盐村和盐道开始破败,盐业衰落、百业待兴,相关的景观也缺乏保护和引导。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了涵盖乡村振兴五大方面的策略。首先,在整体保护方面,通过连点、串线、成网,帮助当地形成整体保护的框架和协同治理的机制,包括盐谷保护、生态修复、盐道普查标注、道网联通、盐村集群保护、差异化发展等。其次,在搭建协同治理机制方面,强调把村庄都整合起来,不仅整个区域的发展要协同,还要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形成协同,希望最终能够再现盐谷、盐业、盐道、盐村的文化生态系统。
实现这些策略的整个过程,不能单靠某一支力量的努力,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促进这片区域的振兴。一方面要向上争取各种资源和更多的扶持政策。另一方面,在当地做大量的培训工作也十分重要。只有数举并进,方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能力建设和人才振兴。
事实上,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时刻感受到传统村落乡土智慧的可贵。比如,在传统村落里,为了更好地实现共同利益,每个房子都是纵向发展,水渠、水塘系统紧挨家家户户的门前。这些善举的背后,是对人的需求的尊重与管理。我们相信,这一点依然可以成为发展当代乡土智慧的前提。今人的挑战在于,我们需要更好地管理当下人的需求,并通过更可持续的方式来实现发展。
孔子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在当下的中国传统村落、传统文化中,依然有很多的乡土智慧,等着我们去汲取力量、收获启发。
文/邵甬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