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下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长篇小说《立秋》新书首发暨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活动由《文艺报》、四川省作家协会、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主办，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承办。来自文艺界、传媒界、出版界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代表和相关领导共聚一堂，就《立秋》的时代意义、文学价值、艺术特色等展开深入探讨。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阿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辑、党委副书记芮宏，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华，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兼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董事长刘龙章，《文艺报》副总编辑岳雯，四川省委宣传部出版处副处长古艳睿，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巍，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业务部主任吴明华，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办公室副主任滕顺宝，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虞文军、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等领导嘉宾出席研讨会，部分领导致辞。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光明日报》副主编饶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钱江晚报》记者、作家萧耳围绕作品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立秋》作者杜阳林介绍了小说的创作思路及历程。会议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出版人曹元勇主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文汇报》、人民网、中国作家网、澎湃新闻等媒体记者到场采访报道。
杜阳林是当代新锐实力派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惊蛰》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首批项目，入围“施耐庵文学奖”终选名单，且入选多个文学好书榜单。曾获百花文学奖、川观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立秋》是其于《惊蛰》之后，奉献给新时代的又一现实主义长篇力作，2023年11月刊发于2023年第6期《收获》杂志；2024年4月，单行本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小说以一名农村青年进城后的创业历程，辉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新时代初期，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展现普通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时代精神。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辑、党委副书记芮宏在致辞中谈道，从《惊蜇》的万物初醒到《立秋》的果实饱满，不变的是那份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立秋》塑造了来自不同社会群体，栩栩如生、可爱可信的一批人物，绘就了一幅改革浪潮之下普通中国人奋勇搏击的生动图景。小说以新时代文学形式对于乡村振兴、城乡共融、共同富裕等问题给出了非常真挚而且非常切实的回答。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华在致辞中表示，《立秋》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关系之变这一重要命题，以一名农村青年进城后的创业史，展现了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的巨变和进步。作品书写了新时代创业者的奋斗史和心灵史，歌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对杜阳林的新作《立秋》给予充分肯定，赞赏其以朴素的语言、扎实的笔法写出了“不忘初心”的主题，小说人物在成长历程中始终保持内在世界与情感底色的纯粹。他认为作品成功捕捉到了改革脉搏与乡土精神的变迁，展现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特殊时代质感，小说的纪实色彩让文本富有辨识度，彰显出作家还原时代标识的高超能力。
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城乡关系新样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肯定了《立秋》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对作品所涉及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做了深入分析：首先，当下的城乡关系已超越了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的简单划分。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杜阳林在《立秋》中展现的城乡经验，无法完全被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所概括或限定；其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对乡村的负疚感和亏欠感，“这种亏欠既是伦理的、情感的、文化的，也是历史的、社会的。”无论个人是否意识到，乡村作为根系所在，深深烙印在人们的潜意识、文化构造、情感层面；最后，《立秋》这部小说写出了乡村在现代性中的新地位，城市不再是唯一发展方向，乡村不再仅仅是被抛弃的对象。李敬泽呼吁，乡村写作需要有新的眼光和表现手法，以更为成熟和从容的态度处理丰富的素材。
丛治辰将凌云青置于与陈奂生、孙少平等人物构成的进城者谱系中，强调凌云青作为第三代进城者的显著特征：扎根城市并改造城市，同时反哺乡村。凌云青与这些角色共同构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轨迹，展现出不同时期进城者的生活状态与命运变迁。《立秋》中的人物始终带有乡村烙印，凌云青与乡亲们的互动、其内心的矛盾情感，以及乡村人物在城市中的种种困境与心理机制，均体现出城市文明和乡村性之间巨大的张力。
刘琼表示，《立秋》的选题用心之处在于其敏锐地捕捉到餐饮业这一“结构最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载体，凸显了其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她还深入剖析了凌云青所面临的与时代、与乡村、与城市的三重关系，尤其是后者。“城乡文化巨大差异性的问题，其中还涉及城市商业文明规则”，小说不仅揭示了这些矛盾，还尝试给出解答。
郭艳指出：“在强大资本和技术席卷的市场经济时代，城市与乡土已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凌云青等人物的塑造，揭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故土关系的新形态——既承载乡土重负，又深陷城市生活的矛盾与挑战。这部小说通过对凌云青等人物的生动刻画，成功构建了一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社会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宏大画卷，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深度。
文学母题与时代精神的生动诠释
2021年，在《惊蛰》的研讨会上潘凯雄断言：“一个叫杜阳林的作者横空出世。”三年前的《惊蛰》讲述农村少年凌云青出走的经历，三年后的《立秋》则关注人物出走后又回归的心灵历程。他指出，从上世纪初以来到现在，“出走与回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母题”，杜阳林用《立秋》这部新作延续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许多经典作品对此的探讨，这也是这部作品最为重要的价值之所在。凌云青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现实的困境，骨子里又蕴含着理想主义的追求。”这一人物形象在时代洪流中的成长与蜕变，成为对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深刻对话的生动载体。
岳雯认为：“《立秋》表面叙述的是个人奋斗历程，实则传递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情绪，与路遥笔下那个时代的氛围截然不同。”她特别强调，《立秋》并非一部颂扬功成名就的励志传奇，小说人物直面现实的人生泥沼，隐忍突围，涅槃重生。作品以“老调新曲”之姿，跳脱了传统的成功叙事框架，细腻描绘个体如何在生活困境中挣扎求索，实现自立、成熟与成长。
杨庆祥指出，《立秋》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同时承载着深厚的社会学意涵。凌云青的经历映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史和一代人心灵史的互动。他直言“《惊蛰》像是伤痕文学，以一个农村少年的视角展开；而《立秋》则像是改革文学，而且小说打破了国企视角，采取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视角叙述。从这一点上，《立秋》比《惊蛰》境界更高。”杨庆祥还提出，路遥之后，以中国城市为背景的改革故事中经典作品并不多，杜阳林的《立秋》成功接续并拓展了这一叙事传统。
新时代召唤新的典型人物书写
“杜阳林通过《惊蜇》至《立秋》的转变，生动描绘了个体在风雨洗礼后开启崭新事业的人生历程。”梁鸿鹰看到，凌云青不仅承载着乡土情怀，更勇于批判乡土陋习，倡导诚信、勤劳的商业精神，坚守商业规则与人道原则。
白烨也赞誉小说对主人公凌云青形象的立体塑造，指出这一人物不仅在创业过程中展现出与时代背景的深度互动，更在处理家庭纠葛、下岗工人矛盾以及餐馆经营危机时，体现出深厚的乡情与无私助人的精神。“凌云青尽力在帮助应该帮助的人，包括家乡的人，还有兼并企业下岗的人，展现出先富带后富的责任感，使人物形象尤为独特且饱满。”
陈福民则从《立秋》这部小说中感受到一种“史学的宽广度”。它首先是一部当代史，同时是中国乡村演变的一次侧写，还是改革开放史的一部分；小说接续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来未竟的问题。《立秋》对中国当代史有着精彩的书写，小说以历史深广度、问题尖锐性拷打着当代长篇小说的软弱性，也正是这种坚硬的品质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情感共振。小说中以凌云青为代表的新乡土人形象，回应了新的商业文明对文学写作的时代召唤。凌云青身上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大爱之心与乡土世界“贫愚弱私”现象的对照，为小说赋予深刻的时代价值意义。
因扎实而丰沛，因真诚而动人
《惊蛰》与《立秋》的主人公凌云青奋斗过程中的苦辣酸辛，让有着同样农村出身和进城经历的谢有顺深受触动。他同时看到，杜阳林的写作没有一味展示苦难，他笔下的小说人物始终在苦难之下寻找生命的亮色，寻求一条解脱之路。凌云青不仅与过往的苦难和解，宽恕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甚至回馈爱意。他的经历展现出一个身上具有丰厚乡村遗存的人，进城后如何面对自己，完成自我重建。
对于饶翔来说，《立秋》的叙事朴素甚至略显笨拙，但正是这种源自杜阳林个人生命经验的真实、质朴风格，引发了普通读者的强烈共鸣。与许多主题创作不同，杜阳林的作品自下而上，基于本真经验，成功抵达并打动了读者。
“《立秋》首先的意义是对于杜阳林个人的意义：对生命过往有一个交代，起到一种疗愈的作用，这是他写作的精神动力。”何平敏锐地捕捉到杜阳林小说创作背后深层次的心理动因。王春林同样看到，杜阳林的创作动机源于个人生命历程的回望，这种回望与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形成个人、时代、社会三者在文本中的交织呈现。杜阳林的小说既是个体经验的书写，也是对特定时代风貌和社会现象的深度反映。
季亚娅在阅读杜阳林的《惊蛰》与《立秋》后，深感其作品贴近生活、情感饱满，正契合当下读者对于“汁水丰盈”且“接地气”文学作品的喜爱。宋嵩赞赏作品中人物塑造的立体性与情节设计的现实主义色彩，同时也对小说的潜在改编价值给出了积极展望。小说主人公凌云青的经历也引发了萧耳的共鸣，感叹凌云青的职业之变呼应了时代脉搏。她还尤为赞赏小说对细妹子这一女性角色的细腻刻画。
此次研讨会全方位探讨了杜阳林《惊蛰》与《立秋》在主题呈现、人物塑造、城乡关系处理，以及文学与社会价值方面的成就，展现了评论界对杜阳林作品的深度认同与高度期待。通过书写凌云青这个形象，杜阳林不仅鲜活地描绘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个体的命运轨迹，也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考，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阿来代表四川作家协会在发言中表示，此次研讨会不仅是对作家杜阳林的支持，更是对四川文学的扶持。《立秋》作者杜阳林对参加此次活动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们表示真诚的感谢。“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起落奔涌的时代，无数激荡人心的故事上演，很多人都充满了向往和憧憬。在文学前辈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后，我想呈现已经进城的一代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城市对梦想的追逐、他们在城市的挣扎，以及他们在城市的漂泊感和疏理感，于是有了《立秋》。”杜阳林坦言自己的创作初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机遇，我希望通过长篇小说《立秋》、通过主人公凌云青的形象，走进磅礴的时代，去探寻在时代中人性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