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明（媒体人）

今天是我大姐的忌日。

我大姐陈玉兰（1946—2000），小名风儿，比我大17岁，中间隔着三个姐姐。

人说长兄如父长姐如母，我确有体认。大姐人很能干，家里家外一把手。大姐人也漂亮，当年村里剧团排评戏，在《野火春风斗古城》里她的角色是银环。有当年剧团的老人跟我说，你大姐扮演的秦香莲，带着悲腔，声情并茂的。

对大姐我最早的记忆是有一年，大概我五岁还没上学，家里大人在当街推碾子，我跟着裹乱结果碾伤了两根手指。简单包扎后，大姐背着我，走八里地到安子矿，从井下坐煤斗车到长沟峪矿上去找父亲。伏在大姐后背，从后头的小道匆匆而行，树木不断掠过眼帘，是我脑海中永恒的记忆。两根手指上的伤痕，也常常勾起我对大姐的深情回忆。我跟大姐这张合影，就是那回去医治手指时在房山拍下的。大姐去世后，我洗印放大一直摆放在书房。

接下来就是大姐出嫁。底庙杨庆河老头来到我家，昏暗的灯光下，抽着旱烟袋，给村里王然家来提亲。杨庆河当过村评剧团团长，王然也在评剧团。姐夫王丙强比我大姐大一岁，当时在广西贵县当海军。

从广西结婚回来，大姐在北京给我买了把手枪做礼物——打火石的，一搂扳机就嘎嘎响，枪口喷出一串火星子。我极喜欢，小伙伴们也很羡慕。

大姐夫在部队，大姐独自在村里住，我还去跟她就过伴儿。部队探亲，大姐有了第一个孩子。放学回家，我经常半路就留在了大姐家，小外甥女没少尿在我腿上。

几年后，大姐夫转业回乡，先是安排在班各庄，1984年又调回南窖当乡长。大姐夫爱吃黄豆炖鸡块，每次大姐做了，总是把我也叫下去，大姐夫吃鸡头鸡爪鸡脖子，把鸡肉留给我。

1978年我到天津去念书，是大姐夫送我到天津，穿的是他的一件海军蓝上衣。到1981年毕业时，从天津搭车到班各庄，大姐夫又骑车带我去等客车。从学校带回来的一箱子死沉死沉的书，是南窖二姐夫帮我从村口扛回家。我在天津读书三年，接父亲班的三姐挣35元工资，按月寄给我20元。

我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全家人的心，大姐夫两口子都操着。四姐订婚是在大姐家办的事，宴请了村里本家的十位长辈。我父母新立坟地，大姐夫也帮着选地方出主意。坟头的青石碑，也是后来大姐夫在给他父亲立碑时一并给立下的，下款刻着“儿陈玉明立”。

我是家中独子，又是几代单传。1989年结婚前，大姐悄悄给了我一张手抄的民间流传的生男生女周期表。我儿起名叫陈心，即是称心如意的意思。

因为姐夫工作关系，大姐家后来搬到了房山，又迁至良乡。那些年，大年初二去大姐家，是我们小家庭过年的惯例。对唯一的小侄子，大姐也是疼爱有加。起初我婚后无房租房住，大姐还一直惦记着我的住房问题。

1999年共和国五十周年的前一天，我终于住进属于自己的新居，结束了十年四迁的颠沛生活。那年10月中旬，大姐夫一家数口开车到我顺义的新家来看我们。中午，在小区“川妮”大家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吃火锅。下午要回去了，大姐坐在家里客厅不想走，想再多待会儿；大姐夫说，下回再来嘛……

可大姐她再也没有下回了！2000年1月17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外甥打来的电话，说“舅舅，我妈住院了”……我带着爱人当晚驱车赶往良乡，路上心已暗自凉了半截……

那天早起，大姐说感觉心里有点难受，大姐夫便说那今天我就不上班了，带你去医院看看吧。万没想到的是，此一去大姐竟再也没能回家，在医院逝于心肌梗塞。

赶至良乡，极度悲伤中的大姐夫跟我说，上回从你们那儿回来，她好几个晚上高兴得睡不着觉，不断地夸“栓子真有出息”……

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大姐夫把大姐运回了老家。出殡前一晩，大姐夫独自到棺前，寒夜之中恸哭了一场……

我顺义新居的花园外，有一棵玉兰树，是大姐去世那年的春天栽下的，今已两丈来高亭亭如盖矣。每到春天，洁白的玉兰花一开，我就会想到我亲爱的大姐陈玉兰；我就知道又该回老家给先人们上坟了。

我有个愿望——在大姐的坟地也栽棵玉兰树，但一直未果。直到2010年，清明节前回乡上坟，我在坨里的集市上买了两棵一米多高的小玉兰树，和亲人们一起栽在了大姐的坟头旁，还大老远提了桶水给浇上。只可惜山地贫瘠，两棵小树都没能活下来。但大姐这株玉兰花，会永远开放在我心里……

2024.1.17

供图/陈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