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在华的外国传教势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存在，尽管对其评价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经历了相当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转变。发展医务是他们普遍采用的一种传教方式，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蓬勃兴起并在华得到迅猛发展的基督教“社会福音派”社会改良的一项重要内容。借医传教历来是基督教谋求在华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在近代已被系统地论述，上升到传教模式的高度，也引起了来华传教士的诸多讨论。来华传教士于1838年成立“中国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但随着传教中心的转移、医务传道会内部的分裂和中国社会对西医的质疑，以及各差会母会对此传道方式的争论，医学传教及西医学在华最初并未得到较快发展，西医学与传教也渐呈分离之势。1886年，在西方逐渐兴起的海外传教热潮和“社会福音主义”的影响下，以及在部分寓华医学传教士的呼吁下，寓华医学传教士代表以参加国际医学大会为契机会聚上海，成立了中国博医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以下简称“博医会”），并于次年创办《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其宗旨为加强在华传教医师的联络与协调，交流医学工作经验，促进中国医学发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西医学术团体，从此教会医疗工作由各差会分散进行转变为多差会合作进行。此后直到1932年，在中国本土西医人数日益增加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情况下，博医会才与先前成立的中华医学会实现组织上的合并。博医会在华独立存在达46年之久，是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公益非营利性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的前身之一，其活动促进了西医学在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日后中国医学团体的职业活动模式，并诱发与契合了近代中国人实现中西医学术体制地位转换的努力。正如费维恺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外国在华的存在”一章中所认为的：“在义和团起义以后不久的几年，在华的新教基督教盛行。因为在取得了半个多世纪平庸的结果以后，它与需要它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联系。在清代的最后十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不应求时，发展中的教会学校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民国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由此，研究中国博医会，其彰显出的学术意义至少有三。

其一，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医学学术体制的转变过程，以及此后直到今日仍纠缠不清的中西医纷争；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亦可提供一个具体生动的历史侧面。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其中，医学方面的变革是很明显的。现代社会以西医学为主，这在所用药品、治疗方式、国家医学教育体系及卫生建制等方面都与传统中医药学有很大区别。而即便是现代中医药学，与传统中医药学相比，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当然，近代以来中国医学上的这一系列变化，都与西医学的传入有关。晚清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及其在华发展基本上是由这一时期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进行的。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西医学在华已有一定的传播，但总体上不太被认同，中国仍是中医的天下。人们对于西医，还颇多疑忌。博医会成立后，受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传教热潮和“社会福音主义”的影响，在博医会的组织协调下，大批医学传教士和医生来华，教会医院在各地纷纷建立。后由于维新变法“强国保种”口号的鼓吹和清季“新政”（包括学制和官制改革）、留日学医热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到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本土西医大量增加，社会对于西医态度丕变，西医卫生行政和学术体制在华得以最终确立。在此过程中，为因应中国社会变化，博医会亦积极活动，成立编译委员会以加强医书编译事业，配合革新的中国社会对西医著作的需求；规范医学课程设置，协助教会协和医学院校的建立以集中力量办学，提高竞争力；加强疾病与医学研究；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并于1916年开始与中国医学界合作从事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后扩大到科学名词统一工作。另外，博医会在其存续期间，对中国地方疾病的研究和中医西传也作出了一定贡献。博医会作为近代中国主要由来华西方医学传教士组成的医疗学术团体，处于教会医疗在华由星火分布到迅猛发展至鼎盛、中国本土西医兴起并逐渐占主流地位及中西医学术地位置换之转折时期，发挥了在华组织、协调和促进西医学发展的作用。考虑到博医会在近代中国中西医学术体制置换中的作用和影响，笔者以博医会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希望由此来反映近代中国医学学术体制转型过程，为研究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其二，博医会作为一个民间社团尤其是以外国人为主组成的学术团体，曾长期与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中华医学会、中华生理学会及中国科学社等机构，以及晚清、民国政府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与交流，但也遭受过沉重的挫折与打击，先后经历了义和团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立案”运动等，最终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和本土西医数量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与先前成立的中华医学会实现了组织上的合并。因此，研究博医会，也有助于理解近代民间社团在中国社会巨变中之角色与功能，尤其是对于理解近代外国在华势力、团体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中之角色及其实现本土化之过程与命运，有着特殊的意义。此外，博医会的研究对于理解文化与帝国主义扩张之关系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亦提供了一个实例。

其三，博医会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一个医务协调、学术研究机构，其活动促进了西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契合了中国医学学术体制转型，并对中医西传作出了一定贡献。因此，对博医会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拓宽其视野都有一定的意义。

基于以上几点，笔者以博医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博医会的种种活动，以期对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基督教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重要团体做细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