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印度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不少人认为印度迟早会超过中国。
14亿人口，30年经济自由化改革，印度的崛起已成为全球焦点。
詹姆斯·克拉布特里在担任《金融时报》驻孟买分社社长期间，曾采访多位富豪政要，试图还原印度30年经济改革历史。
以下摘自詹姆斯·克拉布特里的《新镀金时代》，有删改，由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
这本书主要讨论印度近代史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是超级富豪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和大公司权力过大的问题。印度长久以来是个等级分化的社会，人们被依照种姓、种族和宗教划分为不同阶层。独立前，印度由英国殖民者和众多封建王公统治。1947年独立后的数十年里，印度社会至少在经济层面变得更平等，精英阶层也以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标准过着适度的生活。
2000年以来，形势迅速转变，财富率先流向受过良好教育、与世界联系紧密的精英阶层。大都市出现新的富裕阶层——用经济学家让·德雷兹和阿马蒂亚·森的话来说——就好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突然冒出几个加利福尼亚”。这里面最耀眼的莫过于社会顶层积累的财富。到2008年，印度新兴亿万富豪富有得惊人，后来出任印度央行行长的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提出这样的质问：“如果我们可以称俄罗斯为寡头政治，那么印度离这一天又有多远呢？”
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印度仍然是个穷国，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美元。投资银行瑞士信贷2016年的一项调研表明，一个人如果想跻身印度最富有的1%，仅需32892美元。但正是这1%的人占据了印度半数以上的国民财富，这样惊人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罕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印度目前和中国一样，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国家。以研究世界财富不平等而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研究中表明，自1922年有纳税记录以来，印度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前1%高收入群体的占有比在近些年达到峰顶。
超级富豪的崛起和第二个问题紧密相连，即裙带资本主义，意指政客和商人沆瀣一气，将有价值的公共资源占为己有。印度过去实行的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为腐败提供了土壤，迫使国民与商人为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付出大量金钱。21世纪的前十年经济腾飞，贪腐更为严重，计划经济时代的贪腐相比之下都显得微不足道。电信、矿产等领域价值数十亿的稀缺资源，被赠予超级富豪，媒体甚至将这些丑闻集中称为“欺诈季”。企业借助高额回扣拿到土地，绕开环境保护法规，签下基础设施建设合同。物价上涨促使铁矿等采掘工业一片繁荣，同时引发猖獗的贪腐行为。新闻头条充斥着丑闻，揭露诈骗性质的公共住房，痛斥劣质的公路建设。
1991年，印度的改革先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许会带来一个更好、更廉洁的政府。说得委婉一些，他们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实际情况与他们的预想出入很大，印度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根本无法妥善应对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球化。行政官员、法官、监管人员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即使清廉，也来不及为市场设置配套的法规，更何况现实中不乏贪官污吏，有不少还是巨贪。裙带资本主义渗透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矿业权、土地分配和公共食品分配等问题都在社会上引发过震动。媒体也卷入被资本收买的丑闻，深受喜爱的国民运动板球也未能逃脱被裙带资本主义污染的命运。一项调查估计，这场大型骗局抽走了“数千亿美元”。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贪腐是零售的，那这一时期则是批发的。
许多政府官员借此聚敛了惊人财富，若不是将这些资产隐藏在空壳公司或外国银行中，他们本可以凭此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得到一席之地。对官员而言，经济高速增长意味着他们手中的权力可换取更多的财富。政党为赢得选举而花费更多金钱，换言之，他们需要筹集更多资金以赢得竞选和回馈让他们当选的选民。其中的大头来自超级富豪的非法捐赠，以换取政党胜选后未知的好处。政治在印度不再是一件便宜的事。2014年的印度大选据说耗费近50亿美元。当时，印度教民族主义党派印度人民党轻松获胜，纳伦德拉·莫迪当选总理。他之所以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一大原因就是他抓准民众对贪污腐败的反感情绪，承诺当选后推行经济改革，强力反腐。
第三个问题是印度工业经济从繁荣走向萧条的周期，这是前两个问题的结果。过去20年，中国掀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建设热潮，其中绝大多数都由国企投资和承建。与中国不同，印度的投资热潮主要靠民间资本推动。宝莱坞寡头从本地银行大量贷款，肆意投资。民间资本上一次这么活跃，还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美国兴建铁路网时期。不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印度逐渐步入萧条。超级富豪不得不为先前的自负买单，承担公司因盲目扩张和债台高筑带来的苦果。2017年，金融危机10年后，印度各大银行账上的不良资产高达1500亿美元。
从繁荣走向萧条，这种经济周期在新兴经济体中并不少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就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超级富豪滥用低利率贷款、随意进行投机性投资有关。而印度的危机与世界联系更为紧密。20年的超全球化最终淹没了英美的金融体系，一度在纽约和伦敦叱咤风云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因此受到重创。全球化在印度淹没的则是工业体系，作为工业化主心骨的企业集团无一不深陷泥潭。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家信誉扫地，孟买和新德里那些一度被奉为传奇的超级富豪也跌落神坛，至今仍没有完全恢复。
我对超级富豪、裙带资本主义以及印度工业所处困境的兴趣，与我担任驻外记者的经历有关，那段时间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三个问题。我在印度各地旅行期间，最感兴趣的就是2005年前后崛起的当今印度的缔造者。他们曾在政界和商界呼风唤雨，但随着形势急转直下则开始疲于应付，尤其是2014年莫迪上台以来，潮水的方向明显变了。这批人向来坦然接受印度现状，因时制宜，而非依个人喜好凭空想象。他们敢想敢干，无所顾忌。这样的野心，西方国家过去也有，但现在恐怕已无可能，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被净化。就连人们对印度这拨人的称呼——贵族、老板、权贵、大亨、泰坦、巨头——仿佛也是从另一个时代打捞起来的。
你如果觉得这些听起来很熟悉，那就对了，因为在印度之前，早就有国家经历过裙带资本主义猖狂发展的阶段，并由此发生根基性变革。19世纪中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如此。不过更为相似的还是美国的镀金时代，也就是1865年内战结束后到19和20世纪之交的那段时间，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讲，那是“庞大公司、冷血财阀、狡猾政客”的时代。
19世纪中期，美国自我标榜为乡村气息浓厚、人人平等的净土：一个由绅士领导的自耕农国度。然而，短短两代人的工夫，美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跌宕起伏，历经繁荣与萧条。那段时间至今仍然是美国经济增速的巅峰。芝加哥、匹兹堡等工业中心吸引了数百万外地人和数百万欧洲移民。曾经与世隔绝的农业国就这样一跃成为庞大的经济体和领先世界的工业强国。
美国的经济腾飞和印度一样催生了新一代超级富豪。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铁路大亨杰伊·古尔德和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他们站在新百万富豪阶层顶端，以豪华的住房和奢靡的生活方式出名。当时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强盗贵族”，因为他们在短时间内赚到惊人财富，且常有违背良知的行为。
“镀金时代”的说法源自马克·吐温的小说，意指时代如镀金般光鲜，但内里早已腐朽不堪。这种时代的政治尤为腐朽。早在19世纪初，盲目扩张的特许经营权就为腐败提供土壤，进而形成猖狂的政党分赃制。强大的城市政治机器用好处费和恩庇网络换取官位和选票，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在19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控制着美国金融资本的纽约坦慕尼协会。
印度很可能在走美国的老路。许多印度人一听这个类比就火冒三丈，认为独一无二、博大精深的印度文明会走别人老路的说法极其冒犯。他们反驳称19世纪的美国是人口稀少的年轻国度，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印度则拥有悠久的历史，人口密集且政府权力大。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种比较很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对印度版的强盗贵族和坦慕尼协会风格的政客有更多了解后。印度经济和美国当时的经济惊人地相似。2013年，印度生活成本调整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200美元，1881年正处于镀金时代巅峰的美国也是这个水平。不论如何，印度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注定要在21世纪继续增长，一如19世纪的美国。这说到底是我们乐观的期待。像印度这样高速发展的国家，我们总可以想象新的可能。
21世纪将成为美国、中国、印度三国博弈的时代。比起中美，印度仍处于初级阶段，但也正因此拥有最大的潜力。这一变化过程往往是不道德的。“他们是满不在乎的人，”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写道，“他们砸了东西，毁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钱堆中去，退缩到麻木不仁、漫不经心，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中去，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这本小说写的正是美国后镀金时代纸醉金迷的富翁。我在印度也见过这样的人，但我会尽量避开道德说教，转而讲述一个国家处于大变革关键时期的故事。印度确实可以瞥见美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