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庆邦
牛想喝水，自己会喝。牛不喝水，强按头是不行的。就算把牛头按得牛嘴触到了水面，它不张嘴，奈何？人做事情也是一样，某件事情，他心甘情愿，乐此不疲，才能做得好。如果他推推托托，别别扭扭，恐怕很难做出什么好活儿。写东西也是如此。写作是手艺活儿，更是心意活儿，文思如涓涓泉水从心底流出，对自己的心意不可有半点违背。倘若逼着自己硬写，其真诚度、含金量和质量都会大打折扣。
我们每写一篇东西，写什么，不写什么，事前都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自主选择过程，也是说服自己的过程。不管写长篇、中篇，还是短篇、散文，都须先把自己说服，然后方可动笔。春风不吹，花枝不摇。自己不服，何以服人？自己不感动，何以让别人感动呢？！
我刚刚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花灯调》，从夏写到秋，从秋写到冬，又从冬天差不多写到来年的立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写，一天都没停。其间我感染过“新冠”，发烧、咳嗽、嗓子疼好几天，我照样写作。在春节放假期间，我跟往年一样，也是在写作中度过的。我常常写得泪眼模糊，看不清稿纸上的字迹，不得不抽出一张面巾纸，搌一搌眼泪，才能继续写下去。将近三十万字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是不断感动自己的过程，也是不断说服自己的过程。说服自己，不是靠对自己讲多少大道理，而是历史的、现实的和自己所经历的事实都在那里摆着，你不服都不行。
用历史说服自己。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工业和采矿业，无法积累起雄厚的资本，王朝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财政支出，还有边防所需的军费，主要靠农业税赋，靠剥夺农民的口粮，靠向土地索取。中国人不只是土里刨食，还从土里刨银子、刨刀枪。衣衫褴褛的农民，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差不多都被官家收走了，祖祖辈辈过的都是忍饥挨饿的日子。遇上天灾、匪患和兵荒马乱，逃难和饿死的只能是农民。这种悲惨景况，不仅史料多有记载，一些诗歌里也有生动描述。唐代诗人白居易《观刈麦》里写的“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李绅《悯农》里写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无疑是广大种田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普天之下，是农民通过种庄稼、打粮食，养活人类，人类才得以在地球上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才是全人类最原始的、真正的衣食父母。然而实际情况却往往是，“种田的吃米糠，晒盐的喝淡汤，纺织娘没衣裳，编席的睡光床，当爹娘的卖儿郎”。难道他们天生就该受穷吗？天生就该被剥削吗？什么时候才能根治这种历史沉疴呢？
好了，到了2006年，国家终于宣布，农民不再交农业税，从此结束了“完银子，交公粮”的历史。几年之后，国家又出台了新的政策，农民种田所收不仅全部属于农民自己，国家还按田亩数给种田农民发放补贴，种的田越多，得到的补贴就越多。不出还入，这是世世代代的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啊！然而，别急着欢呼，更大的好事还在后头呢。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集中实施了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全民奔小康的历史性工程。经过八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全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贫困县统统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历朝历代都没有过。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上也鲜有先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脱贫攻坚，创造了全地球、全世界、全人类的奇迹。此景只应天堂有，如今终于到人间。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公元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所进行的脱贫攻坚战，以及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必将载入华夏民族的史册。这样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如此光耀千秋的辉煌成就，难道不值得我们心悦诚服地书写吗！
用现实说服自己。我的老家在河南，我老家所在的县，是贫困县，所在的村，是贫困村。还在农村生活的我大姐家、二姐家，还有二姐的大儿子家，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虽说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出来参加了工作，但我几乎每年都回老家，和农村老家还保持着骨肉般的紧密联系，贫穷好像还在拖着我的一条腿。1975年夏季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一天一夜之间把我的老家淹得房倒屋塌，变成了一片泽国。我蹚着齐腰深的水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逃水逃到别的地方去了，村子里已渺无人烟，仿佛又回到了远古的鱼龙时代。大水退下去之后，村里的人再也盖不起房子，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泥草棚子里。在吃的方面，因生产队分的粮食很少，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有时只能靠吃糠菜度日。在穿衣方面，几乎人人穿的都是破烂的衣服，或是打满补丁的衣服。有的人好不容易做了一件新衣服，为防止衣服早早被磨烂，在做新衣服的同时，就在膝盖处和臀部打了补丁。更有甚者，有人打发闺女出嫁时，竟连一条新裤子都做不起，只能向别人家暂借一条裤子给闺女穿。
改革开放实施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以后，当农民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农村的面貌就发生了日新月异般的变化。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块地。但天已不是原来的天，地已不是原来的地。天上彩霞满天，大地换了新颜。还拿我们村来说，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高的盖到了四层。我们村的名字叫刘楼，一个“楼”字，代表着祖祖辈辈居高的向往，代表着一个梦想。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才梦想成真，刘楼村才名副其实。穿衣早已不成问题，不管大人孩子，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单摞单，棉摞棉，还没穿破就淘汰掉了。要说问题，新出现的是衣服过剩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问题。吃饭的事更不用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平日里连黑面馍都不够吃，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馍。现在呢，每天吃的都是白面馍，想吃几个就吃几个。乡亲们感叹：我哩个乖乖，现在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嘛！在脱贫攻坚中，我大姐家、二姐家，和二姐的大儿子家都脱离了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二姐的大儿子在村里开了一个小超市，村里给其他村民发了购物券，鼓励他们就近在超市里买东西，以增加二姐大儿子家的收入。这些都是我亲见亲闻的最基本的现实。如果我们不是预设偏见，道听途说，而是心怀良知，尊重最基本的现实，这些现实非常值得我们书写。
用中外对比说服自己。全世界有一百九十七个国家，八十多亿人口，其他国家怎么样呢，还有没有绝对贫困的人口呢？我去过肯尼亚、南非等一些非洲国家，知道非洲几乎每年都面临粮食危机，大量人口在贫困的荒漠里挣扎，每年饿死的人都数以千万计。在坦桑尼亚，每天都有大约一千五百个儿童被活活饿死。我看过一幅让人触目惊心、过目难忘的照片，题为《饥饿的苏丹》。照片上，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大头儿童趴在地上，在儿童身后不远处，立着一只和儿童身体差不多大小的秃鹫。食腐成性的秃鹫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那个濒死的儿童，像是随时都有可能把儿童吃掉。这是多么可怕可悲的一幕。不光是欠发达国家存在饥饿的情况，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有人填不饱肚子。在美国的西雅图，我看见有一个上岁数的男人，在街边的垃圾桶里扒来扒去。我以为他是捡废品，不料他是捡食品。扒到别人扔掉的半块面包，他当时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在德国科隆大教堂前面的街道上，我看见夜宿街头的流浪汉，身边放着一只纸杯，期望路过的人给他往纸杯里投一点钱。要是不缺吃的，那个美国人不会去垃圾桶里捡垃圾食品。同样，要是吃得饱、穿得暖，那个德国人也不会不顾脸面地在街边乞讨。这些贫困现象的存在，在非洲主要是自然条件不好和资源匮乏造成的，他们还没有能力实现脱贫。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主要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原因造成的，他们不大关心穷人的死活。而在我国，“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处处以人民为中心。共产党人把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通过脱贫攻坚，才消除了绝对贫困，使全国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我个人认为，贫富是相对而言，不管到什么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水平都会有差距，不可能都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在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水涨船高，再穷的人也不会穷到哪里去，至少可以做到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行不愁、上学不愁、看病不愁。举例来说，我还在农村老家的时候，去我们那里逃荒要饭的人很多，每到吃饭的时候，端着豁边子瓦碗挨家挨户要饭的人一个接一个，让吃饭的人都吃不安生。近些年我再回老家，连一个要饭的都看不到了。说起要饭，大姐说，要饭是舍脸的事，现在家家的白馍都吃不完，谁还去舍那个脸呢？对于这样令世界瞩目的巨大变化，中国史和世界史都会有记载。可作为史料的记载，往往是客观的、简单的、粗线条的，一般不带什么感情色彩。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正好可以为历史做一些细节性的、情感性的、艺术性的有效补充。
自己说服自己。相比以上三个说服，自己说服自己，似乎更重要一些，它是从外因到内因，从客观到主观，最终要落实在自己说服自己上。不必隐瞒什么、回避什么，我自己就曾是一个经历过极度贫困的人。在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1960年，我九岁。这个年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贪吃的时候，可生产队的食堂断炊，面临解散，一口可吃的东西都难以寻觅。我爷爷饿得双腿浮肿，肿得闪着黄铜一样的光亮，一摁一个坑。爷爷一坐在地上，就无力站起，需要我和二姐两个人使劲拉，才能把他拉起来。我父亲饥病交加，在当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去世了。我小弟弟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我吃过从河里捞出来的杂草。杂草上附着一些小蛤蜊，一嚼壳嚓嚓响。我吃过榆树皮。母亲把榆树皮在碓窑子里砸碎，下到锅里煮成黏液给我们喝。黏液连成一坨，我喝了一口，还没尝出是什么味，黏液就秃噜噜滑进肚子里去了。我吃过柿树皮。柿树外面一层干裂的皮没法吃，只能吃里面紧贴树干的一层湿皮。我把那层湿皮刮下一块，放在火上烤。等把湿皮烤干，就放进嘴里使劲嚼。烤干的柿树皮又苦又涩，十分难吃，但我还是把它嚼碎，自欺似的咽了下去。以前我没说过，我还吃过煳坷垃。食堂里烧煤需掺一些土，土里会混进一些砂礓子儿，经过火烧，坚硬的砂礓子儿被烧熟了，变成了煳坷垃。每当食堂里往外倒炉渣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就抢上去，从里面扒拉煳坷垃吃。每扒到一粒煳坷垃，我们就像得到一颗香炒豆一样，高兴得眉开眼笑。尽管有些饥不择食，什么东西都往嘴里收拾，我还是被饿成了大头细脖子、大肚皮细腿。为父亲送葬时，当队长的堂叔担心我摔不碎老盆，替我摔了。去学校上学需要翻越一个干坑，每走到干坑前，我都视为畏途，翻起来十分吃力。我从小就听说过两句话：饭舍给饥人，话说给知人。意思是说把饭给饥饿的人吃，人家才会心生感激；把话说给知理的人听，听话的人才听得明白。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回忆自己的贫困经历，是想说明，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是想说明，脱贫攻坚和消除贫困来得并不容易。是想说明，越是经历过贫困的人，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越是倍加珍惜。还是想说明，心怀沉痛历史教训的人，对书写今天的巨大变化，也许更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如果不写，我会觉得对不起这个时代，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
总的来说，我国的脱贫攻坚和全民脱贫，的确称得上是一个一步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不仅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意义，还具有民生学、人权学、哲学、文学和人道主义运动方面的意义。对“运动”这个词，我们还心有余悸，往往讳莫如深。其实“运动”是一个中性词，而不是一个贬义词。运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方式，它有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脱贫攻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而言，真的很像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与以前的运动不同，这场运动不再是革命性的，而是建设性的、福利性的。我之所以愿意用人道主义为这场运动命名，是因为以前有些运动不但不人道，反而反人道。脱贫攻坚奔小康，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具有彻底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性质。人道主义是文学的宗旨之一，我们的文学创作一直在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不可能对脱贫攻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同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受益者，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和平、安全、和谐、富足的盛世，让我们发出小小文人应该发出的真实的声音吧。
不少朋友、读者和兄弟姐妹对我说，我已经写了不少表现农村生活的小说，现在的农村变了，跟过去的农村不一样了，劝我该写一写现代农村生活的小说了。是的，五十多年来，赶上了能持续写作的好时候，我已经写了大量乡土题材的小说，中短篇小说且不说，在写这部《花灯调》之前，仅长篇小说就已先后出版了六部。《高高的河堤》写大自然对少年儿童心灵成长的滋养。《远方诗意》描绘农村青年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平原上的歌谣》记述中国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生存韧性。《遍地月光》反思“文革”对普通老百姓造成的伤害。《黄泥地》揭露国民性中的泥性。《堂叔堂》用一个个人物承载近代、现代和当代农村的历史沧桑。我每年都回老家，对老家的变化看在眼里，动在心上，是想写一部记录新农村现状的长篇小说。可是，不是我想写就能写。有了写作的愿望和冲动，不一定就能付诸写小说的行动。这里有一个写作契机的问题。小说主要是写人的，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是一部小说成败的关键。好比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纲，纲举才能目张。又好比主要人物是一棵树的骨干，只有骨干树立起来了，才撑得起满树繁花。如果只见物，不见人；只见客观，没有主观；只见变化，不倾注情感；并不讲究细节、语言和艺术，新闻报道就可以承担，何必还要写成小说呢？我设想，最好能找到一位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驻村第一书记，以第一书记为主线，就可以把整部小说带动起来。
我还想过，回我们老家住上一段时间，详细了解一下我们村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并着重了解一下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情况，看看能不能为我要写的小说中的挂帅人物找到一个原型。有了立得住的原型，整个小说工程方可以启动。还没回老家，我先后分别给几个堂弟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我们村从县里派下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是有的，但人家基本上没在村里住，他们对第一书记不是很熟悉。村支书也是我的一个堂弟，说起来，别的堂弟几乎都对当支书的堂弟有看法，说了不少负面评价的话。这多多少少让我有些失望，担心写脱贫攻坚的计划有可能会落空。兵怕无头，将怕无主。小说中如果缺乏主心骨似的人物，既像无头的兵，又像无主的将，只能是一堆素材、一盘散沙。这让我想到文学创作中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熟悉生活，可对某个地方的生活又不可太熟悉，太熟悉了，会先入为主，形成固定的观念，很难产生陌生感、新鲜感，影响想象力的充分发挥。
重燃写作欲望的契机出现在2020年的春天。这年5月，遍地鲜花盛开之际，《中国作家》杂志社组织全国各地的十几位作家，到刚刚实现整体脱贫的革命老区遵义市实地采访。在短短的三四天时间里，作家们马不停蹄，连续走访了不少地方，并走访了一个从深度贫困村脱贫的山村。去山村的路上，中巴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拐来拐去，驻村第一书记不失时机，在车上就开始给我们讲她的扶贫故事。她是一位女书记，她所讲的为争取扶贫项目多次流泪和哭求的经历，让我深受感动，留下了难忘印象。我心里一明，好，众里寻他千百度，获得“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的她，不正是我要寻找的驻村第一书记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嘛！她在六姐妹中排行老二，人称二姐。看见这个二姐，我想起我们家的二姐。我二姐也是早早入了党，当过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还当过县里和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两个二姐的心性有些相像，写遵义的二姐，正好可以和我们家的二姐互相借鉴。我们只在那个山村走访了半天，所得到的素材与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相差甚远，我必须再次去到那个山村，定点深入生活一段时间。于是，在两年之后的2022年春天，刚过了端午节的第二天，我就独自一人重返那个山村，在山村驾校的一间宿舍住下，一住就是十多天。在山村期间，二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差不多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跟我聊一会儿。除了在她的办公室里聊，她还冒着连绵的细雨，带我在山里行走。全村共四十一个村民小组，我们几乎都走到了。她对组组户户的每一个村民都很熟悉，我们边走边聊，走到哪里都有聊不完的话题。常常是，聊到动情处，二姐满眼都是泪水，我的眼泪也模糊了双眼。我不得不摘下花镜，用纸巾擦擦眼角，才能继续和她聊。深入生活的结果，我有了这部长篇小说。
我为这部小说初定的题目是《泪为谁流》。也许有读者会问，为什么给小说起这么个题目？我的回答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为她的事业付出了太多的感情，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也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流的眼泪就不说了。小说写完后，我再看自己的小说、听自己的小说时，仍禁不住流泪。我现在写小说，还是用钢笔在格子纸上手写，完成后，由妻子帮着录成电子版。小说一共写了二十八章，每交给妻子一章，我都要先看一遍，看看还有没有错别字需要改正。可以说，任何一章，都有让我泪湿眼眶的情节和细节。妻子是对着手机语音转汉字录入，录完一段就转到容量较大的电脑里。我很喜欢听妻子读我的小说，每当她读时，我就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也不干别的任何事情，悄悄在一边闭目听。虽然闭着眼，但听着听着，仍挡不住有眼泪涌出，让我能感觉出眼泪的咸和眼泪的辣。我不止一次自我解嘲似的对妻子说，自己写的小说，还让自己这么感动，真是不可思议。还有一点让我想不明白的是，看到或听到某些段落，上次流过泪了，这次仍要流泪。按道理说，预知那个地方可能会流泪，是不是可以硬起心肠，避免流泪呢？可是，不行，我好像管不住自己的感情似的，到那个地方还是不可避免地流泪。这可能是艺术接受心理中的一个谜，我没能力解开这个谜。要说魅力的话，这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
当然，眼泪付出的多寡，并不能证明小说的优劣。据史料记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金与朱光潜曾就作品中的眼泪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巴金称赞曹禺的《雷雨》让他流了四次眼泪，朱光潜不以为然，在《眼泪文学》中提出怀疑：“叫人流泪的多寡是否是衡量文学价值靠得住的标准？”巴金看后有些生气，写了数千字的《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为自己的看法辩解，并批评朱光潜“少见多怪，缺乏常识”。我很想读读巴金先生的文章，但十度百度，都没有查到。我个人认为，人类作为情感质量最高的高级动物，眼泪肯定是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情到深处，感到高处，不管喜怒哀乐，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流下眼泪。情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审美核心，一部作品能否打动人，首先要看他的情感是不是真诚、饱满。而眼泪作为饱满情感外溢的一种表现方式，它的动人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也是无可指责的。杜甫的“人生有情泪沾臆”，还有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得我接受《南方周末》的记者访谈时曾经说过，人只重视流血，而不重视流泪，是不对的。用刀子随便在人的身体上拉一个口，都会有血流出来。而流泪不是那么容易，情感上达不到一定程度，你就是打死他，他都流不出一滴眼泪。
在“泪为谁流”之后，还有血为谁洒，心为谁操，力为谁出，苦为谁受。其中的“谁”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之所以最终把小说的题目改为《花灯调》，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题目更有色彩，更诗意，更美，更含蓄，文学性也更强一些。还有，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庆祝活动，村民就会唱起花灯调，通过对比，歌唱山村的巨大变化。花灯灯是民间小调，有地方特色，更能表达民众的心声。
每当一部书面世，有的媒体记者总是会问，作者什么时候准备写这部书的？酝酿了多长时间？我想，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当然，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准备，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
2023年1月29日（正月初八）至2月5日
（元宵节）于翰高文创园和光熙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