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2月7日，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讲，演讲名为《无声的语言》。福瑟的小说代表作《三部曲》中文版日前由世纪文景出版，本文标题为编者加。

无声的语言

约恩·福瑟

我上初中的时候，这个现象毫无预兆地出现了。老师让我朗读课文。莫名其妙地，我被一股突然到来的恐惧压倒了。我仿佛在恐惧中消失，恐惧是我的全部。我站起来跑出了教室。

我察觉到同学们和老师都瞪大眼睛看着我跑出教室。

后来，我试图以我要上厕所来解释自己的反常行为。我能从那些听者的脸上看出他们不信。也许他们觉得我已经疯了，是的，他们觉得我正走向疯狂。

这种对朗读的恐惧一直跟随着我。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我开始鼓起勇气跟老师说，请不要点我大声朗读，因为我非常害怕，有些人相信了我，不再要求我这么做，而有些人认为我在以某种方式恶作剧。

这种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些有关人的重要的东西。

我还明白了许多其他东西。

是的，非常接近于让我今天站在这里向在座观众大声宣读讲稿，而且几乎不再感到恐惧的某种东西。

那时我明白的是什么呢？

某种意义上，仿佛恐惧夺走了我的语言，而我必须把它夺回来，大概是这样。而如果我想完成这一点，就不能依靠他人，只能依靠自己。

我开始写我自己的文字，短诗、短篇小说。

我发现做这些事给了我一种安全感，给了我与恐惧相反的体验。

我在自己内部找到了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写出只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现在，大约五十年后，我仍然长时间坐下来写作——我仍然在这个我内心的隐秘地方写作。老实说，我对这个地方也不大了解——除了我知道这个地方的确存在。

挪威诗人奥拉夫·H. 豪格（Olav H. Hauge）写过一首诗，他把写作行为比喻成小孩子在森林里用树叶搭建小屋，然后爬进小屋、点燃蜡烛，坐在黑暗秋夜里并感到安全。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象，同样描绘了我对写作的体验。现在我依然如此体验——正如五十年前。

我还明白了别的东西，我了解到，至少对我来说，口语和书面语或者说口语和文学语言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

口语常常是一种独白式的交流，它传递的信息是某个事物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有时它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交流，表示劝说或表达某种信念。

文学语言从来不是这样——它并不传递什么信息，它是意义本身，而不是交流。它有它自己的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好的写作显然是与所有说教相对立的，无论那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还是其他什么性质的说教。

对朗读的恐惧令我进入了那种孤独，多多少少会伴随一个写作者生命的那种孤独——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待在那里。

我写过许多散文体作品和戏剧。

当然，戏剧的特点在于它是首先呈现在书面上的言说，其中的对白、交谈或者常常出现的发言的意图以及有可能存在的独白，都总是一个想象中的宇宙，属于某种并不传递信息的东西，但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它存在着。

说到散文体的部分，米哈伊尔·巴赫金是对的，他认为表达模式或者说讲述的行为包含着两种声音。

简单来说：一个声音是那个说话的、写作的人的声音，还有一个声音是这个写作者所描写的人物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往往互相融合，以至于难以分辨到底是谁的声音。

它直接变成了书写中的双重声音——当然，这同样是那个被书写的世界的一部分，也是其内部逻辑。

我写下的每一部作品，大体上说，都包含它自己的想象性宇宙，想象性的世界。每一个剧本、每一部小说都有各自的崭新世界。

但一首好诗——因为我也写过许多诗——同时也是它自己的宇宙——它主要与自身而非其他世界有关。读诗的人可以进入这首诗，也就是说这个宇宙——是的，与其说它是一种交流，不如说是一种领会。

事实上，或许我写的所有作品都是这样。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我从来不会像有人说的那样为了表达自己而写作，恰恰相反，我是为了离开自己而写作。

我最后成了剧作家——是的，我对此会说什么呢？

以前我写小说和诗，没有创作剧本的想法，但后来我还是写了，因为，在一个鼓励创作更多新的挪威戏剧的政府资助项目中，我得到了一笔钱，对当时身为穷作家的我来说是一笔丰厚报酬。这个项目是要我为一部剧写一个开场，结果我写了整部剧，这就是我的第一部也是至今演出最多的一部剧，《有人将至》。

我第一次写剧本，结果却变成我作家生涯里最大的惊喜。因为在小说和诗歌里，我都试图写出用通常的口语无法表达的东西。是的，没错。我试图表达无法言说之物，这也是之前诺贝尔奖给我的授奖词。

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无法言说的，只能被写出——这是对雅克·德里达那句名言的改写。

于是我试图用文字表达这种无声的语言。

当我创作剧本时，我可以使用这种无声的语言、使用那些沉默的人物，和我在小说、诗歌里的方式完全不同。我只需写下“停顿”这个词，无声的语言就出现了。在我的剧本里，停顿无疑是最重要、最常出现的词——长停顿、短停顿或者只是停顿。

这些停顿可能包含非常繁多或非常简单的意义。有些东西无法被言说，或不愿被言说，或在一言不发中才得到最好的表达。

在我的散文体作品中，也许所有的“重复”都和我剧本中的停顿有相似的功能。或者我是这么想的：戏剧里有一种舞台上的无声的语言，那么小说的书面语言背后也有一种无声的语言，如果我想创造好的文学，这种无声的语言也必须被表达出来，比如在《七部曲》里，正是这种无声的语言说出：第一个阿斯勒和另一个阿斯勒很可能是同一个人，而整部长达1200页的小说也许只是对一个被提取出来的当下时刻的书写。

但无声的发言，或无声的语言，主要是由作品整体发出的。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还是一次剧场演出，重要的不是各个部分，而是整体，而这个整体也必须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或许我可以大胆谈论整体的精神，一种同时在近处和远处言说的精神。

那么，如果你足够仔细地倾听，会听到什么呢？

你听到的是沉默。

正如人们所说的，你只能在沉默中听到上帝的声音。

也许是。

现在回到实际中来，我想谈谈为剧场写作的经历给我带来的其他层面。如我所说，写作是孤独的职业，而这种孤独是好的——只要回到他人那里的道路仍然畅通，奥拉夫·豪格的另一首诗如此写道。

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剧本在舞台上演出，让我激动的东西正是孤独的反面，它是一种陪伴，是的，通过分享艺术来创造艺术——这带给我极大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从那以后，这种感知一直跟随着我，而且我相信，有着平和心性的我能够在我自己的剧本排演得不好的时候也感受到某种快乐，与这种感知有关。

戏剧是一场大型的倾听活动——一个导演必须，或至少应该倾听这个文本，正如演员也要倾听它、倾听彼此和导演，正如观众倾听整场演出。

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倾听：我写作时从不做什么准备，不计划任何事，只是通过倾听来推进。

因此，假如我要为写作选择一个比喻，那就是倾听。

于是不言而喻的是，写作是对音乐的回忆。在我十几岁的某个时期，可以说我是从只做音乐的状态里直接转向了写作。实际上我完全停止了玩音乐、听音乐的习惯而开始了写作，而在写作中，我试图创作出我演奏音乐时的体验。我当时就是那么做的——现在依然如此。

还有一点，也许有点奇怪的是，当我写作时，我总会在某一刹那感到这些文字已经写好了，就在我之外的某个地方，不在我脑中，而我只需要在文字消失前把它写下来。

有时我能不加任何改动地把这些文字写下来，而另一些时候我必须通过改写来寻找那个文本，不断裁剪、修改，小心翼翼地尝试把那篇已经写好的文字还原出来。

而我这个原本不想写剧本的人结果有大约十五年都在只写剧本。而且这些剧本甚至都被搬上了舞台，是的，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在很多国家都上演了。

我仍然难以置信。

生活真的不可思议。

就像我无法相信我现在站在这里，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试图说出一些关于写作是什么的、多少有些道理的话。

在我看来，自己能获奖既是因为剧作，也是因为小说。

在只写剧本的很多年后，我突然觉得好像够了，是的，有些过多了。我决定不再写剧本。

但是写作已成为习惯，一种只要我活着就无法离开的习惯——也许就像玛格丽特·杜拉斯一样，你可以称它是一种病——我决定回到写作开始的地方，写散文体、写戏剧之外的体裁，像我写出第一部剧之前的十来年那样。

这就是我过去十年到十五年间的历程。当我再一次开始严肃地创作小说，我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写下去。我一开始写了《三部曲》——当我获得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我感到这是一种极大的肯定，说明我作为小说作者也能有所产出。

后来我写了《七部曲》。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身为作家的一些最快乐的时刻，比如，当一个阿斯勒发现另一个阿斯勒躺在雪地里并救了他的命的时候。或者结尾：第一个阿斯勒，也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和他最好的、唯一的朋友奥斯莱克开始他最后的一段旅程，他们坐着一艘旧渔船，要去和奥斯莱克的妹妹一起庆祝圣诞节。

我本来没计划写一部很长的小说，但这部小说或多或少是它自己写出的，它变成了一部很长的小说，其中很多部分我写得十分流畅，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我想，那就是我最接近所谓幸福的时刻。

整部《七部曲》包含了我的其他很多作品的记忆，但是以另一种角度写出的。整部小说没有一个句号，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我就是这样写小说的，在一个持续的流动过程中，一个不需要句号的乐章里。

我曾在一次采访时说，写作是一种祷告。当我看到这句话被刊载出来，是有些尴尬的。但后来令我略感安慰的是，我读到卡夫卡也说过一样的话。所以毕竟，也许是这样？

我最早出版的书获得的评价很糟，但我决定不听评论家说什么，我应该相信自己，没错，坚持我的写作。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在四十年前我的处女作《红，黑》出版后，我就会停止写作了。

后来我收获的大多是好评，甚至开始获奖——然后我想，重要的是继续保持同样的原则，如果我不在意那些差评，我也不会让成功影响我。我会坚定地继续我的写作，坚持下去，坚持我的创作。

我想这就是我一直所做的，而且我真的相信，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会继续如此坚持。

当获奖的消息公布时，我收到了很多电子邮件和祝贺，我当然非常高兴，大多数问候都是简单的、表达欣喜的，但也有人在邮件中表示他们高兴得大叫，还有人说他们哭了。这真的让我深受感动。

我的作品里有很多自杀者。多到我不愿去想。之前我一直担心，我这样写作可能会让自杀合理化。所以让我最为感动的是，有些人坦率地写道，我的写作简直救了他们的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向来明白写作能救命，也许它甚至也救过我自己的命。如果我的写作也能拯救别人的生命，这就是最让我快乐的事了。

感谢瑞典学院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

感谢你，上帝。

（李琬 译）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