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前，梁漱溟先生在《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中引述辜鸿铭先生的观点，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梁先生对此的看法是“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因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这些教材讲的确实是君子之道，中国人的教育也可以说确实是偏向这种意向的；而西洋人用来教人的则是各种知识，什么天上有几多星，地球怎么转，等等。

现代以来中国人办学校一方面多模仿自西洋，学校里讲的课程也都是传统中国社会里所没有的，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书上的那些道理也似乎是西洋教育所不提及的，如此看来，中西方在教育上是各有其侧重点，“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志的一边，例如孝悌……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重知识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有人对偏知的教育很排斥，有人则认为二者不可偏废，梁先生认为“不可偏废为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须”。

至于二者不可偏废的理由，梁先生首先认为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识，即如摆在眼前的许多东西，哪个是可吃的，哪个是不可吃的，哪个是有滋养的，哪个是有毒的，这些都需要知道。人们需要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我们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识或学术才行，无论教育的意义是什么，“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西方人按照其文化路径，使其知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很容易看到人的生活应当受到知识的指导，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人事问题方面的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与此相反，按照中国文化的路径，“于知识方面成就的最鲜，也无可为准据者”，遇到问题时，总是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来对付，即便是医学这样的专门学问，中国的医生也主要是靠着用药开单的经验或临床的阅历所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教育很少授人以知识，西洋的教育则多授人以知识，而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的东西，“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为得，中国于此为失”。

情志的教育与知识的教育是不同的。因为情志是本能，是不学而能，是一个人生来即所具有的，也是后天所不能加进去的。但这并不是说情志是不可教育的，梁先生认为，“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志方面）如果没有弄的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所以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也就是说，生活本身要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生活工具的讲求则不能不居于第二，“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

比较中西方的教育，中国人向来着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极顾虑情志的失宜，在这一点上，“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此点为失”。然而，情志不能当做知识去教，而是应该从“怎样使他那为着孝悌忠信所从来之根本（本能）得以发育活动，则他自然会孝悌忠信”。对于本能，我们只能从旁去调理他，顺导他，培养他，而不要妨害他，搅乱他。譬如孝亲，不必告诉他长篇大论的一套，只须顺着小孩子爱亲的情趣，使他自由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梁先生有关中西方教育方面的差异的认识，在今人看来，似乎已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我们当代的教育，无论是教育方式还是教学内容，与一百年前相比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私塾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传统的儒家经典也更多的是作为学者研究的一种学说而存在。包括辜鸿铭、梁漱溟先生在内的那一代学人，对于知识、情志的理解也多少带有儒者思维定式的时代痕迹。不过，梁先生所主张的知识与情志教育不可偏废的观点却并未过时。

说起来，我们今天的教育，都与梁先生所说的其时的西方教育更相类似。从课程设置来看，绝大多数属于“知识”领域，而且由于知识是可以掌握的，也是可以通过分数来量化评估的，所以成绩也就成为衡量学生能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在“情志”方面，我们用思想道德课取代了儒家经典，最后也以考试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仅仅通过考试这一种形式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属于一个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本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一些学生“智商有余，情商不足”，他们可能掌握了相关学科知识，而且考试分数也很高，但却不知如何与人正常相处。那么，在今天，实现知识与情志的结合，或许依然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

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