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执政之时，先后与不少好友、同僚反目成仇；退隐金陵之后，却与他们中的好几位修复了关系，其中包括一直看不惯王氏的苏轼，王苏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为宋人笔记津津乐道。

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在黄州一呆就是四年多。神宗欲起复苏轼修国史，但宰相王珪认为不妥。元丰七年正月，神宗给三省发手札，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决定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不久又应苏轼的申请，许于常州居住。常州恰好在江宁府之邻。四月，苏轼离开黄州赴常州，沿途拜访朋友、游览山水，所以走得很慢，七月份才抵达金陵。在金陵，苏轼拜会了王安石。

王、苏会面的情景，宋人笔记有绘声绘色、仿佛亲临其境的描述，由于作者多站在反对变法的立场上叙事，带有明显的“踩王捧苏”色彩，记述的真实性未免要打一个折扣。

据一则宋人笔记，王安石一见到苏轼，十分欣喜：“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待。”但此时苏轼尚未拜翰林学士，王安石对苏轼不可能有此称呼。

而按另一则宋人笔记，苏轼舟过金陵，王安石“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苏轼“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

苏轼说：“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王安石一时语塞，乃提议同游钟山。

这则记载也十分可疑，王安石毕竟大苏轼一辈，怎么可能自己跑到江边拜见小辈？

《邵氏闻见录》则载，二人游赏钟山时，苏轼说：“某欲有言于公。”

王安石“色动”，以为苏轼欲辩旧事，却听苏轼说道：“某所言者，天下事也。”

王安石这才“色定”，说：“姑言之。”

苏轼说：“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苏轼所言“西方用兵”，指元丰五路伐夏；“东南大狱”指熙丰之际出现的诏狱。

王安石听了，举两指示意苏轼：“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其实五路伐夏、熙丰诏狱均与吕惠卿无关，王安石决无可能这么说。

苏轼又说：“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

王安石厉声说：“某须说。”既而又说：“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

俩人在钟山上谈得十分投机，仿佛是多年知己。最后，王安石告诉苏轼：“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

苏轼说：“今之君子乎，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

王安石“笑而不言”。

著《王荆公年谱考略》的清代学者蔡上翔认为，邵伯温对王安石的描述严重脸谱化，极不可信：“不料《邵氏闻见录》‘大兵大狱’之说，又出其语言状外貌，如‘介甫色动’、‘介甫色定’、‘介甫举手两指’、‘介甫厉声’，殆如村庸搬演杂剧，净丑登场，丑态毕出。呜呼！鄙矣，悖矣！”

现在我们要抛开宋人笔记厚此薄彼的文学性叙事，以两位当事人本人的互动文字为据，重建王安石与苏轼钟山之会的真实情景。

应该说，元丰七年秋王、苏的这次会面是十分愉快的，他们共游钟山，互有诗歌唱和，相谈甚欢，但话题可能未涉时政，因为这个话题会令双方尴尬。跟王安石沾亲带故的蔡絛说，苏轼与王安石游金陵，“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他们所论话题是佛理。这个记载是可信的。苏轼在致友人滕甫的书信上自述说：“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不奇怪，王安石晚年沉溺于佛老，而苏轼对于释道亦深感兴趣、颇有研究，佛理正是他们的共同话题。

他们还讨论了另一个共同话题——诗歌。对苏轼的文学才情，王安石是一直都承认的，据说金陵相会后，王安石更是由衷赞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则写诗表达了对王安石的敬仰之情：“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可谓相见恨晚、惺惺相惜。

因为与苏轼相处得很是愉快，王安石劝老朋友：不如在金陵购房住下来。苏轼亦自称正有此意，苏诗所言“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说的便是这回事。不过，据说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屋，与王安石结邻而居的计划只好作罢，在江宁盘桓了一段时间后，苏轼便告别王安石，离开金陵，过真州。

在真州，苏轼又给王安石致信：

轼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公执事。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轼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来仪真，又已二十余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也。

在这封信中，苏轼向王安石推荐了他的门生秦观，并委婉地请王安石向朝廷举荐秦观：

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其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集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一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

也许这才是苏轼过金陵拜见王安石的真实目的。苏轼写过一篇《成都圣像藏记》，元丰三年，有人将此记手抄本送给王安石，王安石读后击节叹赏。消息传到黄州，苏轼也很高兴，那时即萌生了请王安石荐引秦观的想法，他与友人计议此事：“知荆公见称经藏文，是未离妄语也，便蒙印可，何哉？《圆觉经》纸示及，得暇为写下卷，令公择写上卷。秦太虚维扬胜士，固知公喜之，无乃亦可令荆公一见之欤？”

难怪有研究者提出：“苏轼过江宁拜访王安石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难道真的如论者所说，为了畅叙‘友谊’、表达对王安石的‘仰慕’、‘尊敬’和‘向往’么？是想在江宁求田问舍、与王安石卜邻而共老钟山么？显然都不是。苏轼此行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借王安石之口推荐秦观”。王安石“约苏轼‘卜居秦淮’的心意是真诚的，但苏轼本人却根本无此打算，除了借荆公之齿牙推荐秦观外，其他皆属虚与周旋”。（参见阎笑非：《试谈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

王安石似乎也看出了苏轼的用意，复信说：“承诲喻累幅，知尚盘桓江北，俯仰逾月，岂胜感怅。得秦君诗，手不能舍。”随后笔锋一转：“然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巧妙地谢绝了苏轼的要求。

此后，苏轼似未再致书王安石。倒是在王安石去世后，因江宁府幕职官周穜上书朝廷，提议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苏轼极力反对，多次上章诋毁王氏，并要求正周穜之罪：“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惟韩琦独识其奸，终不肯进。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这个时候，苏大学士可能忘记了自己所写的诗句“从公已觉十年迟”。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