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了《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列王》等作品的托马斯·哈代是“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和二十世纪的诗人”。他受徐志摩推崇，被伍尔夫视为文学榜样，与狄更斯齐名，韦伯称他是“英国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在大部分读者心中，哈代似乎仍只是那个爱写乡村普通人悲剧的“现实主义作家”，晚年写了一堆数不清的诗歌的白须老诗人。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文学纪念碑”丛书最近推出的《托马斯·哈代传》中，传记作家迈克尔·米尔盖特评论哈代是一位“悲观的社会向善论者”，而他的作品则是对“人对人的不人道”的抗辩。
哈代可能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第一个突破禁忌、挖掘婚姻之外性关系题材的重要小说家，这正是其可贵的先锋性和现代性所在（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劳伦斯），但也因此在他的时代饱受争议。传记作者不仅详述了哈代小说名作的创作史、出版史、改编史，也没有回避其常常两极分化的接受史。小说家哈代生涯功成名就，却因《无名的裘德》不堪恶评。《无名的裘德》讲述的是一个人跌至人生低谷的故事，也让作家哈代陷入了绝境之中。
托马斯·哈代传[加]迈克尔·米尔盖特/王秋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7
“堕落的哈代”
1895年11月1日，《无名的裘德》单卷本由奥斯古德麦基尔文公司出版，随着最近出版和发行业务的全行业变化，维多利亚时期常见的三卷本小说版式已经消失殆尽。同一天，乔治·道格拉斯爵士到麦克斯门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第一本小说寄达时，他正好独自和哈代待在书房里：“我记得并无吉兆，天气阴沉，而哈代夫人此前在学骑自行车时遭遇到了意外，正在忍受其苦。”此外，道格拉斯相信哈代并没有“因感觉工作做得好而受到鼓舞”，并且“他几乎不期待其新作大获成功，也不期待读者的大肆诽谤，这将会是作品的一部分”。哈代对《无名的裘德》的期望值或许比道格拉斯所意识到的要高，但是他过去遭遇到的负面批评，仍然让他对现在所遭遇到的敌意的深度、直接性和程度准备不足。即便是那些称赞《无名的裘德》是一部杰作的评论家，也很有可能对其并未减轻的阴郁表达惊愕，对其直截了当地处理争议性问题感到不安，并对其固执的目的性感到恼火。那些认为该小说是一场灾难的人，则随意用公开的谩骂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它惊人地背离了作者以前作品的方式和内容方面。
13日的《卫报》称其为“可耻的噩梦，人们只希望尽可能尽快彻底地将其忘掉”。刊登在12日的《蓓尔美街报》上的评论的标题为“淫秽的裘德”，作者沉湎于对哈代热情叙事的一种完全庸俗化的解读：
因此，在适当的时候，一个不幸的家庭出现了；很快，先前出生的孩子和后来出生的孩子就开始吸引人们短暂的注意力，因为他们在房间里被绳子缠着脖子吊死在了衣服挂钩上。惨剧发生后，讯问、悔恨和一种新的罪恶意识，最终导致了所有离婚者的再婚，据我们估计，两对半夫妇总共有六次婚姻和两次猥亵行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创纪录的业绩。从此以后，他们均过着不幸的生活，除了裘德，因为他吐血身亡了；而艾拉白拉则用在烛火上加热过的伞骨来把她的头发烫成卷发，后来又狡黠地望着她的老熟人江湖郎中。
伦敦的《世界报》以“堕落的哈代”为题，收回了其早先对连载版小说中的删减的抗议，并不得体地取笑了诸如杀猪这样的场景：“由于该小说最初设定的读者群是美国读者，或许所有这些关于猪肠和‘内脏’的谈论都是为了向俄亥俄州波科波莉斯的居民致意。”接着，文章以崇高的、正经的口吻，指责哈代通过苏这一人物为“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少的神经质的准女主人公”树立了一个不妥当的榜样，并指责他模仿了“左拉和托尔斯泰的创作手法——《土地》的作者左拉和颓废的社会学家托尔斯泰……哈代先生所设想的人性，主要是由贪婪利己和歇斯底里组成的”。哈代对这些攻击的痛苦反应出现在了他11月写的许多书信中。对亨尼卡夫人、热恩夫人、道格拉斯、克洛德和高斯这样的朋友，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几乎相同的话语坚持说：《无名的裘德》压根就不是一部目的小说，尤其不是一部“关于婚姻问题的宣言”的小说，杀猪场景既是一种故意的人道主义姿态，又是对艾拉白拉本质上的动物性的戏剧化体现；而且他唯一担心的是，人们不是认为该小说对道德有敌意，而是恰恰相反，认为它过于强烈地赞同基督教对仁慈的劝诫，并认为它在强调苏最终回归正统信仰时是彻头彻尾的“高教会派的”。尽管有些异议毫无疑问是夸大其词的，但它们几乎无法与一些评论家的奇怪的曲解相提并论。
11月10日，哈代致信高斯，对他两天前在《圣詹姆斯公报》上发表的评论予以感谢，这尤其揭示了他对即使是最热心的文学朋友也不可靠的困惑、痛苦和愤恨。这篇评论在许多方面都是透着智慧的和表示赞同的，但是高斯和当时及以后的许多读者一样，发现这个故事是过度凄凉的，而且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凄凉，他在开篇几句话中也暗示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很阴郁的故事，甚至是污秽的故事，哈代先生终于向他的崇拜者们展示了……这位作家的天才得到了过于广泛的认可，以至于我们无法质疑他是否有权利带我们进入他喜欢的场景；但是，我们当然可以自由地说我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很显然，我们不喜欢这些场景。我们认为，即使是最穷苦的人，他们的命运也比哈代先生所情愿承认的具有更多样性的快乐，或者至少他们的痛苦得到了缓解。不管是不是那样，我们已经习惯于发现他比以前更能意识到美，但不是在《无名的裘德》中。我们细读该小说，为自己有一种存在的空虚感而感到震惊。
哈代的信承认高斯对小说的几何结构所作的一些评论的感知力，并以“衷心感谢你的评论”结尾。但最后，由于未能控制住自己对评论第一段的语气和措辞的愤怒，他添加了一个附言，既表达了他对朋友那不冷不热的态度的不满，也表达了他自己对小说及其主人公的重大义务：
有一件事我没有答复。这个故事的“污秽”特征，显示了一个人希望过的理想生活和他命中注定要过的肮脏现实生活之间的反差。在他年轻梦想的巅峰时刻，扔掉猪阴茎的场景，就是为了强烈地引起这一反差。但正如我所感觉的那样，如果这需要解释而非不言而喻的话，那我一定是不幸地失败了。我本打算将这个想法贯穿小说的始终。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它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中，尽管或许它显现得没有在我那可怜的傀儡即裘德。身上那么明显。
不久之后，一本新的国际杂志《大都会》邀请高斯再为该小说撰写一篇评论，哈代试图引导他进行一次更了解情况的、更一贯表示赞同的阅读。在其忧心忡忡的出版商的催促下，他似乎也激发了乔治·道格拉斯爵士为1896年一月号的《书商》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无名的裘德〉的一些批评家》的文章。
后来的评论，包括威廉·迪恩·豪威尔斯、H.G.威尔斯和哈夫洛克·霭理士的评论，显然比早期的评论对这部小说更为有利。但哈代仍然不得不忍受珍妮特·吉尔德在纽约《世界报》上、奥列芬特太太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反婚姻联盟》一文）和A.J.巴特勒在《国家评论》上（《颓废的哈代先生》一文）的抨击，以及许多其他的抨击。总的来说，有可能证明正面评论和负面评论的数量是不相上下的，无论如何哈代本来都应该厚起脸皮，当然也无须那么吃惊。当安德鲁·朗得知哈代对他对苔丝的批评所作出的反应后，他对克洛德说：“哎呀，我们应该培养一点坦然淡定的精神。”但哈代的薄脸皮与其个人品质以及他个人历史的某些方面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些方面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尽管哈代陷入困境后怒气冲冲的样子一点也不招人喜欢，但也不会令人感到特别惊讶。
裘德般的“傻瓜”和“顽抗者”
在这段不愉快的插曲中，哈代再次彰显了他自己能够既是“傻瓜”，又是“顽抗者”，就像裘德一样。他对编辑和评论家们对其作品的反应表现出的明显惊讶，与他的一处明显失败是一致的，即：他没能意识到他对男女关系的直接处理——由于他不愿接受把婚姻作为小说情节的必要目标和结论，这一处理方式又得到了强化——必然会遭到批评和抵制。毕竟，奥列芬特太太在“反婚姻”的背景下讨论《无名的裘德》完全有正当理由。当哈代在连载出版之前就这些问题受到质疑时，他总是准备执行战略性撤退。由于当时的出版体制要求连载的最后一部分发表之前以书籍形式出版一部小说，所以除了从一开始就写下他最终打算出版的内容外，哈代实在是别无选择。无论从财政角度而言连载有多么重要，它在文本上的存在都是短暂的，因此在有必要进行无限的改编甚至是毁损之前，实际上它是可利用的和可任意处理的。完整的、原始的、原计划的文本可以在小说以书籍形式出版之前予以恢复，偶尔的修订或许是在连载被接受和文本恢复过程本身涉及的重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压力下重新做出的删除或修改，有时会显示它们毕竟给小说带来了改进。然而，一旦恢复的文本以卷册的形式出版，哈代就不太愿意让步了，即使是在纯技术性的细节上。一位读者提出异议说：安吉尔在现实生活中会作为谋杀亚历克的从犯而被判刑入狱。哈代并没有完全认为该异议是愚蠢的旁枝末节。相反，他对来信者对法律的解读提出异议，并坚持认为，即使安吉尔被送进监狱，他被判的短暂刑期也会让他在苔丝被处决的那天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因此他就出现在了小说的最后几页。
在受到不公正的攻击时，哈代没有过多或深入思考他自己的第一次自卫反击的正义感或适当性。他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区分对作品的攻击和对作者的攻击，他也不情愿忘记或原谅伤害过他的人。哈代个人对公共引文的生动运用源于一则要烧掉《无名的裘德》的声明，该声明出现在威克菲尔德教区的主教威廉·沃尔沙姆·豪写给《约克郡邮报》的一封信中，豪是一位有一定声望的牧师和赞美诗作家，却被哈代认为是一个不屑一提的“悲惨的二等教士”。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是一个喜剧情节，《生活和工作》确实注意到，烧一本厚厚的书绝非易事，既然主教选择在盛夏时节来表达他的姿态，他大概就不得不为了烧一本书而专门生起炉火。然而，哈代对一位“可怕的、教条式的教会主义——基督教的别称（但其实是保罗主义加上偶像崇拜）”的代表的如此具有象征性的行为深感不安，他认为这是对道德和进步的持续敌对，甚至是对宗教本身的持续敌对，因为它与“基督的真正教导”相同之处甚少。在豪去世后，哈代还愤怒地发现，豪曾煽动把该小说从W.H.史密斯的巨大流通图书馆中撤出。《生活和工作》记载：“哈代对这个道貌岸然的阴谋一无所知，否则这可能已经激发一个有头脑的人发表一番关于扼杀文学的言论了，尽管烧书事件并没有激发他这么做。”
对文学扼杀（一个将文学审查和经济扼杀巧妙结合在一起的术语）的抗议充分依赖于原则性和实践性的反对意见，但在《生活和工作》中，紧随其后的却完全是另一种评论：“对哈代来说，这件事唯一悲哀的特点是，如果那位主教能真正了解哈代本人，他就会发现一个在个人行为、道德观和宗教的重要事实方面与他自己几乎没什么两样的人。”这段话的显著之处，与其说在于哈代竟然想象他和主教——比如说能在雅典娜俱乐部相遇——有可能会得益于相识相知，不如说在于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样的问题上，他竟然感觉到不仅有必要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还有必要为其个人美德和道德感抗议。当然，在哈代撰写《生活和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更多地了解了豪主教以及他那绝对不可小觑的成就。
如果哈代能够被他素未谋面的人的攻击所伤害，那么他认识的人的攻击应该会让他感到受到了背叛，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萨维尔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可能对《德伯家的苔丝》写了带有敌意的评论，他感到甚是痛苦，这反映了他从小培养起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感觉，即友谊与忠诚密不可分。他可能也非常痛苦地意识到，他多年来在大都市的俱乐部和友情上的投资，终究没有在他的职业上发挥良好的作用。奥列芬特太太不仅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批评了《无名的裘德》，还写信赞扬豪主教将其付之一炬的行为，《生活和工作》相当哀伤地抱怨：她在温莎患病期间，哈代还曾特意探望过她。几年后，哈代得知亨利·詹姆斯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曾就他们所认为的《德伯家的苔丝》那令人憎恶的文风和不自然的性行为交换过意见，他称他们俩为小说家中的波洛涅斯和奥斯里克，并惊呼道：“那两位品行端正的女性这两位女性的所指不明确，从上下文中无法判断。竟以这样的方式来暴露她们赤裸裸的精神，多么有失体统啊。”哈代的老朋友高斯曾当着他的面说《无名的裘德》是有史以来最不体面的一部小说，哈代也没有完全原谅他。有人可能会说，在安德鲁·朗这件事上，哈代应该有能力将他的个人生活和文学生活分离开来。然而，许多比哈代更自信的作家都很难忽视如此亲密的朋友所说的如此伤人的话，而对于哈代来说，职业与个人、想象世界与日常世界之间的传统区别似乎并不存在。哈代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如此难以区分地交织在一起，几乎别无二致。他如此执着地汲取已知的和经历过的现实，他的生活主要就是每天集中大量的时间待在麦克斯门的书房里，这几乎是他唯一的生活方式，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他在接受批评时，最终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功或社会声誉。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哈代将带有敌意的评论视为对他的专业精神的直接的、故意的反应，它们是在声称从实践能力方面而言他不擅长创作故事连载、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因而损害了其声誉，并危及了其作品的销量。引申开来，这种批评还倾向于给他因文学上的成功而业已取得的地位蒙上一层阴影，使他受到个人的嘲弄，使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更清晰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方面本身往往是值得钦佩的，但当时的阶级传统教导他把这些方面视为尴尬的根源，包括卑微的家庭背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以及他那上博克汉普屯的出身与他现在认为的自己所处的文学和社会圈子之间的隔阂。
要评论他对负面批评或牢骚批评表现出的敏感的生硬性，实际上就是要承认那种不可分割性，就是要主张一种令人紧张的、可疑的、来之不易而紧紧抓住不放的正直，正是凭借这种正直，哈代努力实现了自己成为一名艺术家的目标，不是在他本希望过的那种理想生活的背景下，而是在他个人命运中的咄咄怪事和商业出版体系中的紧急情况强加给他的“肮脏的现实生活”的背景下，而只有通过那种商业出版体系，他才可以赢得更充分的自我表达。哈代从一开始就珍视艺术家角色的崇高理念。他对雪莱敬慕有加，视其为英雄般的艺术家；他可以称赞亨利·詹姆斯为敬业的艺术家，“一个真正的文人”，尽管他不喜欢他的为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无情地苛求自己，也苛求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艾玛。当他为自己的作品辩护时，他迂回曲折，争论中或夸夸其谈，或闪烁其词，这是因为带着近乎恐慌的心情，他感受到了一种威胁，不仅是对他作为一个文学商人的财富的威胁，而且是对他艺术家自身的完整性的威胁。
作家黑暗的低谷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哈代获得的版税看起来数额足够大，也足够稳定，使他能够在那个非通货膨胀的时代考虑放弃小说创作，回归他长久以来一直在考虑的诗歌。因此，他似乎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在其收官之作《无名的裘德》中，他将毫不犹豫、毫不妥协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将一劳永逸地谴责那些对教育和性别公正的否认以及对淳朴人性的否认——他认为这些否认广泛地、隐性地存在于英国阶级制度中——并最终将会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些感情自《穷汉与淑女》之前就一直在他的记忆和想象中酝酿。本已饱受争议的《德伯家的苔丝》的成功提供了一个跳板，从那里可以展开对《无名的裘德》的最后一次全面挑战。《生活和工作》援引了几次作者受到严厉批评后的虚张声势，其中有一个出自本杰明·乔维特之手的口号：“永远不收回说出口的话。永远不做解释。完成它，让他们嚎叫吧。”但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面对如此广泛而令人痛苦的公众曝光带来的心理压力，或是面对这种压力带来的诸多影响，包括：婚姻危机，对婚外情的失望，年龄增长和可能的健康状况下降带来的抑郁，以及对被认为是文学同志的关系的幻灭。
1895年最后几周的黑暗并不是完全没有挽回的余地。哈代特别珍视史文朋的来信，在信中，史文朋首先感谢哈代把《无名的裘德》作为礼物赠送给他，并称赞了这部小说的美丽、恐怖和真实，此外还有克雷吉太太、艾伦·特里（然而她觉得小说的语言有时显得不必要地粗俗）和“乔治·埃格顿”发来的贺信，后者是《基调》一书的作者，她称赞苏的性格特征是对“一种比普通男性观察者所认为的更为罕见的性情”的心理上的深刻治疗。]12月初，哈代夫妇开启了短暂的伦敦之旅，观看了福布斯罗伯逊和帕特里克·坎贝尔太太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表演，之后还与他们二人共进晚餐。哈代还见到了亨尼卡夫人和其他朋友，待到他返回多切斯特时，他能够向乔治·道格拉斯爵士保证，《无名的裘德》“进展十分顺利”，伦敦社会“根本不能被震惊到的批评家们所代表”。
1896年初，坎贝尔太太在多切斯特的国王武器酒店住了几天，并花了很多时间待在麦克斯门。1月12日，她写信告诉一位朋友，她一直在哈代用小提琴演奏的老曲子的伴奏下跳即兴舞步。关于在伦敦上演戏剧《德伯家的苔丝》的可能性，哈代再次积极征求了他人的意见。2月初，哈代在伦敦时，曾拜访坎贝尔太太讨论此事；他与福布斯罗伯逊以及他的合伙人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开展了更多的谈判；3月中旬，哈代就正在讨论的条款征求了亨利·亚瑟·琼斯的意见。他确实通过哈珀兄弟公司安排了该剧在纽约的上演，由米妮·马德恩·菲斯克扮演剧名角色，正如他后来了解到的，一个名叫洛里默·斯托达德的人对剧本作了大幅修改。该版本于1897年3月2日首演，并在纽约演出结束后举行了北美巡演，但预期的伦敦演出未能实现。《生活和工作》把谈判的破裂归咎于《无名的裘德》引起的公愤，但哈代于1896年8月给苦恼的坎贝尔太太写了一封信，信中含糊其词地提到其他复杂的因素，将小说改编成戏剧本身很可能就存在问题。尽管如此，为了在表面上履行手续，在美国首演的当晚，也同时举行了伦敦版权的剧本的“演出”，据说在伦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盗版”演出，直到以菲斯克太太的名义成功地对其下达禁令才告结束，哈代于1900年公开否认参与过此事。
（哈代的妻子）艾玛惯常的热烈可能是迷人的，甚至是有趣的，这使她成为一个活跃的写信人，即使有时候会体现出惊人的断断续续。这也使她成为一个狂热而有力的（即使不是特别连贯的）社会和宗教运动的拥护者，她越来越使自己致力于这些运动，而且经常是公开的。她憎恨《无名的裘德》的众多原因之一是它对人类生存状况的阴郁的描述，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她在才智方面与哈代渐行渐远，其决心丝毫不亚于他在情感上与她渐行渐远。他对既定的制度和价值观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这直接与她自己日益加深的宗教信仰背道而驰，这种宗教信仰以过时的福音主义为中心，其特点是对罗马天主教的敌意和对有限的人道主义事业的热忱。1897年2月，她致信丽贝卡，哀叹自己的通信者是一个“裘德式的人物”，并继续表达她对作家们的“空虚的唯物主义”以及他们的“智力自豪”的憎恶，她还宣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愈发致力于“改良之道和方案计划，以消除那云层般浓密的邪恶”。
艾玛的侄子戈登这段时间在多切斯特上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麦克斯门度过，他一直坚持认为，虽然夫妻俩肯定在《无名的裘德》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婚姻本身不能被称为是不幸福的。然而，吉辛于1895年在哈代身上所观察到的“奇怪的坐立不安和难以平静”显然与整个家庭内部的基本不安状态有关。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关于艾玛恳求理查德·加内特理停止出版《无名的裘德》的故事，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但听起来却足够真实——或者也许只是足够带有恶作剧的性质——从而得以广为流传。剧作家阿尔弗雷德·苏特罗回忆道，《无名的裘德》出版后不久，他在拜访麦克斯门时对该小说予以称赞，艾玛则尖锐地回应说，这是哈代第一部“没有先让她读手稿”就出版了的小说，“她坚定地补充说，如果她读了手稿，这部小说就不会被出版，至少是没有经过大幅修改就不会被出版。她还补充说，这本书给他们在该郡的生活带来了改变……哈代一言未发，甚至连眼皮都没从盘子上抬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哈代越来越多地诉诸这样的沉默，将其视为掩饰尴尬和避免出现更令人苦恼的场面的最可行的办法。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艾玛言谈举止的不合逻辑性，但对于她公开的斥责和公开表现出的、出人意料的对立和独立，他只能隐忍。
1896年圣诞节前不久，亨利·约瑟夫·穆尔及其女儿拜访麦克斯门，发现艾玛满怀柔情，哈代本人同样心情愉悦。穆尔当然是老朋友了，不过他离开麦克斯门后，那种欢快的气氛也许并没有保存下来，虽然哈代在最深层的个性和目标上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在一个更表面的层面上，他容易在思维、感觉和情绪上迅速转变。他最黑暗的忧郁不仅能与外表的亲切共存，还能与真正的快乐交替出现，有时候他似乎完全有能力至少是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忧郁，即使不是故意制造忧郁。毕竟这些阴暗的情绪常常有助于创作，从这个角度而言倒是一大幸事，这不仅体现在他为一只心爱的猫设计墓碑时表现出的“忧郁的快乐”，这只猫的失踪曾使他陷入绝望，还体现在艾玛去世后他创作的“1912—1913年组诗”达到了其创作巅峰。
然而，在1895年至1896年间创作的最好的诗歌中弥漫着一种凄凉的气氛，个中不带丝毫的虚假。如果说《无名的裘德》讲述的是一个人跌至人生低谷的故事，那么哈代本人在《威塞克斯高地》和《在阴郁中》三首组诗等诗中似乎险些陷入绝望。弗洛伦斯曾说，重读《威塞克斯高地》令她心痛不已，因为她知道该诗是在《无名的裘德》遭遇负面评论之后写的，当时哈代“受到了如此残酷的对待”。该诗也是在亨尼卡夫人拒绝了他并给他带来了深深的痛苦之后写的，就此而言它同样重要：
对于一个罕有的漂亮女人来说，我现在只是她的一个思绪，
我进入她的脑海，但另一个思绪接踵而至，更博得她的欢喜；
然而，我对她爱得如此全心全意，她自己甚至并不知晓；
好吧，时间能为脆弱的心灵疗伤，现在我可以对她放手。
（节选自《托马斯·哈代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加]迈克尔·米尔盖特
译|王秋生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