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假期，大量“xx暑假最可怕”的视频、文章就占领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本是无忧无虑的快乐暑假，怎么就可怕了？

别轻信“暑假最可怕”的忽悠

配上氛围紧张的背景音乐，一些所谓“资深人士”在短视频、营销号里“情真意切”地提醒家长，“暑假不规划，开学差距大”“不怕同学是学霸，就怕学霸过暑假”……视频下方的链接里显示，相关资料、课程已售出上万套。

以“关爱”之名、行“恐吓营销”之实，贩卖焦虑实为带货、卖课，成为一些个人和商家屡试不爽的“生意经”。

据第三方机构数据，2022年抖音教育创作者整体规模增幅超90%，持续高速增长。一些所谓的“牛娃”家长纷纷运营自媒体账号，现身说法，鼓吹教育成功学。还有不少自称“高考状元”“985名校”毕业的家长，看似分享升学政策、教育理念，实则“带货”绘本、玩具等。

自媒体、营销号惯于一切向流量看，散播惊悚命题，炮制吸睛观点，在互联网掀起一波波“焦虑浪潮”。家长们对这些“焦虑刺客”显然还没建立起“免疫”。

一方面，这些“恐吓营销”本身就是商家为家长量身定制的营销手段。他们在家长群体中制造“你不让我辅导你的孩子，我们就辅导你孩子的竞争对手”的恐慌，精准戳中家长痛点。加上平台推送、算法推荐，扑面而来的渲染很容易让家长产生一种“错觉”：再不补习，孩子就要“废掉”了。对孩子未来的焦虑，叠加对自己失责的恐惧，有多少人能不上头、不迷糊？

另一方面，“恐吓营销”的确有发挥效力的“土壤”。我们看到，对教育观、成才观的歪曲仍普遍存在。为什么将教育比作赛跑，教育分什么输和赢，面对铺天盖地的煽动，家长们往往很难独立思考、保持理性。

既然知道前面是“坑”，当然不能再被那些刻意制造的“焦虑”牵着鼻子走。

营销套路，得治理！

对此，教育部曾给出明确回复：指导各地清理打着“名校父母”旗号制造教育焦虑的行为，对编造虚假信息、渲染升学焦虑等恶意炒作行为坚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

认知偏差，要修正！

被焦虑困住的家长，不妨尝试转换视角。社会是个大课堂，有字之书要读，无字之书也要读。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节奏都应当被尊重。少一些焦虑攀比，多一些淡定从容，少关注“别人家的孩子”，多欣赏和发现自己的孩子，也许能收获更多。

成才渠道，需拓宽！

一个成熟的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标准是多维的，在求学阶段的人才评价也不应单一。不要让“刷题比分数”成为“华山一条路”，社会和家长都应创造条件，鼓励孩子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路，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

别忽视“拿手机哄孩子”的隐忧

暑假到了，“神兽”回归。不少家长越来越依赖拿手机来哄孩子。

孩子哭闹，家长拿出手机给孩子放小视频；聚会孩子无聊，拿出手机让孩子打游戏；加班没空陪孩子，拿出手机让孩子看直播……明知孩子沉迷手机不好，但就是离不开“哄娃神器”，成了很多家长的无奈心声和现实选择。

手机、平板中的动画片、小视频、游戏可以深深吸引孩子，让孩子安静，看似也让家长轻松不少，但如果不能正确使用，打开的可能就是“潘多拉魔盒”。

其实不少家长知道，孩子沉迷手机并不好，但经常想当然认为，孩子在眼皮底下玩手机，家长就能控制。但在看不到的隐秘角落，沉迷手机的长期影响，可能比家长想更得复杂。

沉迷手机，容易形成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让孩子用手指和眼睛的活动，代替对体育运动的热情。过早、过度沉迷网络，也会影响孩子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不少老师表示，过度沉浸在游戏、短视频的感官刺激中，青少年深度阅读能力会下降，并且很多直播、短视频中存在过度“玩梗”的现象，直接影响学生的语言表达，“老六”“完了，芭比Q”等网梗、饭圈语言从孩子们嘴里脱口而出，让老师不由吐槽：“有些孩子连最基础的字都不会写，满脑子还想着‘网梗’”。

要避免孩子过度沉迷手机，各方都要齐心发力。

防沉迷系统要更有效。近年来，各平台尽管已经有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但标准不一、也并未打通。比如，孩子在游戏平台只能打一小时游戏，但打完一小时游戏，孩子还能去别的平台刷几个小时短视频、直播。

再比如，游戏平台的防沉迷相对强制，但短视频平台的防沉迷系统可以由使用者自己选择是否开启。类似各管一段、标准不一的情况让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漏洞重重，让防沉迷系统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

监管也要不断织密。针对部分青少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绕开监管的情况，行政主管部门也要督促游戏平台把人脸识别机制落实到位，整治向未成年人违规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服务、教授未成年人破解防沉迷系统的违规行为。还要补上短视频、直播等防沉迷的短板、弱项，不让守护青少年的网络“护城河”断成几截。

今年，北京市互联网法院公布的一组数据令人警醒：自2022年6月至2023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民事纠纷143件，大多涉及游戏充值、直播打赏。其中，游戏充值案件的平均标的金额超过2万元，直播打赏案件平均标的额超过6万元。

法官指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由于意识不足、能力不足、忙于工作等原因，缺乏对未成年人的有效陪伴和沟通交流，对未成年人思想状况的变化不能及时掌握，对未成年人用网缺乏正向引导，是引发网络沉迷、网络纠纷的重要原因。这种问题，在隔代陪伴和留守家庭中更为突出。

“孩子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游戏充了钱。”“我是他爷爷，他父母不在身边，我管不了他。”“孩子上网课需要手机，我不知道他拿手机看直播还打赏”……当先天熟悉互联网的“网络原住民”儿童，遇上了不熟悉网络的“网络移民”家长，一些风险和问题就接踵而至。

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案例，都提醒家长思考孩子沉迷网络的原因。家庭是防沉迷的最后一条防线，家长要担起监护人责任，做好陪伴与疏导，在行动上多做孩子的榜样。

毕竟，防止孩子的网络沉迷，爱和陪伴是最好的解药。

别漠视“孩子放在哪”的痛点

进入暑期，不少家长迎来不得不面对的考题——双职工上班，家里没人看孩子，娃该放哪？

放在家里怕孩子打游戏，出去玩没人管怕危险，带到单位怕影响工作……让一些本已因工作而疲惫不堪的家长陷入重重焦虑。

“哪里有靠谱的托管班？”家长们常四处打听。

“靠谱”二字的背后，寄托着无数家庭寻找“安娃之所”的迫切需求，隐含对托管、托育服务的规范性和规模化双重不足的担忧。

当前，市面上主要有两类托管服务——校外机构托管服务、校内托管服务。

家长们反映，校外托管机构良莠不齐、价格不一。一些托管机构甚至在简陋的居民楼里开办，不少托管中心未在工商部门审批注册，且没有严格的教师聘用制度，组织架构、管理体系不透明，无法保障孩子安全。有的硬件设施短缺、场地有限，难以满足孩子开展各类活动所需。部分机构甚至打着“托管”名义变相补课。

近年来，教育部门指导义务教育学校积极开展暑期托管服务。教育部办公厅日前针对今年中小学暑假安全工作发布通知，要求有条件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学校，要坚持公益普惠和教师志愿参与、家长学生自愿参加原则，面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

然而，面对义务教育学校托管带班，不少教师产生畏难情绪，在志愿参与的前提下，报名参与的教师数量有限。更何况，有的地区并未开设校内托管服务，而且鲜有地区开设针对未达义务教育年龄段孩子的校园托育服务。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统计数据，我国0至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的婴幼儿家庭有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而实际入托率仅约5.5%。

如何解决好托管、托育供需矛盾？如何推进托管机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如何平衡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放假需求和带托管班的工作任务？如何划清真正“托管”与“培训班”的界限？这些都是需要厘清的难题。

民之所望，正是政之所向。答好托管服务这道假期考题，缓解家长焦虑，政府部门、社会、学校、家庭等，一方都不能缺考。

要答好这道考题，有关部门应牵头制定托管、托育服务标准，包含费用标准、基础设施建设标准、服务课程体系标准等等，引导社会机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建立“黑白名单”机制，杜绝假借托管名义开展学科培训的现象发生。

校园托管班要遵循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参与的原则，因地制宜、规范管理。开展暑期托管服务要继续坚持教师志愿、学生自愿的原则，加大对教师的关心关怀，对于志愿参与的教师，要给予合情合理的补助、福利，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同时，基础教育学校可与高校合作，为大学生提供假期实践基地，不断创新托管服务内容，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要答好这道考题，还要考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些没有条件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地区，要探索多途径的服务方式。例如，充分利用各地青少年活动中心、博物馆、社区活动中心等资源，积极吸纳志愿者，引入社会专业力量，拓宽暑期托管服务和管理渠道，更好满足孩子的成长需求。

要答好这道考题，还要探索普惠的托育服务，用好“政府+市场”的机制，鼓励更多“靠谱”机构落地生根。

我们期待，托管、托育服务将日益形成规模化，逐步走向规范化，让“安娃之所”变成“安心之所”。

文/张漫子 乌梦达 赵旭

编辑/朱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