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乡里·家庭：北宋士人与孝道》（美）张聪 上海古籍出版社
《柳子厚墓志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刘禹锡被贬播州，柳宗元上书表示，刘禹锡有老母需要赡养，母子同去，对老人家太过残酷，于是甘愿替刘禹锡左迁其地。韩愈对此做出“士穷乃见节义”的评价，足证柳宗元的道德品行。但故事的另一点却常常被人忽视：刘禹锡为什么要带着母亲被贬？难道父母要随着儿子的宦海浮沉而颠沛流离吗？
其实，由唐至宋，赡养双亲的方式很多样，既有随之迁居，亦有于老家颐养天年。北宋时期，出现一种全新的理念——“禄养”，即“将仕宦及其带来的福利和特权归类为最理想的孝道表现形式”，这种观念为北宋士大夫实践“孝”，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只要仕途顺遂，身居高位，光宗耀祖便是“孝”，正如徐铉所言“成名无愧色，得禄及慈亲”。由此，“禄”的成功替代了“养”的付出，另辟蹊径，完成孝道。
这一观点及其研究，在张聪教授的《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一书中，有着极为详尽的论述。本书认为禄养的方式分为四类：其一，科举中第，光耀门楣；其二，为父母赢得封号，北宋规定五品及以上官员，可为亲属申请封赠；其三，要求就近或交通便利处为官，以便探望照顾父母；其四，在做官所在地侍奉父母。北宋是历史上第一个为满足官员尽孝而出台系统政策的王朝，这也证明政府承认官员的家庭责任，并愿意维护禄养理念。
在禄养观念下，士人可以安心于仕途，但毕竟要有人照顾年迈父母的饮食起居。所以，最“经济”的策略是分工尽孝，比如让家乡的妻子，甚至是妾室，替自己尽到赡养的责任，洒扫起居，事无巨细。此外，在多子情形下，进行合理分配，一部分子嗣留在父母身边承欢膝下，也是极好的选择。
北宋两位著名文学家梅尧臣和曾巩，皆在各自家族中施行分工赡养。有意思的是，在二人至亲的墓志铭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标榜自己的孝心，而没有重点提及真正侍奉父母的兄弟。
对于这一现象，张聪在其著作的第四章进行了细致考察。墓志铭是一种悼亡形式，也是塑造孝子形象的公共平台。墓志铭不仅记录逝者生平，更重要的是传递孝道，表现孝子的“伤心欲绝”，彰显孝子在求铭时的努力付出。与其说是对死者的告慰，不如说它是生者塑造孝子形象的标志。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曾向好友黄庭坚写信求铭，这封信中言辞恳切的话语，被黄庭坚大段引入墓志铭中，以表明晁氏之孝。然而，墓志铭作者和人子之间，不免有所矛盾，并非都像晁、黄二人这般融洽合作。墓志铭一般需要名人撰写，想要获得名家手笔，除了具备一定的财力和毅力，还需要有一定的交情。据张聪统计，《全宋文》所记载的两千余篇墓志铭，其中20%的作者完成了约80%的志文，这表明写作非常集中。
即便有所交情，求得志文，孝子和作者依然存在矛盾，比如孝子都希望“为长者讳”，而作者有秉笔直书的义务。正如苏轼所言：墓志铭经常夸大死者美德，而为求得名人墓志铭，人子们也不惜拖延下葬父母。更有名的一段公案，当属欧阳修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欧阳修本是范仲淹墓志铭的指定作者，但因为意见不合，欧阳修又坚持己见，双方产生冲突，以至于最终欧氏文章被用于神道碑，而非墓志铭。此后，欧阳修还声称“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续得录呈”，维持自己文章的权威。
不难看出，墓志铭是争夺“孝子”声誉的阵地，为官之人不惜“用力过猛”，也要在记载中成为最孝顺的那一个——在父母生前，他们很可能一直在朝堂入仕，而那些真正赡养父母的兄弟、妻儿，被有所选择地遮蔽。这也许是“禄养”观念另一个切面。
本书还探讨了另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丁忧制度。后世习以为常的三年丁忧，实际上是在北宋中后期才首次成为历史上普遍实行的政策。通常认为，因父母离世而服丧会影响仕途，然而这一制度对国家行政运转影响更大。施行丁忧，需要王朝没有重大动乱或战事，还需成熟的官僚制度，提供候补官员，以应对繁重的人事变动。在唐代，中断丁忧、让官员继续任职的“夺情”和“起复”时有发生，官员快速复职者不在少数。再比如“归葬”问题，北宋与前代较为不同的是，死者及其家属，都能接受在都城及其周边地域修建新墓地，甚至有些人选择自己喜欢或任职的地方，重新建立坟茔。
模范孝子曾参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而在北宋，最高层次的“尊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父母的日常生活隔绝，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途径。我们并不怀疑，光耀门楣的子女将给父母带来无尽的荣耀和骄傲；可作为入门层次的“能养”，却被巨大的“光环”所吞噬。通过仕宦带来的声誉和墓志铭的书写，最高形式的“孝”演化为士人社会建构自我的手段。“禄养”并无对错，只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所衍化出的适应性观念。
如何在自身追求与赡养父母的责任之间，谋求动态平衡？这种拷问依然“折磨”着当下的“孝子贤孙”。正如那句谚语所说——孝字论心不论事，论事万年无孝子。如果孝事能与仕事合二为一，该是多么自洽的阐释、多么无愧的解脱。“禄养”无疑是这种思维催生的理性策略，更是一种责任分担的解决之道。毕竟，成就自我便能成为最孝顺的子女，谁又能拒绝这种“诱惑”呢？
文/赵慕宇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