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杂剧是一种跟元明杂剧完全不同的表演艺术。简单地说，元明杂剧是完整的戏剧，综合运用歌曲、宾白、舞蹈等手法演绎一个情节较复杂的故事。宋杂剧虽然也演故事，但剧情简短，杂剧艺人也无意于表演复杂曲折的情节、塑造形象鲜明的人物，而是“务在滑稽”，“打勐诨入，却打勐诨出”，用大白话说，就是要逗你一笑。因此，宋人又将杂剧称为“滑稽戏”。
实际上，宋朝的杂剧跟今天的相声、小品、脱口秀比较接近，而大异于宋南戏、元杂剧、明传奇、清京剧、昆曲之类的戏剧。
在宋朝市民喜闻乐见的滑稽戏中，有一类专门拿庄稼人嘲弄的题材，叫做“杂扮”，是一种取悦市民的短剧，类似今日的小品。艺人在表演“杂扮”时，往往装扮成乡下人的样子，做出滑稽可笑的举止：“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村落野夫平日罕得入城，偶尔入了城，一身“村气”特别惹眼，所以被城市的艺人编排入戏中调笑。司马光说：“世俗俳谐，共以农为嗤鄙，诚可哀也。”便是指这回事。
司马光的感慨是可以理解的。按现代人的价值观，拿农民取笑肯定也是“政治不正确”。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在宋朝城市中流行的嘲笑农村人的市民文艺，不就是牟复礼所说的“城市傲态”吗？自隋唐以来，士族多从居乡转为居城，乡村失去了睨睥城市的优越感，乡下人反而被当成没过见世面的人，成了城里人调笑的对象。宋朝人取笑一个人没见识、没品位，会说他有“村气”。“村气”这个词有点像今人时常调侃的“土味”。这种市民傲态是宋代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
宋代杂剧艺人
不但村民被宋朝城市艺人拿来调侃，连自我感觉良好的读书人——秀才也成了瓦舍勾栏艺人的嘲弄对象，宋时流行的“酸”剧、“哮”剧，就是专门嘲弄秀才的短剧。为什么叫“酸”剧、“哮”剧？这里的“酸”与“哮”都是宋人对读书人的戏称、谑称，哮即醋，醋即酸。秀才因为举止酸迂、观念迂腐，被市井中人谑称为“酸丁”、“醋大”；读书人拿来卖钱的诗文，也被市民戏称为“卖酸文”。总而言之，“酸”就是宋朝市民给读书人贴上的标签。“酸”剧、“哮”剧的表演形式大约与前面说的“杂扮”差不多，只不过将嘲弄的对象换成了秀才。表演时，艺人饰演成秀才的模样，夸张地演绎其酸态百出的滑稽形象，博观众一笑。
南宋士大夫袁采说：“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杂处之地。吾辈或有经由，须当严重其辞貌，则远轻侮之患，倘有讥议，亦不必听。”此话固然显示了士大夫对市井中人的偏见与歧视，却同时透露了另外的信息：市井中人对路过的士大夫也会发出“讥议”。讥议士大夫的什么呢？也许就是讥议他身上的“酸气”。
宋代杂剧的最大特色就是讽刺时人时事，别说寻常读书人，高官也照样拿来开涮。没有一个宋朝高官能逃过杂剧艺人的讥讽。有学者统计过，两宋史有明载的，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其中，被讥讽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五个大权相。宋徽宗时，宰相蔡京积极扩张“国家福利”，贫民的“生老病老”均有国家提供优厚的救济，但也因此造成了平民税负沉重。有伶人在演滑稽戏时，便讥讽这些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这是后来的明清时期难以想象的。
就连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孔子也难逃宋朝杂剧艺人的毒舌，宋杂剧中甚至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剧目，叫做“弄孔戏”，顾名思义，即专拿孔子、孟子、颜回等儒家先贤来戏弄的滑稽戏。不过，嘲弄圣贤其实并不是宋朝伶人演“弄孔戏”的目的，他们的目的还是讽谏时务，只不过将“弄孔”当成借题发挥的手法罢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段宋代的“弄孔戏”：
北宋末，蔡卞担任知枢密院事（副宰相），他的岳父、故宰相王安石时受尊崇，不但配享孔庙，朝中还有人提议将王氏之位排在孟子牌位之上。一日，教坊伶人进演杂剧，便编排了一出“弄孔戏”，讥讽此事：一名伶人饰演孔子，坐于正位，另几个伶人扮演颜回、孟子与王安石，侍立在侧。“孔子”命他们坐下来，“孟子”、“颜回”均不敢坐首位，“王安石”遂坐在上首，“孔子”不敢安席，也起身避位。这时，“子路”拉着“公冶长”（孔子女婿）上场，“公冶长”一脸窘迫之状，“子路”责备他：“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讽刺蔡卞追崇岳丈王安石过甚也。
南宋初年，王十朋赴湖州任太守，在嵊县这个地方，他看到东岳祭神赛会表演的滑稽戏，就是“设盗跖以戏先圣”的“弄孔戏”，“不忍观”，还写了一首诗发泄胸中愤恨：“里巷无端戏大儒，恨无司马为行诛！不知陈蔡当时厄，还似如今嵊县无？”“盗跖戏孔子”的情节应该本自《庄子》杂篇中的《盗跖》，说的是孔子与其弟子颜回、子贡被柳下跖辱骂戏弄的故事。但学者考据认为，“盗跖戏孔子”实无其事，是庄子编造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王十朋要在诗中说“里巷无端戏大儒”。王十朋说得咬牙切齿，“恨无司马为行诛”，但毕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将演“弄孔戏”的演员抓起来杀掉。“恨无”二字其实道出了当时士大夫对“弄孔戏”的无奈。
宋朝士大夫对“弄孔戏”的态度其实是挺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认为优伶“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伶人“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焉”。所谓“巧发微中”，是说伶人通过在“弄孔戏”中对奸臣、时弊之针砭堪称入木三分。显然，按宋朝士大夫的看法，先贤不可以侮辱，高官不妨尽情讽刺。这，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在下小书《宋潮》有对宋代滑稽戏的更详细论述，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览。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