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1904—1998），著名学者、语言学家，现代语文教育奠基人之一，《现代汉语词典》主编。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先后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所长。
清华大学档案馆里，收藏着一张聘书，上面写着：聘请吕叔湘先生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吕叔湘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不仅“在教学态度上是决心要求把功课教好的，而且总在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教材与教法”。从这里开始，一代语言学家即将走向前台。
就在清华任教期间，吕叔湘着手修改他在40年代完成的《中国文法要略》，开始为白话文“建规立范”。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除了以教授学者的身份影响语言学界的年轻学子，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也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以著作“匡谬正俗”。
除了语言学家这个身份外，吕叔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语文教育家。可以说，他与叶圣陶是现代语文教育的两座高峰。吕叔湘在词典编纂、语文基础教育领域更是厥功甚伟。
作为大学者的吕叔湘，也有过中学教书的经历。吕叔湘于东南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出国之前，曾先后在丹阳县立中学和苏州中学任教，时间长达7年，积累了丰富的中学教学经验。虽然他教的是英语，却一直十分关心中小学语文教育。20世纪40年代，他曾与叶圣陶、朱自清合编《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开明文言读本》。50年代以后，虽然主要致力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他仍然十分关注语文基础教育，特别关注如何将理论语法的成果融入教学语法之中。在清华工作期间，根据上级的安排，吕叔湘审读了《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同年，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和《中国字》出版。1951年，吕叔湘还与周振甫合写了《习作评改》，选取了11篇习作，仔细琢磨评改，用来指导中学的语文教学。
吕先生对现代语文教育的贡献，还有一个著名的“吕叔湘之问”。私以为，可以与“钱学森之问”并称中国教育的“两大问”。1978年，中小学语文教学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是年3月，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其中写道：“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费时甚多，收效甚微”从此成为语文教育界的难点痛点。为何如此？至今令人深思。吕叔湘的这篇文章切中了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要害“少、慢、差、费”，提出了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课题——“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这篇文章的发表，成为当时语文教学界的“一声惊雷”，更让吕叔湘始料未及的是，40多年来，我们似乎还能听到这个“语文之问”隐约的回声，它叩击在每一位语文人心上。
作为语文教育家，吕叔湘的词典编纂是不能不提的，因为这是他为现代语文“规范化”所作的最大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科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词典编辑室，吕叔湘担任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一任主编。他制定了《〈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把握“规范”这个核心，在“总则”里，吕叔湘写道：“本词典的任务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服务。这个方针必须贯彻到整个编写工作的各个方面，不容忽视。”同时列出5点要求：（1）选录语汇应以普通语汇为主体；（2）在字形、词形上本词典应该起规范作用；（3）注音根据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的决定；（4）释义要力求明确、周密，力避含混、疏漏；（5）举例要注意思想内容，语言生动活泼，并且多样化。
从1958年初开始编写，在同事的眼中，“吕先生就每天来词典编辑室上班。当时先生住在中关村，早晨乘公共汽车来，晚上乘公共汽车回去，中午饭是带来的馒头。先生是有胃病的（后来做了手术），只吃馒头喝开水是很不适宜的。当时工作非常紧张，只好如此……先生一周要定稿一千五百条，工作量是相当大的，白天上班来看，晚上把稿子带回家里去看”（刘庆隆《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家——吕叔湘先生》）。一年多的时间里，吕叔湘几乎每天零点才能入睡，也因为看稿，视力受到严重损害。吕叔湘后来在纪念《现代汉语词典》出版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简短发言中说：“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辛劳可见一斑。
到1959年底，终于完成初稿，请郭沫若题写书名，书稿分批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词典相关工作被迫停止。直到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版。从此，中国基础教育的师生有了一本不可或缺的权威工具书。吕叔湘说：“凡是‘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断修订。”遵照他的指示，截至目前，已修订至第七版。词典里还印着两句话：“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先后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谨向为编纂这部词典做出卓越贡献的两位先哲致以崇高的敬意。”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但后学终不会忘记先生为现代语文的教育之功。
作者/匡双林，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编辑/崔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