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是文化的长子。梁晓声将文学比喻为文化的“二传手”，在替文化分担一些重量。

“就我的眼光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正从当代人的生活之中逸去。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掉头而去，想要到别处寻找。我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将脸更凑近生活，看一看同时还消失了些什么，又嬗变出了些什么，滋生出了些什么。”在一封给作家同行周梅森的信中，梁晓声谈着他对“写平凡的能力”的理解，“这也许是时代对我们这一批人的新的苛刻的要求。”

几十年来，梁晓声正是这种平凡的书写者。2019年，他的《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115万字的长篇小说依然延续着这种书写。

那一口袋榆钱儿

《人世间》以周氏一家为主角，刻画了与之相关的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他们都生活在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平民区。其中，周家父亲周志刚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国家困难时期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

用小说人物对标现实人物，是不严谨的。但梁晓声的父亲确实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梁晓声上小学一年级时，跟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将妻子和5个孩子留在哈尔滨。直到1978年退休，梁晓声的父亲在将近20年的岁月中，绝大多数的时间没有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父亲的工资当年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用10余元，每月再攒10余元。如果不攒，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带些钱回到家里了。”即便如此，父亲也只得隔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

梁晓声的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到一个铁路工厂去做翻砂临时工。翻砂是将融化的金属浇灌到铸型空腔的重体力活儿，即便男人干，都很危险。

像这样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往事，梁晓声在文章中记述了不计其数。梁晓声说：“那时对整个国家来说，和贫穷始终处在一种胶着状态，有时候甩也甩不掉，按倒葫芦起了瓢。”这是新中国在积贫积弱的历史基础上发展的必经阶段。所以，梁晓声将那一代人的贡献理解成一种宿命。“在这种宿命的过程中，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能承受范围内的坚忍，还有一种是在坚忍之外，将自己奉献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父母正是在那样的宿命中，教会了他美与善。有一次，梁晓声非要跟随母亲到厂里，为的是爬上厂里的榆树撸榆钱儿吃。他在母亲的协助下偷偷进去，终于撸满了一口袋，从工厂墙洞爬出，满载而归。回家的路上，遇到一群孩子，央求他：“给点儿吧！”“不给，告诉我们在哪儿的树上撸的也行！”梁晓声见势不妙，想跑回家，最终被孩子们追上，榆钱儿被一抢而空。正是国家3年困难时期，梁晓声在母亲下班后委屈地哭诉，母亲却对他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有一种‘有一分热，发十分光’的精神。”梁晓声说。

“文学对我意味着改变命运”

1968年，高中毕业的梁晓声赶上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启知青生涯。那时的他，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平民子弟的一员，让他真正脱颖而出的，是文学。

此前，文学带给梁晓声的，是一种虚荣感。在小学五、六年级，梁晓声读了第一部国内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和第一部国外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阅读范围超出别的小学生，那么作文的内容就更多一点，受到表扬”。梁晓声年幼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到了中学，身边的男女同学大多开始喜欢读长篇小说了，梁晓声也进入了读小说最多的阶段，被大量小说熏陶。

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后，梁晓声与文学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他频繁参加连队文字任务。团里的宣传股也知道了，梁晓声有了进一步的施展空间，他越来越多地在《兵团战士报》上崭露头角。不久，他参加了全兵团第二届文学创作培训班，真正向文学迈出了第一步。次年，第三届培训班上依然有他的身影。

文字水平的精进，让梁晓声调入一团宣传股当报道员，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小说、散文和诗歌上。但仅过了一年，他就被“精简”了。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故事的主人公“我”因连里不批假，擅自回城市探望生病的母亲，被连里领导扣上帽子，副指导员李晓燕替“我”向领导辩护。这一情节的原型就是梁晓声在现实中被“精简”的过程。

出于一种较劲的心态，梁晓声主动申请到干活最累的木材加工厂。那时的他身体瘦弱，又生了肝病，工厂连长问他想干什么活，梁晓声反问：“什么活儿最重？”工厂连长回答“抬大木”。“那我就抬大木！”梁晓声就这样成为一名苦力。

好在，在培训班期间抓全团文学创作的崔干事得知了他的情况，千里迢迢来找他。看到梁晓声身体被累垮，严肃地对他说，一定要挺过这段时期，“我将把你调离一团！”梁晓声坚决反对崔干事和领导交涉，但崔干事坚持认为，培训班的知青必须要有几个成为作家，“我对你不只有友情，还有责任！”半个月后，梁晓声就被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为期一年。

文学让梁晓声在知青岁月中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那个时期，文学对我意味着改变命运。”梁晓声说，1974年，复旦大学来到黑龙江招生，招生老师看了兵团总部编写的集子后，对他写的小说《向导》印象深刻。当时，梁晓声经过一系列辗转，又回到了团里继续抬大木。招生老师下决心见一见梁晓声。“他先从佳木斯乘车12小时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坐车到黑河，而铁路到中途的北安就没有了，所以要下车，再坐8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最后到我所在的团，路上就有三天时间。”经过一个半小时交谈后，招生老师决定招收他，还特意向团里领导打招呼：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

在特殊年代，他出于本能，坚持了人性；而他身边的“贵人”们，出于本能，帮助他抓住了文学这个唯一的希望。1974年9月，梁晓声从北大荒来到上海滩，进入复旦大学。

60岁之后，猛醒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并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开始，梁晓声蜚声文坛。随后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以及据此改编的电视剧，更是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作品。在那个文学热情高涨的年代，梁晓声绽放出耀眼光芒。

梁晓声开始寻求一种自我证明。“我得奖了，但我还要继续证明，还能得奖。”梁晓声后来发现，自我证明对相当一部分作家来说，是最长的一个过程，甚至有人最终也没有完成。

相较而言，梁晓声是幸运的，很早就完成了自我证明。2002年，他到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迎来了又一次转变。“到了大学做老师，开始给学生讲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时候就真的应该去想这个问题了，这时你才会猛醒！”这种“猛醒”在他60岁之后尤其强烈。

“我都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了；都评上二级教授了，而一级教授又很少；60岁以后该退休了，但学校说你不必退休。所以，你还要证明什么？得到什么？”梁晓声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最终明白了：“回想我做的文学这件事，它的意义在中国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个他长时间没有认真思考过的命题，他开始再一次回归文学，并认为应该为了这个意义写一些东西了。

在中国，文学是文化的长子。梁晓声将文学比喻为文化的“二传手”，是在替文化分担一些重量。“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的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这是《人世间》中，梁晓声写在附赠书签上的一段话，恰能让人理解他为影响青年、影响世道人心做出的努力。

“活到70岁左右时会发现，做文学做了一辈子，你总得有件像样的手艺活儿放在那里。”梁晓声说，《人世间》就是他做的像样的手艺活儿，对得起文化，对得起文学。

本文来源：《东南西北》2020年第3期。作者：杨学义。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