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招生季，农业类大学前所未有地被流量青睐。即使如此，湖南一家高考志愿填报机构的老师说，今年她辅导的700多个家庭里，报考中涉及“农大”的学生，只有7位，和往年一样“特别少”。

园艺实践课一位老教师退休前上最后一节课，问大家“谁是喜欢这个专业的”，班里只有3个人举手，问到“谁不喜欢”，举起一大片。那位老师很痛心，“走进了农学，‘农’这个字就像刺青一样会刻在你们脑门上！”

在湖北恩施的山区，他们每天踩着露水去采茶。已经有了机械化的采茶技术，但老师说，“作为农学生，你必须要吃这些祖先吃过的苦，你吃了农民的苦，才能真正想怎么让农民少吃苦。”

岳玥有一个弟弟，有时候父亲总吓唬弟弟，“你如果不好好读书，将来去当农民。”这时候弟弟会反驳，“可是我姐姐就是好好读书，才去做了农民。”

对农学生的生活，有艰辛和浪漫两种想象，两种都是对的。

在华中农业大学，新生入学礼物是一颗大金鸡菊种子。据说当学校刚搬到新校址狮子山，土壤贫瘠，只有它开得烂漫。在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奇花异草很多”，“随便撒上一把种子，都会长”。这里土壤肥沃松软，有学生享受脱了鞋赤脚踩在实验田里的触感。

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大一男生丁习功在实验田里随手拍的视频，有139万人点赞。那段视频被反复播放：翻耕机在起垄，机器声轰鸣，阳光照出丁习功眼镜上一层薄薄的灰尘。丁习功带着云南楚雄口音喊：“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我们这里真的不用天天挖地。”21秒的短视频被众多媒体转载，有人称赞“脚下有土，心里有光”，有人留言“很向往这种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甚至来到丁习功的账号下留言，做招生宣传。

这个招生季，农业类大学前所未有地被流量青睐。即使如此，湖南一家高考志愿填报机构的老师说，今年她辅导的700多个家庭里，报考中涉及“农大”的学生，只有7人，和往年一样“特别少”。在指导高考志愿填报的短视频中，有老师把农学形容为“很少有人主动报考”的门类。

丁习功的视频刚发出的时候，看到网友评论说这是“招生减章”“把人都吓跑了”，丁习功很紧张，把这条视频的查看权限偷偷关闭了。11个小时之后，他才把视频又放出来。“农学值得被更多人关注”，他说。

“农”这个字就像刺青一样会刻在你们脑门上

很多农学生都能对丁习功的“紧张”心领神会。华中农业大学茶学专业的岳玥入学后，发现班里80%是被调剂来的，大一下学期转专业，25%同学转了出去。

最近，她分享在朋友圈的毕业照“炸出了”许多久未联系的同学，他们惊讶地问，“学士服的垂布怎么还有绿色的？”——毕业季，人们熟悉的是粉色、黄色、灰色学士服垂布，它们分别代表着文科、工科、理科。

即使身处农业大学，学着农业类专业，岳玥也多次感受过“谈农色变”的气氛。一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朋友和她聊考研。该方向的本科、学术硕士拿到的是管理学学位，专业硕士拿的是农学学位。她劝朋友选更容易被录取的专硕，对方不假思索地说，“那拿一个农学学位，岂不是很low？”

丁习功入学后，就和师兄梁哲贤几个人一起做自媒体。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自称“彩云巴胺”，拍农学的生活。梁哲贤是云南红河山村里的孩子，说拍这些视频的初衷，是觉得很多像他一样从农村走出去的孩子也不了解农业。“我们可以不务农，不识农，但是至少不能轻农。”

杨霖本科在吉林农业大学学园艺，这是一个研究果树、蔬菜、草药种植的学科。园艺实践课一位老教师退休前上最后一节课，问大家“谁是喜欢这个专业的”，班里只有3个人举手，问到“谁不喜欢”，举起一大片。那位老师干了园艺一辈子，看到学生这样，很痛心，说了气话，“走进了农学，‘农’这个字就像刺青一样会刻在你们脑门上！”

杨霖是那3个人中的一个。7年前高考报志愿时，他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把6个平行志愿全报了农业类大学。

他说自己报考时，眼前浮现的是一个破败的村庄，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初中时，父亲骑摩托车送他上学，他坐在后座，常被扬起的泥巴溅得满身——村里的水泥路直到2014年才修通。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了，村里的山“荒着”，坡上杂乱地长着杉树、马尾松，简单种了水稻和利润很低的蔬菜。小学一年级，父亲总会在天还没亮时骑单车载着他，带上一筐蔬菜，去市里的批发市场卖。在黑夜中要骑50多分钟，最后也卖不了多少钱。后来家里不再务农，他随父母搬到了城里，但过年时回乡，他总看到邻居村干部家有要债的人——村里修路的几百万元是借的。他想，“明明这么好的一个地方，绿水青山的，为什么这么差劲？”他想改变，投身农业，开发改造家乡。

但报志愿的时候，父母说他“幼稚”。他们说，“家里世世代代是农民，已经知道农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是没有前景。”而杨霖说，“我不会后悔”。

整个大学4年，父母不断劝他换专业。因为去果园实习，杨霖晒黑了一些。有亲戚问他，“你晒得这么黑，是不是天天下地啊？”杨霖不觉得这有什么，但母亲总是着急站出来解释，“没有没有”。

2022年5月，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课题组对山东、广东、浙江、河北、湖南、江西等6省20个县（市、区）乡村人才振兴现状进行的调研发现，农业农村科技人才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高层次人才比较匮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李春生也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如今农业农村领域面临着人才培养跟不上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石嫣毕业后，在北京郊区创办了有机农场。如今，她的“分享收获农场”里贴着一句口号，“让农民成为令人骄傲的职业”。

但是她印象深刻的是，农场曾有一个实习生，父母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看到孩子在这工作，直接把她接走了。石嫣觉得，“咱们农民出来当建筑工人之后，感觉完全否认了农民的价值、文化。这不能怪他们，可能是整个社会给人的一种感觉。”

“哦，原来这个就是植物”

短视频里的不是农学生生活的全部。实际上，农学是个庞杂的门类，下设植物生产、动物生产、水产、草学等7个专业类。

田间实习往往是逃不开的。以前有女生习惯化妆来，后来慢慢放弃了。岳玥衣柜里曾是清一色的吊带、短裙，现在长衣长裤越来越多，她拿出穿旧的帆布鞋，专门下地和进工厂用。湖南农业大学一名2018级农学本科生是北方人，大二田间实习，她第一次见到水田。水里有虫、蛤蟆，深处没至大腿，泥很深，穿着胶鞋在里面走不动路，很多同学就光着脚上。

岳玥大三上学期开始进行茶园实习，武汉的夏天很热，茶园里的茶树比她还高，白色的小茶虫到处飞，全班同学都过敏发痒。在湖北恩施的山区，他们每天踩着露水去采茶。已经有了机械化的采茶技术，但老师说，“作为农学生，你必须要吃这些祖先吃过的苦，你吃了农民的苦，才能真正想怎么让农民少吃苦。”

岳玥被这种场景震撼了。手工采茶时，采摘的动作要重复1.2万次，才能采8两鲜叶。而鲜叶要放在200多度的杀青锅里徒手炒制，再经历回潮、揉捻、做形、干燥、提香，才能最终变成2两茶。炒茶过程中，每个人的手都被烫出过水泡，一些白色的小毛毛粘在衣服上，进入鼻腔，一些同学流了鼻血。

岳玥没在农村生活过，没种过地。第一次面对黄土地，她怀疑过，“我真的是在读大学吗？我以后真的要一辈子都要与黄土为伴吗？”

可田间实习就是如此。杨霖在大学种过蓝莓、苹果、梨、葡萄、桃、黄瓜、辣椒、豆角、白菜、葱蒜、甜瓜、西瓜、茄子……做的最多的是给果树修剪枝条，一人剪一大排树，剪得好，光照、通风更好，来年的果子就结得更好。果树生病虫害了，他们又在这上昆虫学课，把虫子捉住，辨别，制成标本。蓝莓不耐冻，在土地封冻前，他们要把它埋进土里防寒。来年，等到蓝莓和土壤一同醒来，他们挖出蓝莓光秃秃的枝条，迎接春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一名博士生在学校待了8年，学院里的实验田迎来送往，年年有新学生做主人。播种、育苗、把苗从苗床移到土壤、施肥、浇水、修剪枝条、收获、拉秧，再播种。土地恒常如新。

岳玥在大一的植物学课上昏昏欲睡，直到有一天老师让所有人走出教室，沿着他们经常走的那条路挨个植物讲，“这棵树叫复羽叶栾树，这朵小花叫阿拉伯婆婆纳。”

“去走一条我们天天走的路，去看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这个瞬间我觉得是很微妙的，因为我刚刚从填鸭式教育解脱出来，觉得，哦，原来这个就是植物。”几年里，她每天从那条路经过，看到那朵花开了又败，败了又开，就会想，“我第一次跟它真正的邂逅就是在那堂植物学课上。”

最终，在茶园，在山区，她认识了真正的田野。“和农家乐是不一样的，在农家乐里，植物是经过修剪的、漂亮的，但是田野里，植物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们是野性的。”看到遒劲的树、盘根错节但疯狂生长的植物，她想到第一次读到王小波小说时候的感觉。曾经有文学梦的她在毕业论文致谢中写道，“农学是非常美好的学科，它是另一种意义的文学。一粒种子，一株苗，开花结果，在这片土地上总是周而复始。”

“如果所有工作待遇都一样，我还会选园艺”

学园艺7年，杨霖为自己种下一个伊甸园，直到就业时他发现，现实残酷。

本科毕业时，果树班50多名同学，十几名进果园做了技术员，有去山西做苹果的、去烟台种蓝莓的。而他考研来到湖南农业大学研究柑橘。3年过去，这些同学全都转行了。“卖房的，考公务员的，当代课老师的，反正没有搞果树的。”

岳玥毕业时参加了一些宣讲会，发现待遇较好的岗位，偏向于市场营销、计算机技术、食品工程方向，面对农学招聘的，多是一些山村乡镇的小企业，月薪大多三四千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全国排名第一，但葡萄酒庄园多位于西部偏远地区。一名来自该校这个专业的2018级本科生说，毕业后从事对口工作的人很少，一酒庄招聘时，面试官说，“给我一个给你开5000元（工资）的理由”，他们气得冒火。杨霖发现，在同学间，找到体制内的好工作最令人艳羡——要么读博后进科研院所，要么考公去省里或市里的农业农村局。

本科时，杨霖曾去老家的农业公司实习，指导工人维护果园，扯着管子浇地，一腔热血，连钱都不要。很快，他发现自己在重复着技术含量很低的劳动。而且，这样的农业公司结构单一，部门很少，部门除去总监副总监，可能只剩一个人，“没什么上升通道”。

他想过回家乡办果园创业。读研时，他还曾带着专家来到老家的村子，请他们看这里适合种什么水果。但他逐渐了解到，农业创业前期要投入巨大成本：果树要从第四年才开始收获，以柑橘为例，结果前每亩地要投入1.2万元，而从第四年开始，在收成好的情况下，一亩地也只有6000元收入，其中还要刨去每年约2000的农资投入。杨霖认识的一些农企老板多是出于情怀投资，没指望靠农业赚钱。

半年前，杨霖最终考入湖南某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做实习研究员。在这里，他要作为“科技特派员”对当地一个乡镇的橘子、柚子果园做技术指导。工作中，他发现这些基层果园、农业公司其实很缺人。“他们很希望来一个搞技术的。”果树不能靠设施栽培，遇到的情况复杂，而一个果园他最多一个月去两次。平时，这些果园主要靠有经验的农民来维护，但农民的方法是经验化的，效率低。例如，有一次看到柑橘树势弱、叶片黄、果实不转色，农民按照常规的处理方式，补肥，但不管怎么补，树还是黄。技术人员拿叶片去实验室化验才发现树得了黄龙病——一种柑橘的绝症，随昆虫传播。他们第一时间把这棵树毁掉。

但对于杨霖来说，工作中这样能施展拳脚的机会还是太少了，更多的日常工作让他觉得没有创造性、挑战性。读书时他在实验室里学会的分子标记、品质分析、功能基因发掘，现在都很难用到。他家在长沙市下辖的一个县城，母亲最近打电话让他换工作回长沙市区。7月11日，他打开招聘软件，定位长沙市，选择“园艺”“研究生”，一份招聘启事都没有。

杨霖现在很焦虑。他每月要去长沙看女朋友，3000元出头的工资基本月光。这个数字他没敢和家人说过，“不然会觉得我读书都没啥用”。他羡慕学了工科的小学同学，在县城里就业年薪能有十几万元。杨霖承认自己在现实面前有些后悔了，“如果所有工作的待遇都一样，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园艺。”

他从小喜欢和植物打交道。他觉得植物单纯，没有小心思，“你对他用点心它就会长得好一点。”拿着剪刀对果树或盆栽修修剪剪，他能完全沉浸其中，“没有人可以打扰我”。

“我们希望让农业变得很酷”

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农学专业的梁哲贤选择的，就是杨霖看到的那条最难的路——创业。

梁哲贤崇拜褚时健，中学时就把他的自传读过两遍。他生长在云南红河的山村，父母在他8岁的时候外出打工，最远的时候去越南、缅甸，一连在外17年，只挑着不过年的时候回家看看。他和爷爷奶奶在一起长大，理解父母的苦衷，但很难感受到亲子间的亲密。梁哲贤记得，9岁时有一次，舅母问他，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他特别大声地说，“不想！想他们干什么！”说完之后扭过头，泪水流了满脸。

梁哲贤25岁，村里中学就辍学的同龄人已经做了爸爸，也开始外出打工，“只能解决孩子的温饱”。但他不希望自己以后的孩子重复他的童年，希望能通过发展农业，让人留在农村就能过上好日子。

2021年夏天，梁哲贤和几个朋友在学校创办了“热创”工作室。学校给了一间免租金、免水电费的校内商铺，他借了师兄种植园里一块地，把学校最新的科研成果落实在土地上。植株变异形成的紫鹃红茶，口感独特，花青素比其他茶叶高出好几倍。他们再把种出的茶叶、咖啡用年轻化的方式包装，推广出去。他觉得，茶在年轻人看来太“老派化”，而咖啡却又被认为是舶来品。他希望能改变这种认识，依托茶园、咖啡园，做出一个校园青春化的品牌，走进各个大学。

梁哲贤创业半年后才有了第一笔收入——1万多元，5个人分，一人只有2000多元。前期，梁哲贤甚至和朋友一起去宿舍楼、篮球场、足球场收废纸板和矿泉水瓶，卖废品攒钱，当作和商家谈合作时的路费。和校外的企业谈合作时要在外一整天，梁哲贤经常带两个馒头、一瓶矿泉水当午饭。有3个朋友坚持不下去离开了团队，现在的团队5个人，每月固定收入是学校线下商铺里卖出去的3000多元。网店在前期需要几万元的投入，他们目前没有条件。

石嫣的有机农业创业，已经做了15年。她也看到很多从北京的农场走出去、回到家乡创业的“新农人”路走得很难。在北京“分享收获农场”一间库房，堆放着各地“新农人”出品的有机食品，青稞面、有机燕麦，“分享收获农场”在帮他们代卖。

除了经营，逆城市化潮流的“新农人”还要面临很多困惑。石嫣说，“选择去做码农的话，网已经给你编织好了，流水线已经建造好了，你只需要进去就可以——在城市生活，赚了钱就买房，交房贷，买学区房。但是做农业、去乡村，没有这个。你要自己想要不要买房，在哪里买房，孩子在哪上学？所有这些东西是不确定的。”

回顾自己创业路的起点，石嫣总会说起在美国农场实习的半年。一开始她觉得这种远离互联网、面向黄土的生活枯燥、空虚，但渐渐的，她发现自己感受到了和土地的连接。当种的第一茬辣椒已经长高，突然来一阵暴风雨把树和菜都刮倒了。石嫣心想“完了”，但当他们一颗颗把菜扶正，过了一周，发现它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你就会感觉到，生命真的是这么强大的一种力量。”

“老师让我做，理论让我做，告诉我这是未来的趋势让我做，这都不是我来做农业的根本，根本就是我的心受到触动，我觉得种地的那一刻，以及我在乡村的生活，是符合我的内心的。”

梁哲贤怀念着儿时在田间度过的时光。牛在犁地，他跟在牛的身后走。夏天在田间，他会坐在地上，用水稻和玉米秸秆撑起一个小凉亭遮阳。那时候一切都是天然的，很多东西都能放进嘴里。他和小伙伴们抓鱼抓虾，抓飞舞的蜻蜓。云南的蜻蜓很大，抓住一只后用长线绑住它的一对翅膀，让蜻蜓用剩下一对翅膀低空飞翔、引来同伴，他们一次能抓十几只。

大一下学期转专业，岳玥班里很多人转到法学、食品工程、计算机专业去，但大三专业实习时，很多当时的同学又回来，和他们一起去茶园干活、体验。她想，她只能看到自己专业的苦，但其实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苦。

在北京的“分享收获农场”，新农人培训进行到了第37期，报名最多的，是那些生活压力很大、“很内卷的”、对自己健康有忧虑的中产群体，最近一期培训中，工作人员发现程序员尤其多。

“分享收获农场”开发了“劳动份额”项目。市民在这租一小块菜地，每周来打理，按时收获。低矮的栅栏内，杂草和蔬菜藤蔓掩映间，插着一块块木牌，写着“某某的地”。“分享收获农场”还在开展“大地小脚丫食农教育项目”，让孩子了解食物和农耕文化，亲近土地和自然。“我们希望让农业变得很酷，很吸引人。”石嫣说。

现在，岳玥坚定了要在茶学科研领域走下去的决心。岳玥有一个弟弟，有时候父亲总吓唬弟弟，“你如果不好好读书，将来去当农民。”这时候弟弟会反驳，“可是我姐姐就是好好读书，才去做了农民。”

（文中杨霖、岳玥为化名）

文/郭玉洁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