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15日夜间，在北京（时称北平）探望母亲的鲁迅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别致，首先是对许广平的称呼，既不是过去开玩笑的“害马”“H.M”，也不是习惯上的“广平兄”，而是“乖姑！小刺猬！”与过去更为不同的是，这封信所用的是两张带有彩色图案的笺纸，上面分别画着枇杷和莲蓬，枇杷有三枚，两大一小，莲蓬有两只，其中的一只饱含着莲子。
许广平接到这封信之后，异常惊喜，她在5月21日的回信中特意表达了欢快的心情：“自然打开纸张第一触到眼帘的是那三个红当当的枇杷，那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即如昨天下午二时出去寄信也带了一篓子回来，大家大吃一通……所以小白象（按：许广平对鲁迅的昵称）首先选了那个花样的纸，算是等于送枇杷给我吃的心意一般，其次那两个莲蓬，附着的那几句（按：指笺纸上的题诗：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甚好，我也读熟了，我定你是小莲蓬，因为你矮些，乖乖莲蓬！你是十分精细的，你这两张纸不是随手检起来就用的。”（《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336页）
对此，鲁迅回信说：“我十五日信所选的两张笺纸，确也有一点意思的，大略如你所推测。莲蓬中有莲子，尤其我所以取用的原因（按：当时许广平已经怀孕）。但后来各笺，也并非幅幅含有义理，小刺猬不要求之过深，以致神经过敏为要。”（同上，349—350页）
鲁迅1929年5月15日致许广平书信手迹
鲁迅和许广平的信中引入了一个渐渐离我们远去了的事物，它就是笺纸。
笺，纸也。一般把篇幅较大的纸张称为纸，而把制作精良、尺幅较小的纸称为笺。笺纸，也称诗笺、信笺，是专指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作为文人雅士传抄诗作或书札往来的纸张。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朝之后，文人雅士多有题咏唱和之举，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改进，他们所用的纸张也逐渐讲究起来，素纸已经不能满足这些人的需要，于是或自己设计或请一些画家帮忙，绘制一些简单的图案，在上面题诗或者把诗抄在上面请别人唱和，以收赏心悦目、图文并茂之效，这就是笺纸的来历。
笺纸，虽尺幅不大，却集诗词、书法、绘画、篆刻于一体，具有国画的韵味。每一枚笺纸，堪称一幅微型的国画或是钟鼎彝器的拓片，或清新淡雅，或古朴凝重，使得人们在阅读诗词或书信的同时得到一种视觉上的美感，因此，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
其实，笺纸的历史非常久远，至少在唐代，便开始有了私人专用的笺纸。早在唐代元和年间（806—820）就有“薛涛笺”问世。据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载：“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乃狭小之。……号薛涛笺。”薛涛字洪度，生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其父薛郧是一京都小吏，安史之乱后在成都居住。薛涛幼时即显示出过人的天赋，八岁能诗，其父曾以“咏梧桐”为题，吟了两句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薛涛应声即对：“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可见其才思敏捷，禀赋超凡。
薛涛14岁时，其父薛郧去世，薛涛与母亲裴氏相依为命。迫于生计，薛涛凭着自己过人的美貌及精诗文、通音律的才情开始在欢乐场上侍酒赋诗、弹唱娱客，被称为“诗妓”。当时与薛涛交往的文人雅士和名流才子甚多，如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等，都与薛涛有诗文酬唱之谊。由于薛涛每天都要和纸墨打交道，因此对纸的要求自然也十分挑剔，不但要求纸质细腻、融墨如意，还要在视觉上有色彩、有花纹。而当时四川的纸张大都比较粗糙且色泽单调，远远不能满足求精求美的要求，薛涛便开始自己制造更好的纸张。
薛涛先是出钱把自己从乐籍中赎买出来，然后在成都浣花溪百花潭畔购买住宅，雇工匠办起了造纸作坊。
薛涛根据前人用黄檗叶染纸的原理，以芙蓉为原料，煮烂后加入芙蓉花末，制造彩色笺纸。她设计的纸是一种便于写诗、长宽适度的笺纸，以十张为一扎，使用十分方便。薛涛还用涂刷加工方法制作色纸，她在红花中取染料，再加入胶料配制成涂料涂在纸上。这种涂刷加工与传统的浸渍染色方法相比，节约了染料，降低了成本。所以，薛涛也被认为是涂刷加工纸的创始人。
笺纸制作成功之后，薛涛便用这些纸来抄写自己的诗，有时她也送些诗笺给友人，时间一长，人们便把这种纸称为“松花笺”或“薛涛笺”。因其染笺时用浣花溪水，故所制笺纸又被称作“浣花笺”。薛涛曾写过十首“离别诗”，其中就提到了自己制作的笺纸：“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薛涛笺在当时非常有名，是文人墨客梦寐以求之物。唐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诗云：“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五代词人韦庄《乞彩笺歌》云：“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手把金刀擘彩云，有时剪破秋天碧。”由此可见，薛涛笺在中国制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薛涛笺
到了五代时期，纸张中出现了“砑光小本”。北宋陶榖《清异录》卷下“文用门”曾记有“砑光小本”一事：“姚頭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砑光小本。余尝询其诀，頭侄云：妙处与作墨同，用胶有工拙耳。”所谓“小本”，即小幅的笺纸，是在沉香木上以细线阳刻方法刻画出人物山水鸟兽的图样，而后铺纸于其上，用生蜡或光滑硬物，碾磨纸面，有阳刻线纹处就变得光滑明亮，形成图画。这种砑光笺堪称拱花技术的滥觞。此种工艺一直沿用到清代。
宋、元时期，造纸技术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小幅笺纸的印制则变化不大。虽然宫中有在纸上绘龙凤、团花、如意等描金图案，但并不普及，民间仍多为黄白素笺及彩笺、砑光笺。较为著名的有宋代的“芦雁笺”，元代的“清江笺”“观音笺”等。到了宋代，有一位名叫谢景初的人制作的笺纸很有名，人称“谢公笺”，俗称“鸾笺”或“蛮笺”。谢景初（1019—1084）字师厚，北宋富阳（今浙江富阳）人。博学能文，尤长于诗。他创造的笺纸因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黄、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等十色，故称十色笺。韩浦《寄弟蜀笺》诗云：“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
明代是中国笺纸发扬光大且多有创新的时期。但在明朝初年，笺纸以全幅为主，并无雕饰，大多是一些花纹或是质量较高、价格昂贵的纸，和真正意义上的笺纸还有一定的距离。历史学家邓之诚在他的《骨董琐记》一书中，专门有一条介绍笺纸，其中说：“明大内各笺，洒金五色粉笺，印金花五色笺、青纸，俱不如宣纸。有褚皮者，茸细而白，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纸印。元有绍兴蜡笺、黄笺、花笺、罗纹笺，江西白观音，清江等纸。宋有藏经纸、匹纸、碧云春树、龙凤团花、金花等笺，藤白、鹄白、蚕茧等纸。蒲圻纸、蜀中贡馀。唐有浆捶六合漫麻经纸，入水不濡，硬黄纸以黄檗染，可辟蠹。”但这些笺纸只注重实用性，上面并无考究的装潢和图案。笺纸获得质的飞跃，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木版水印笺纸开始流行。所谓木版水印，是用溶于水的颜料在木版上印刷的技术。木版水印的笺纸一般都印有花卉鸟兽、山水人物，甚至天文象纬和服饰彩章等，可谓“穷工极妍”，美妙绝伦。正如明人李克恭在《十竹斋笺谱》序中所言：“昭代自嘉、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稍尚鲜化，然未盛也；至中晚而愈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明崇祯十七年（1644），胡曰从刻成《十竹斋笺谱》，“精工富丽，备具重美，中国雕版彩画，至是叹为观止”（《郑振铎全集》第14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211页）。这部笺谱采用了多种印制方法包括饾版、拱花技术，代表了笺纸印刷技术的最高水平。
清代初期，社会比较安定，笺纸的印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康熙十年（1671），李渔在《闲情偶寄》卷5中就专有“笺简”一节，其中说道：“我能肖诸物之形以为笺，则笺上所列，皆题诗作字之料也。还其固有，绝其本无，悉是眼前韵事，何用他求？已命奚奴逐款制就，售之坊间，得钱付梓人，仍备剞劂之用，是此后生生不已，其新人见闻，快人挥洒之事，正未有艾。即呼予为薛涛幻身，予亦未尝不受，盖须眉男子之不传，有愧于知名女子者正不少也。”“已经制就者，有韵事笺八种，织锦笺十种。”并说：“是集中所载之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可见李渔当时就已经有了版权保护意识。
乾隆时期，帝王及臣子多好艺文，笺纸的需求更为广泛，据传成亲王所用的笺纸，其典雅秀丽不亚于“十竹斋”。清代嘉庆、道光后，笺纸逐渐衰落，但文人自印笺纸的风气仍很流行。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做诗笺，因而有较高的文化品位。这些名人如翁方纲、王文治、孙星衍、阮元、吴云、潘祖荫、吴大澂、陈介祺、赵之谦、叶昌炽、杨沂孙、俞樾等，皆是当时声名显赫之士。他们喜欢用金石、古玩、书法作品作为笺纸图案，形成了所谓“金石书笺流派”。道光、咸丰以后，苏、沪、杭等地的纸店里出现了以名画家作品为图案的笺纸。这些画家有任伯年、虚谷、胡公寿、吴昌硕、王一亭等人。但时至清末，笺纸开始走下坡路。光绪末年，北京画师李钟豫、刘锡玲、朱良材等，所作笺纸流于世俗，品位下降。宣统时期，林纾（琴南）以古人词意，绘制成山水题材的笺纸，颇有一种高雅清新的趣味，从此开文人画笺之先河。
笺纸的最后一个高峰是民国初期。这与文人画的兴起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时，姚茫父、陈师曾等声名鹊起，成为民初画坛领袖，他们两人均参予了笺纸的绘制，给笺纸的设计和制作注入了新的血液。随后，张大千、齐白石、溥心畬、王梦白、王雪涛、吴待秋、陈半丁等诸多画家均涉足笺纸，成一时之盛。从此以后，笺纸便成为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精彩纷呈、意趣盎然、品位高雅、清俊疏朗的艺术品。那时笺纸上的图案，使文人画取代了作坊俚俗的作品。刻印高手众多，风格细腻流畅，用色匀称妍雅，并选用上好宣纸，采用木版水印技术。印制笺谱的店铺，在京城就有二十馀家。琉璃厂地区著名的店铺有荣宝斋、清秘阁、松寿堂、松古堂、松华斋、淳菁阁、懿文斋等。笺纸图画的内容分为山水、花鸟、人物、草虫，等等，使得笺纸达到了精美绝伦的程度，赢得了名画、名店、名刻、名印四绝的赞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文具的传入，自来水笔的逐渐普及，人们大多用自来水笔书写，更多采用机制粉连纸，笺纸逐渐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为了拯救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鲁迅与郑振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抢救工作，鲁迅在1933年2月5日给郑振铎的信中说：“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做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尤（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采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6—367页）。鲁迅的这一倡议得到了同样喜爱中国传统版画艺术的郑振铎的积极响应。于是，郑振铎利用在北平地域上的优势，广泛搜集笺纸样张，然后寄往上海由鲁迅挑选、审定，最终完成了《北平笺谱》这部著作，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这一传统的艺术资料，堪称“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惟一丰碑”。也多亏了鲁迅和郑振铎的超前眼光和不懈努力，否则，我们将很难见到民国年间笺纸的全貌。
随着毛笔渐渐退出文人的书斋，笺纸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用较好的胶版纸印制的横格信笺的右下角往往有花鸟图案，这是笺纸的馀脉。近年来，电话、电脑日益普及，人们的联络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无论是写信还是收信，都已经成为一种颇为奢侈的事情，笺纸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许多年轻人已不知笺纸为何物，笺纸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古董拍卖的舞台，幸耶？不幸耶？谁能作答？
鲁迅1933年2月5日致郑振铎书信手迹
旧的笺纸越来越难以得到，新的笺纸即使还在制作，其色彩的自然淳朴、刻制的精到细腻和印刷的完善考究，也和以前的笺纸不可同日而语。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在北京荣宝斋还可以买到印制精美的吴待秋绘制的梅花笺和张大千绘制的山水笺，而今，这样的笺纸再也见不到了。即使还有新品出售，也大多是“纸劣工粗，墨浮色涩”，“版片错乱，草率尤甚”，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这当然与市场需求的减少和人们的浮躁心态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也与传统文化的式微密切相连。我们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对看似渺小实则具有丰富文化含量的笺纸给予应有的重视呢？
作者：刘运峰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