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三十余年前，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时，一切都那么新鲜。报到的地点在老北大红楼的国家文物局，办完手续，打量了内外环境，眼前的一切与书本上的描述，仿佛存在着时空的错位，但那亲切感一时不能散去。那时我是读过孙伏园、许钦文回忆五四的文章的，感动于红楼里的旧事，他们笔下的洒脱之人和狂放的风气，都让人眷恋。二人是鲁迅学生，也可谓五四之子，是被《新青年》熏陶过的，对于新文化人颇多心得，所述人与事，多与这座红楼渊源很深。于是，青年时的我在与这高大的建筑对视时，隐隐地感到了它的神奇。
后来留意相关著述，发现涉及红楼的资料数量可观，彼此可以相映成趣。知堂、杨振声、王统照、川岛、张中行等人的记述，都有特点。我所工作的鲁迅博物馆，有许多《新青年》同人的手稿，这些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从诸多材料里可以进入时间深处。在慢慢的浸润里，五四前后的雨雪风云，由模糊而渐渐清晰起来。我的新书《寻路者》，就是多年积累的感受的整理，精神线索就从红楼开始。
五四那代人，有许多是学贯中西的。因为直面着社会，也无不在忧患之中。要写好那代人，并不容易。除了对历史沿革的梳理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不能不做如下功课：一是了解知识人的风气，二需清楚他们的学问，三要知晓文脉的变化。思考那代人的精神特质，此三点牵连着思想的神经，穿越其间，静态的文献也活了起来。经由遗稿、图片和文章，而触摸到彼时的社会经纬，眼前便浮现出一幅辽阔的精神之图。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先驱者的群像，在这些有血有肉的思想者那里，一个时代的精神就飘然而至。
风气
1917年，当陈独秀将《新青年》的业务移至北京的时候，北大人没有料到新文化之火会于此点燃起来。科学、民主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批爱国青年。到了1919年5月，在国家危难之际，知识人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在《新青年》与《每周评论》里，看到一批有理想的青年改造现实的态度和对未来的想象。这些并非都是乌托邦之音，有时候读者会感到古老文明复苏的另一种震动，他们对旧传统的重新叙述，引介域外文化的冲动，让精神的天空辽阔起来。
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是一批奇人，都有着大的襟怀，其言其行，多带豪气。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就写出陈独秀性情中率真的部分。沈兼士回忆鲁迅，连口气与神态都在字里行间飘动。钱玄同好作狂语，也惊人的坦率，徐炳昶笔下的钱玄同，那么耿直可爱。那时候的北大人，思想通脱、旷达。我们看陈独秀与周氏兄弟等人的通信，言语何其真挚。他们之间讨论时局与探讨学问，是开诚布公的。所以再现那些场景，就不能不捕捉行为的细节，从日常生活与笔墨之间，能够看到诸人的性情。
新文化运动初期，域外思潮卷动着人们。德国哲学、俄国美学、日本思潮以不同色泽呈现于学界。就艺术思想而言，就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未来派等。自然，也有尼采思想和托尔斯泰主义、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新的！旧的！》说：“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新青年》《新潮》《妇女杂志》都不断有译介的文章。新诗与新小说，与旧的艺术形态不同的是，不仅仅注重生命的体验，重要的是文学中的思想。思想性是彼时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
那些不同社团的期刊，弥漫着观念交锋的氛围。每每触摸那些泛黄的纸张，眼前旧影晃动，杂趣悠悠。从遗物里来认识前人，也可以算进入历史的方式。他们关心时局，拷问自我，也沉浸在超功利的文化凝视中。鲁迅在八道湾居住时，每年元旦要召集各位朋友聚会。他们谈天说地，常以幽默之语彼此调笑，但也不都今天天气哈哈哈，争执时样子，都是好看的，率性、多智、狂放的形影，让人想起竹林七贤。
我常常好奇于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的为人，觉得真的洒脱、可爱。只要看他们的遗墨，就觉出其间的不凡。陈独秀的文字雄放中也有清丽，鲁迅的字则柔中带刚，是抄过魏晋碑文的人才有的风致。李大钊的笔墨厚重，透出一股真气。沈尹默的信札杂而有序，信手行去。他们在传统里泡得很久，又无迂腐气，汉字成了一种自由意识的载体。我想，在俗世麻木了感觉的时候，看看这些人的手札，好似与春风相遇，遍体杂质去之，留一身清爽在。苏轼曾说：“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画笔之外。”五四学人的书风，虽不尽同古人，其意却与苏轼所说的境界略有仿佛。
鲁迅致江绍原信 作者提供
新思想、新意识借着古老的汉字得以生长，这才是那代人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地方。鲁迅的系列小说都很有隐喻的意味。《故乡》的精神有多种亮点，关于希望与路的思考，有一丝尼采的影子，《一件小事》分明是托尔斯泰思想的折射。即便像冰心的小诗，也是注重思想性的，受泰戈尔的暗示，不乏哲学的顿悟。她所著的《繁星》《春水》，可以看出青年出离笼子的冲动。那些小诗的时空是新颖的，词语带着童话般的温情，追问天空，探究河流，思绪风一般飘动。这些新诗在表达上还带着稚气，但其中埋藏的思想颇引人注意，一是幼者本位的观念，野草虽小，也有不凡之韵。二是在存在与本质问题上，拒绝前定的文化暗示。有一首诗，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的朋友！
不要任凭文字困苦你去；
文字是人做的，
人不是文字做的！
冰心的这种思想，与陈独秀、鲁迅文字里的表达是相似的，道出了那代青年的心声，也透露出他们在新路中完成自己的渴念。此后我们看到了无数作家的成长。郁达夫、庐隐感伤的自述，叶圣陶、朱自清冷静的笔体，都带新风。老舍从平民那里寻出野趣，巴金则在灰暗里点燃了自己的圣火。风格是不同的，而梦大抵有相似的地方。新文学是植根于时代的林木，开始还零零散散，不久就一片葱绿了。
学问
阅读《新青年》，会惊异地发现，编辑与作者的知识趣味驳杂，有世界视野。对于林林总总现象的描述，是有诸多精神参照的。讨论国故与域外思潮，已经开始脱离旧风，吹出来的是鲜活的气息。
仅从1919年的杂志内容看，翻译的作品就有安徒生、梭罗古勃、契诃夫、莫泊桑等人的，关于哲学的著述就看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对儒学的反思。李大钊的精神是明晰而高贵的，周氏兄弟则左右出击，或译介白桦派作品，或沉思古希腊遗产，漫游者的视野里，满眼是有生气的存在。
我们看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其实与德国古典哲学是有关的，他对艺术与教育的理解，多不脱离康德的逻辑。鲁迅与他讨论出土文献时，彼此的审美意识，未尝没有启蒙主义的影子。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非本本主义的移步，从讨论工人现状到政治风云，某些地方受到了列宁的影响。《新青年》同人中，部分学人西学意识可能是浓厚的。不过，那时候同人也是有诸多内部差异的，比如陈独秀与钱玄同的思路不同，鲁迅与周作人讨论现实问题时，叙述逻辑不在一条路径上。就学术品位而言，颜色不一，气质有别。
新文学提倡者们，都有很好的旧学修养，有的是章太炎的弟子，有的背后是乾嘉学派的背景。章门弟子中的周氏兄弟、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各自有专业特长。鲁迅的古小说研究，钱玄同与沈兼士的音韵训诂之学，以及朱希祖的明史研究，都独步学林。新文化的出现，外受世界思潮影响，内则因为学术的转向。自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观念，经学地位渐渐下降，孔子从圣坛走到民间，读书人看待世界的眼光也变了。章太炎解释经学的方法与理解史学的思路，更接近现代科学精神，有了个性精神。他的弟子们或从精神层面接其斗士之气，或在语言学与考据学中消解士大夫空泛之风，新文化一部分热度来自章太炎的世界，是被公认的。从这点可以看出，《新青年》同人与传统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记得曾在友人处看到陈独秀《甲戌随笔》手稿，颇为惊讶。这是他在狱中写的一部语言学的著作。书稿谙熟文字变迁之迹，以闪亮的目光审视古老的汉字，见解鲜活而灵动。想起茅盾回忆录里写陈独秀对方言研究专心的样子，可以想象出那天真的一面。鲁迅藏书里就有陈独秀的文字学研究著作，因为陈氏关注的内容，也是鲁迅所重视的。许寿裳说鲁迅对文字学下过许多功夫，那是确实的。鲁迅自己就说想编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且作了资料准备。从他所作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可以看出，功底之扎实，是独步学林的。
随便翻翻那些旧著，依然能感到字里行间透出热气，谈吐里富有温度。所思所写，乃心灵的需要，故不迈方步、打高腔，而是心与心的贴近、思与诗的互感。
有趣的是，现代学术许多学科的建设，也与他们有关。民俗学、心理学、儿童研究、女性研究、比较文学的概念，最初由他们所引进，渐渐改变了学术走向。一面从域外借来思想，一面重审固有的文明。在他们笔下，传统的文化得到了重新的解释。这些人的思想，也刺激了考古学、博物馆学的出现，鲁迅等人对出土文献的重视，及史学的看法，都多角度地启发了后人，发现了固有文明特别之处。吴承仕后来在《启蒙学会宣言》一文专门谈到那代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固然承认五四运动的精神，同样也承认王肃、王弼、杜预等之肃清阴阳五行，欧阳修、朱熹、王柏之怀疑经典，胡渭、俞正燮等排斥宋学，戴震之反对理学杀人。这些伟大的反抗精神，我们不独承认它而且继承它，不独继承它而且发扬光大它。”
较多地了解了这些，就会看到，五四新文学的特殊之处，是学术与审美互为存在，齐头并进。研究现代文学史，自然要涉及学术史。新文学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的。这似乎不符合文学的规律，但细想一下，那些理论，也非在空中楼阁中，乃实践里凝思的产物，所以，思想性与诗文之间的融合，是水到渠成的。文学家也是学问家，乃彼时的一种特殊现象。这其实是一个好的传统，我们现在是不能丢掉它的。
文脉
从红楼来的声音，很快传到四面八方。无论是《新青年》《新潮》，还是《每周评论》《国学季刊》，对青年人的引力是强烈的。
新文化的最大特点，是表达的格式有了变化，不再推崇桐城派，也非拘泥于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之道，以为八大家才是正宗。他们回到先秦，发现魏晋，旁及欧美诗文，是古今中外的互动。大致说来，一是借助翻译而拓展表达空间，回到非八股化的古代诗文里，二是吸收明清小说的语言，参之方言口语，形成新风。从白话文的表达可以看出，新文化的词语，进入了十分活跃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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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刺激了母语的生长，赵元任、刘半农都对新生的语体抱有一种希望，且认真寻找表达的新意。这方面鲁迅的成就最大，他介绍不同类型的作品，使用的语言不太一样，借鉴了东汉以来佛经翻译的经验，对不同风格的文体，有不同的语态对应，先秦的辞章与魏晋诗文被自然消化在白话文的格式里，形成新的文体。他与自己的弟弟们翻译小说，重视硬译，也因此发现了古代辞章在现代的意义。周氏兄弟都于古人笔记中领悟到词语要义，文章肃杀而多婉，宁静中有波浪暗涌，率性背后不乏智性。受周氏兄弟影响，许多人开始回到自身，以个性方式，打开思想之门。废名的作品有古代绝句的味道，梁遇春的随笔则有查理斯·兰姆的趣味，也带《洛阳伽蓝记》的韵致。这些懂一些外文的青年，并不都走西化的路，而是考虑到中外的融合。总体看来，那时候的文坛，英国随笔，日本小品，六朝笔记在交汇中被重新组合着，文脉是打通的，审美的内蕴也丰富了许多。
五四那代人的文章，有时候理直气壮，形成了宣言体。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有排山倒海之势。三大主义对自己内中的理念是确信不疑的，自然也不乏偏执的地方。这在《新青年》同人中有点感染性。即便在学术的范围，话语也颇为激烈。不过，人们很快意识到陈独秀等人的文体存在盲点，与那些理直气壮的表达相反的，还有一种新知识人的自言自语体。在这类表述中，有怀疑主义，也有反逻辑的精神自问。这类表达受到尼采、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也仿佛古文论的一种变形的处理。比如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不满》《恨恨而死》《生命的路》《〈与幼者〉》都是。张申府是早期共产党员，他大概是最早翻译维特根斯坦文章的人，对鲁迅也是颇为佩服的。在《所思》一文中，既模仿了维特根斯坦的语录，也受到鲁迅文体的启发，他的自问式的独语，读来有哲学家的韵味。这类独语体一时颇为流行，比如俞平伯《古槐梦遇》，就以碎片般的语言，写读书所得，或以断句方式冥思，或仿照孔子的论语体，点染人间暗影、树林幽径。俞平伯言及时风，目光并不敏锐，而谈及古代诗文，则心绪浩茫，灵思闪闪，品评各类文人作品，带出墨香。倘不是五四新风吹来，是不会有这样的表达的。废名就从俞平伯的文字中感受到非士大夫化表达的意义：“且夫逃墨不必归于杨，逃杨亦未必就归于儒，然而正惟吾辈则有归宿亦未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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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之间，可探索的空间很大，新文学家除了摸索着繁复的表达外，也带着清风朗月的明快之思。《语丝》上面的文章，魏晋气有之，宋明味道亦多，“苦雨斋”群落的文人，从晚明小品找到辞章的另一种参照，谈话风与随笔化的文字就多了。章太炎当年提倡复古主义，从六朝前的文字中寻找表述空间，结果将文章佶屈聱牙化，抑制了思想的传播。倒是他的学生们，从白话文中衔接了远古之风，打通古今，连接中外，将古老的文脉复活了。郁达夫讲到那时候的作品，就看到了古代不同文章传统的复活，对众人文体意识的自觉很认可。他似乎觉得，陶渊明、袁中郎的审美精神在新散文中延续。此后，我们从林语堂、冯至、顾隧等人的文字里，看到了各式快慰的表达，汉语在他们那里不再是静止的湖水，而成了奔涌的河流。在明晰里透出幽邃，于隐曲中散着锐气。那一代人的实践告诉我们，汉语是富有弹性的存在，文化是否充满活力，从语言的变化中，便可明了一二。
由红楼而进入现代的历史，会刺激我们不断寻找什么，思考什么。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一》《红楼点滴二》曾谈到红楼精神，当年读到他的文字，才知道细节里原也含有哲学。体验过历史的人，对生命的认识有时是彻骨的。我们这些后人，要走进那个世界的深处，当不断审视之，明辨之。回望过去，不仅仅为了知识的打捞，其实也是精神的洗礼。这是无疑的，关于红楼的昨天，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于它，一时是不能说完的。
文/孙郁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