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越大，对母校的捐赠就得越多
2022年初春，“艾瑞深校友会网”公布《2021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名100强》，清华大学以47.2亿元的校友捐赠名列榜首，北京大学以41.97亿元的校友捐赠排名第二。在这份榜单上，有9所大学的校友捐赠超过10亿元，就连排名垫底的几所高校也分别收到了几千万元的校友捐赠。
有评论说，功成名就的毕业生回馈母校，以前是剑桥、哈佛、麻省理工等国外名校的传统，如今终于成了国内高校的流行风，值得庆贺。但我们只要翻开历史，就会发现宋朝学生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到了南宋后期，太学甚至还形成一个定例：成就越大的学生，对母校的捐赠就得越多。
《事林广记》中的南宋太学平面图
具体点儿讲，这个定例是这样的：
“太学先达归斋，各有光斋之礼……宰执则送金饭碗一只，状元则送镀金魁星杯盘一副。帅漕新除，各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樽。”
翻成大白话，就是说那些早年在太学读书的达官显贵重返母校，各自都会给他们原先的班级捐钱捐物。如果是宰相、副相、枢密使之类的朝廷大员，每人会捐一只金饭碗；如果是新科状元，要捐一套镀金的魁星杯盘；如果刚刚被任命为安抚使、转运使、常平使、提刑等高级地方官，则要捐给本班第十八界会子200贯，再加上10桶酒。
所谓“第十八界会子”，指的是南宋朝廷发行的第十八套纸币，大约在公元1250年前后流通于江浙地区。查《金泥玉屑丛考》，南宋纸币最初坚挺，后来贬值，面值200贯的“十八界会子”只能兑换铜钱50贯，如果购买稻米，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4万元。
在南宋，安抚使管军，转运使管钱，常平使负责茶盐专卖，提刑负责审理刑狱，这些官职的实权都相当于省级首长，从太学毕业的学生能混到这四顶乌纱帽里的任何一顶，都算得上功成名就。可是，他们却只捐给母校几万元（不算额外捐赠的那10桶酒），而不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是不是太小气了呢？
我们不妨捋一捋。
首先，现在的学生出路很广，既可以从政，也可以经商，还可以去搞科研，从任何一所名校的毕业生冒出来几个亿万富翁，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学校想得到大笔捐赠，有的是人脉，有的是机会。而宋朝太学本来就为了培养和储备行政人才而设立的，太学生的主要出路就是当官，而当官的合法收入只有俸禄和朝廷赏赐。如果要求一个太学生为母校捐赠很多很多钱，那只能逼着他去当巨贪了。
其次，现代高校需要的经费极多，建楼、建图书馆、建实验室，设立各种奖学金，攻克理工类的高精尖课题，哪个项目都需要巨额资金，仅靠国家拨款是很难填补缺口的。宋朝太学却是纯粹官办的小型文科院校，占地面积小得可怜，在校人数少得可怜（待会儿我们会讲宋朝太学有多少学生），老师只教儒家经典，学生只攻儒家经典，有吃有住有书有纸笔足矣，朝廷每年拨付的经费都花不完，并不需要校友倾囊相助。
宋代鎏金葵口酒盏
班里有几只“金饭碗”，就代表出过几个宰相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并不需要校友出钱，那么宋朝太学为什么还要接受捐赠呢？
目的其实很单纯：为了激励在校学生，为了让太学各班级展开竞争。
相信细心的朋友看得出来，那些从太学走出来的达官显贵做捐赠时，并不是捐给学校，而是捐给班级。在南宋后期，太学总共分为20个斋，也就是20个班级。每个班级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名字，包括“正心斋”“诚意斋”“循理斋”“养正斋”“持志斋”“守约斋”“习是斋”“果行斋”“观化斋”“存心斋”“笃信斋”“务本斋”……无论哪个斋出了状元，出了高官，出了大学问家，都只给那个斋捐赠。
刚入学的太学生想知道哪个斋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多，只要数数哪个斋获赠的东西更多就行了。比如说，“存心斋”供着两只金饭碗，说明此斋曾经培养出两个宰相。比如说，“观化斋”新得几百桶酒，说明此斋刚刚又有一批校友被任命为地方高官。在这些斋读书的学子喝着美酒，看着金饭碗，自然会有自豪感，自然会下意识地加倍努力，希望有朝一日也能飞黄腾达，光耀本斋。其他斋的学子在本斋里看不到金饭碗，看不到镀金的魁星杯盘，也一直没机会品尝某位校友送来的美酒，就会觉得羞耻，就会知耻而后勇，暗暗发下誓言，有朝一日必定让自己班级扬眉吐气。
现在学校教学楼墙壁上大多挂着名人画像，中外名人都有，例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鲁迅、叶圣陶、华罗庚……宋朝太学逢年过节，各班级则会将本斋的名人校友写在教室大门上，大家集体朝他们的名字鞠躬行礼。
以南宋太学为例，状元王十朋曾经在“观化斋”读书，后来当上太子的老师，被封龙图阁学士，所以他的名字被刻在“观化斋”大门上；理学名家杨简曾经在“循理斋”读书，后来考中进士，做了知府，所以他的名字被刻在“循理斋”大门上；陆游的好友巩丰先后在“存心斋”和“果行斋”读书，后来考中进士，做到江东提刑，所以他的名字被刻在“存心斋”和“果行斋”的大门上，同时被这两个班级的学生顶礼膜拜。都是用名人来激励学生，我们现在是用全世界的名人，宋朝太学则只用校友中的名人，这样更有亲切感。
宋代芙蓉花瓣纹金碗
范仲淹王安石，直接推动了宋朝太学创立和改革
巩丰、杨简、王十朋，现代人看到这几位的名字，可能并不熟悉，下面说说那些能被大伙熟知的太学名人。
第一位，李清照的前任老公赵明诚。赵明诚曾在北宋太学读书，直到跟李清照结婚时，还没有从太学毕业。后来他不仅成了著名的金石学家，在仕途上也相当了不起——南宋初年曾经担任江东安抚使，相当于军区最高长官。
第二位，苏东坡的高足秦少游。公元1088年，秦少游经人举荐，做了太学博士，相当于现在的正教授。可惜的是，刚到太学没几天，秦少游就被苏东坡的政敌弹劾，丢掉了职位。而秦少游的父亲早年则在太学读书，据说他仰慕一个名叫王观的同学，所以才给秦少游取名秦观。更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后陆游出生，陆游的母亲仰慕秦少游的才华，所以才给儿子取名陆游，字务观，意思是希望儿子能像秦观那样有才华。
第三位，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宋徽宗在位时，范邦彦在太学读书，直到北宋灭亡才被迫离校。北宋覆亡，北方成了金国人的天下，范邦彦考中金国进士，被派到蔡州息县（今河南息县）当县令，他率领全县官民归降南宋，又成了南宋的官员。
宋朝名人当中，很多都跟太学有缘，有的是在太学读书，有的是在太学教书。像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苏东坡的学生晁补之、范成大的堂哥范成象，当年都在太学待过。其中李格非担任太学博士，晁补之担任太学正，范成象担任太学录。太学博士相当于正教授，太学正相当于风纪官，太学录相当于风纪官的助手。
还有两位名气更大的牛人，直接推动了宋朝太学的创立和改革。这两位牛人分别是范仲淹和王安石。
宋朝最初没有太学，只有国子学，而国子学只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宋仁宗在位时，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一手清理官场，一手振兴教育。范仲淹先在京城开封设立“四门学”，招收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然后他又将四门学改成太学，并且开始扩招。四门学改名太学时，在校生最多不能超过200人；几年以后，太学扩招到600人。这样一来，基层官员也有机会把孩子送到太学读书，享受最高规格的官办教育。
宋神宗在位时，王安石推行变法，尝试废除科举，只用太学培养行政人才。在王安石的推动下，太学继续扩招，学生数量从600人暴增到2400人。这2400人被分进80个班级（南宋缩减到20个班级），又按照考试成绩分为“上舍生”“内舍生”和“外舍生”，上舍生100人，内舍生300人，外舍生2000人。其中上舍生又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上舍生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直接做官；中等上舍生可以绕过解试和省试，直接参加殿试；下等上舍生可以绕过解试，参加省试和殿试。在宋朝，以上制度叫做“三舍法”，又叫“舍选法”。
连续两年担任学生会干部，再经举荐就能免试做官
宋朝科举考试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参加地方州府官员主持的解试，第二个环节是参加中央礼部主持的省试，最后一个环节是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只有三个环节全部通过，才能成为进士。进士再参加吏部主持的选官考试，才能得到官职。从解试到选官考试，淘汰率极高，成功率极低。北宋大臣上官均做过统计：“选于十数万之中，而取其二三百。”全国十几万考生参加解试，最终获得做官资格的只有二三百人而已。可是再看太学生，居然有机会免试做官，或者绕过淘汰率极高的解试和省试，直接参加殿试，跟普通考生相比，实在是占到了天大的便宜。
不过，太学生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王安石变法以后，各地学生想入太学，必须有州县官员的举荐信，还必须通过入学考试；刚进太学，最初只能当外舍生，不用交学费，但也没有任何补贴；外舍生每月一“月书”，每季一“季考”，每年一“岁考”，每次成绩都优秀，才有资格变成内舍生，享受到每月几百文的伙食补助；内舍生也是考试不断，连续三年品学兼优，经太学博士和太学正、太学录多人保举，才有资格升为上舍生；然后上舍生继续考试，考试成绩优异者，有机会当“斋长”“斋谕”“职事学正”“职事学录”，也就是班长、副班长、见习风纪官、见习辅导员；连续两年担任学生会干部，再经太学官员举荐，才能免试做官。
除了考得勤，太学的纪律也很严格。南宋文人周密在太学读书多年，我们不妨听他讲讲南宋太学对违纪学生的惩罚手段。
最轻的惩罚是“关假”，三个月之内没有假期，别人节假日可以出校门，违纪生不许。
稍重的惩罚是“迁斋”，从排名靠前的班级里赶出去，搬到排名靠后的班级。如果本来所在的班级就垫底，那就去小黑屋就读。太学里的小黑屋，类似监狱里的禁闭室，当时叫做“自讼斋”，自做自吃，不许出去，不能跟同学交谈。
最重的惩罚是“夏楚”，也就是用荆条抽屁股。实施这种惩罚时，全校学生集合，太学官员让学生干部宣读罪状，然后让人剥去违纪学生的衣服，抽打几下，赶出校门。
从北宋中叶到南宋末年，宋朝皇帝都非常重视太学教育，所以太学生的地位一直很高，在政治上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宋神宗在位时，亲自到太学视察，见太学生学习刻苦，高兴得赏赐每人美酒两升。那时候两升是1200毫升，装酒足有2.4斤，虽说不是蒸馏酒，但也能让人喝到醺醺然。某些太学生越喝越兴奋，竟然爬到楼上敲起鼓来，吓得太学官员赶紧阻止。太学生却喊道：“奉圣旨得饮！”俺们是奉旨喝酒，谁敢阻拦？北宋末年和南宋前期，每次朝廷重用投降派，太学生都群起上书，以至于人们给太学取了个绰号：“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一方面，太学生生活清寒，学习刻苦，仿佛带发修行的苦行僧；另一方面，他们又抨击权臣，大胆敢言，好像没有乌纱帽的监察官。
南宋哲学家朱熹与辛弃疾是好友，两人曾经谈论太学优劣。辛弃疾认为，花钱养许多没有实际才能的学生，不划算。朱熹却提到一点：“太学作养风骨之士，亦是高远气象。”我觉得朱熹的话很有道理。
并供图/李开周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