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著名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看来，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个巨大宝库，宝库里面放着我们从青少年时期到长大之后的所有经历，进行剧本创作和电影拍摄的时候，只需要从宝库里面取出自己想要的部分。
这个宝库让法哈蒂拍出了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和《推销员》，他的新作《一个英雄》也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如今，多次斩获电影大奖的阿斯哈·法哈蒂，已成为无数影迷膜拜的大师。在日前落幕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阿斯哈·法哈蒂受邀做客大师班，分享了他多年的创作心得与感悟。
剧本创作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故事是否可信
阿斯哈·法哈蒂1972年生于伊朗伊斯法罕，获得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的学士学位和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舞台导演的硕士学位。法哈蒂13岁的时候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他表示，戏剧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它决定了我未来的方向，以及我未来的选择。”22岁时，法哈蒂开始编导了几个舞台剧，“都是自己独立创作的。那时候我也为电视台写了好几个连续剧的剧本，在电视台的工作让我更加注重创作出让普通观众喜欢的故事。”
而早年的观影经历也给法哈蒂埋下了创作的种子，法哈蒂回忆说自己第一次看电影是和叔叔的孩子去另外一个城市的电影院，“我们住在郊区，赶到电影院的时候，很遗憾已经错过了电影的前半部分，但是，从中间看到结尾，我仍觉得非常开心，看完之后在回家路上我跟所有人都说，这个电影非常好看。由于第一部分没有看到，我就一直在想那个部分应该怎么样，我在脑海里开始构思、创作，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怎么样拍这部分。”
2003年，法哈蒂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尘中之舞》，戏剧专业的他娴熟地运用戏剧创作的技巧来创作电影剧本，法哈蒂说：“首先，我喜欢戏剧的复杂性，在我拍摄电影的时候，我会假设我的观众们足够聪明，能够追随戏剧作家创作的复杂性；其次，我从冲突出发构建故事，我的电影的张力往往是来自角色间的冲突。”
而谈及《尘中之舞》给法哈蒂的经验，法哈蒂表示，这部影片让他确信“可信”是剧本创作的第一要义：“每个故事的创作都有它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在剧本创作时会有意识把不同情节、不同部分进行一些格局的处理，有些部分需要加强，有些部分需要削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故事是否可信。”
关注家庭关系
日常生活是电影制作的源泉
法哈蒂在《尘中之舞》中讲述了一个男人负债累累，要去沙漠捕蛇来还清债务，于是他不得不和自己的妻子离婚。这部影片的主题之一——婚姻关系，也成为了法哈蒂之后几部影片关注的话题。
法哈蒂笑说，与其说他关注婚姻关系，不如说是关注家庭关系。“在我看来，家庭关系、家庭当中的一些日常是电影制作的源泉。不同的角色在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之下，他们的性格呈现是更加真实的。”
让法哈蒂成为世界级导演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展现的同样是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影片上映之后即一鸣惊人，先是获得2011年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以及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两座银熊奖，之后在201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法哈蒂也因此成为伊朗电影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导演。
法哈蒂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跟日常生活有关联、反映客观现实的题材和电影，在他看来，有一些剧集虽然情节性很强，观众也喜欢，但跟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关联。而他一直在寻求这两者的融合，“既要有情节性，又要反映客观现实。”
法哈蒂认为，生活充满了重复和可预见性，“但是我为什么要坚持从日常生活当中去提炼故事呢？是因为我觉得日常生活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被提炼出来的，有很多矛盾之处，一个小事情可能会引发一个巨大的危机，危机之后我们追溯，我们去想在它发生之前其实已经有什么迹象。这种细节其实是很重要的。”而这些遍布在生活中的细节，也是生活本身的意义所在。
每次写剧本没有灵感的时候
就会动用“无意识”来创作
2019年，法哈蒂参加海南电影节大师班时曾提出“无意识创作”，这次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师班上，法哈蒂又强调了他这一创作“秘诀”：“这是从写剧本的阶段开始的，每次写剧本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会动用无意识来创作。我非常重视这种方法，它的意思是动用心灵来写剧本。其实我每部剧本所谓的主题，都是自动从无意识当中浮现的，而不是在外部话题中找到。”
法哈蒂举例说，让他获得第5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奖的《关于伊丽》，其实就源自于他脑中的一个画面：某个下午，有一个男人面对着大海站立着，他身上的风衣是湿的，静静地往海里看。“这个情景有好几年都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慢慢地我越发好奇，开始问自己，这个人是谁？为什么站在海边？为什么衣服是湿的？是不是刚从海里出来？如果从海里出来，为什么不脱了衣服再进水中呢？是不是他的妻子在海里去世了，而他却无能为力？然后我想来想去最终发现，这不是关于那个男人的故事，而是海里面去世那个人的故事，这就形成了《关于伊丽》这部电影的起点，剧作就从各种自我提问中展开。”法哈蒂表示自己写剧本的时候，并不是主观地安排人物的行动，“其实故事本身就存在的，我要做的只是去寻找一些人物和事件。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山上有很多石头，你捡起来雕刻的时候，只是从它们原本的形态解放出来。所以故事本身就存在于我的本质里，我的职责只是找到它们。”
大热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其实也源自法哈蒂对爷爷的一个记忆。法哈蒂的童年是和爷爷一起度过的，“爷爷是个非常诚实勇敢的人，我小时候的榜样就是他。年老的爷爷很容易忘记事情。有一天弟弟打电话给我，叫我一起去给爷爷洗澡。洗的时候，爷爷不让我们脱他的衣服。看到曾经那么伟大的人，突然变得连洗澡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弟弟一下子就哭了，把他的头放在了爷爷膝盖上一直哭。这个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后来变成了《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的创作起点。”
“无意识”只是会给你铺一条路
那条路叫“创作”
对于这种“无意识创作”，是基于法哈蒂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个巨大宝库，“所以我说无意识的意思是，你的内在本身就有无数的信息和数据，只需从这里面拿出来进行创作就可以。波斯语有一句俗话——从心出发的一句话才能抵达对方的内心，意思是说，从无意识中出来的东西完全可以接触到他人的无意识上。要用心灵去拍摄电影，而不是用理性的大脑去拍摄电影，如果你的电影是从心里拍出来的，就非常打动人，不管哪个国家的观众都会买账，都会喜欢。”
同时，法哈蒂也强调，“无意识”本身并不成熟，“它只是会给你铺一条路，那条路叫‘创作’。童年时候母亲的一个微笑或者失去亲朋好友的情景，其实都在你的内心里留下来了。所以，无意识是一种潜力，让你有更多的创作空间。”
因此，在法哈蒂看来，剧作起点之一来自无意识，无意识找到了之后，第二步就是有意识的思考。“生活本身是平淡且单调的，比如一个朋友哪天打电话给你，说非常想你，要约你在咖啡厅见面。第二天你们在咖啡厅喝咖啡、聊天，他说他最近很累，希望出去旅游。然后他突然觉得太阳很晒，你就戴起墨镜跟他换了位置。你们接着聊，最后买了单，各自回家。这是一个让人好奇的故事吗？显然不是，它只是一件非常平凡的事情。但如果稍作修改，你们一起喝咖啡的那天，朋友突然被撞死了。事情发生之后，你会想，他打电话约你见面，他说想出去旅游，是不是他知道自己即将去世？这就是我所说的有层次的现实。所以写剧本时我们会创造一个危机，然后在这个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现实。现实就像静止不动的水池，水面上可以看到太阳或周围风景的反光，如果你往里面扔一个小石头，它就会产生很多波纹，你可以在这波纹里创造成百上千种不同的影像。那个小石头就是现实里的一个危机，它会让现实形成多种层次的情景和面貌，展示给我们看。”
《尘中之舞》后，法哈蒂拍出了从女性视角出发的《烟花星期三》。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法哈蒂表示，自己在一开始塑造角色时，“并不会完全区分这是女性角色还是男性角色，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是男性做，女性不能做，或者只能女性做，男性不能做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关于伊丽》《过往》这些电影，我在进行角色塑造的时候基本上基于这个模板：女性角色想寻求变化，但是男性角色想维持现状，维持稳定。或许这就是我比较坚持的无意识创作的风格。”
更喜欢挑选没有出镜过的演员
因为他们跟生活比较贴近
《一个英雄》是法哈蒂的最新作品，影片从一个普通的伊朗家庭出发，以小见大地讨论了伊朗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导演用扎实的剧本，讲述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故事，影片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一放映，就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在权威电影平台IMDb网站上获得了9.1分的高分和烂番茄新鲜度100%的口碑，最终获得了评审团大奖。
法哈蒂认为这个电影故事是与时俱进型的，“体现的是最现代、最真实的伊朗，或者说也是最近很多其他国家的现状。”他同时表示《一个英雄》持续贯彻着他的“无意识创作”理念。“我们从内心的宝库里面，取出我们想要的部分，有可能它是一个小故事，也有可能是一小段音乐。我们把它取出来，然后进行创作。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理解并学习电影艺术，我们要通过看很多电影来找到打开这个宝库的钥匙，寻找到通往宝库的路径。”
法哈蒂透露，自己在《一个英雄》的筹备过程中，挑选演员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实际上这部影片有点类似于纪录片，演员都不是那么有名，我主要采用的是戏剧演员。有很多演员之前从来没有出演过电影，只有几个人有电影出演的经验，我觉得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好的化学反应。”
法哈蒂在拍摄前会花大量时间和演员相处，但并不是教他们如何表演，而是了解他们的表演潜力和表演风格，“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提前做一些计划的，并不是只跟他们交流讲话沟通就可以的，比如说让他们进行真实的体验，真实地到一个社会大环境里感受一下。”
戏剧专业出身的法哈蒂，常常让演员聚集在一起，排演一些剧本之外的场景，比如《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开机前2个月，他让所有演员参加排练，既不给剧本，也不摆摄像机。他把故事的背景和人物身份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揣摩。他让扮演保姆的演员每天按时做礼拜，修习《古兰经》，不要和男同事讲话，因为片中的保姆是个极为虔诚的穆斯林。发现她找不到感觉时，法哈蒂就让她披上黑色的头巾，去德黑兰南部的城区走走。
拍摄《关于伊丽》之前，法哈蒂则让演员们演练这家人日常是怎么生活的。法哈蒂说：“其实每一部电影的排练方式都不一样，但最重要的排练是在正式拍摄之前。因为我在戏剧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在实拍前肯定要像戏剧一样去排练。像《关于伊丽》这部电影，我们排练了大概4个月，其他则少一些。但我们不单单是排练剧本里的场景，还排练剧本上没有写的场景。”
对于选择演员，法哈蒂表示，针对每个剧本，每个角色，选演员的方式都不一样。“因为剧本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每个角色的形象都会在我的脑海里，我会去找贴近这个形象的演员。我会挑选最好的演员，也会挑选没有出镜经验的演员。实际上我更喜欢挑选没有出镜过的演员，因为他们跟生活比较贴近。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办法演一些复杂性的角色，所以这两种演员结合起来会是非常好的搭配。我会先看演员的照片，看他们是怎么样的性格。我觉得第一眼非常重要，但有时候也很危险。”
本土化和世界性并不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大获成功后，法哈蒂也开始前往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进行电影创作，拍摄了《过往》《人尽皆知》等知名作品。对于自己在欧洲的创作经历，法哈蒂表示，“这个经历对于我而言是比较有趣的，我们能够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了解另一个文化，学到很多关于另一个文化的知识，这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增强了我的世界观。”
在伊朗和欧洲拍摄电影自然有着很多不同，谈及区别，法哈蒂表示，自己在伊朗拍片的时候，因为环境、地点和文化非常的熟悉，所以相对而言拍片会更加轻松，有很多想法也能更好落实。“在伊朗拍片和在外国拍片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伊朗我能更好的执行、维持创作，在外国拍片可能无意识创作的执行状况没有那么好，因为都是既定的，都是已经安排好、规划好的。”
而对于自己在欧洲拍片，法哈蒂说：“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相似性多过于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有勇气在其他国家拍摄。我在进行剧本创作和电影拍摄的时候，实际上在我脑子里面只有一个观众，这个观众就是我自己，我问问我自己，如果是我看这个片子的话，我会不会相信。”
法哈蒂认为，很多具有世界性的电影都可以被称为本土化的电影，“正如有一句古话所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它们都真实地反映自己所生存的国度以及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很多我深受其影响的大导演，如德·西卡、费里尼，他们其实都非常具有本土性，因此本土化和世界性并不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
也因此，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欧洲，法哈蒂在他的作品中都持续关注当代人的婚姻关系，因为“家庭关系在全世界都具有强烈的共同性，每一次谈家庭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动地谈社会问题，因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在家庭当中发现。”
供图/BJIFF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