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习惯，每次回老家的时候，都会去村委会的公告栏前驻足良久。于是我知道了我们村谁在吃低保，一个月分别多少钱。我也知道了村集体的收入和支出是多少，甚至连村委会办公室一个月交多少电费我都门儿清。我一直觉得我们村这些年的变化日新月异令人可喜，但估计村支书要是知道有个时政评论员每年定期去翻他的账本，仍然会一后背冷汗吧。 

基层是这样的，生活在那里的人往往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去审视它。所以正如我的同事静静所说，那是一个需要被“看到”的地方。比如山东单县，如果不是村民陈士勇一次偶然的生病，两千多名村民莫名其妙被得上脑中风的事，不知道还要多久才会被发现。这个以羊肉汤誉满天下的小县城，地方名片上或许要多一种“特产”，脑中风。 

这位陈大哥因为阑尾炎手术要去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结果才发现自己的既往医疗记录里，从2016年起曾多次被诊断为脑中风。再一查不要紧，他们全家人都曾得过脑中风。再一查更吓人，他们村有两千多人都得过脑中风，甚至周围七个村的人，都有没病却留下了脑中风诊断记录的情况。 

好在此事经国家医保局派出工作组的调查，已经逐渐清晰。原来从2016年到2019年间，村医朱某菊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如实录入正确的疾病名称，仅通过双击空格键等方式，将疾病编号为“0001”的“脑中风”直接默认生成疾病信息，致使大量村民被“脑中风”。朱某菊还存在利用虚报诊疗记录骗取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金的行为，每虚报1次诊疗记录，可套取5元诊疗费。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去世的人，也留下报销记录了。 

其实事情追问到村医这里，也还并没有完。一个村医就能在几年时间里，乱填两千多人的医保记录，而不被发现，显然当地医保报销系统的监管漏洞都是巨大的。而在数年的时间里，几个村庄突增两千多名脑中风患者，卫生疾控部门竟然没有监测到，也是心太大。 

此外陈士勇刚发现此事时，当地镇卫生院的第一反应不是调查原因，而是拿了2万块钱，要和他私了。那么村医套取诊疗费的行为，有没有上级机构的纵容甚至参与呢？其实都还值得进一步调查。 

今年初我们关注过安徽太和县的骗保大案，那是由当地医院主导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骗保案件。相比而言，单县这件“小事”，反而更具有某种反讽的力量。一个小小的村医轻敲键盘，就能让政府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医保监管系统化为无形。这种荒诞感，恰恰反映出基层很多真相。村医是犯罪嫌疑人，但其实也像一个捅破真相的人。被层层系统、制度、程序武装起来的基层医保系统，在“小人物”面前不堪一击。这是更值得反思的。

一场疫情下来，人们才发现一些看上去很美的国家，老百姓连基本的医保都没有。除非有钱自己购买商业保险，否则生病后连医院都不敢去。我国经过二十多年努力建立起医保全覆盖体系，可以说是一项全民福祉。但医保对于基层群众、对于低收入者的意义尤其重大，甚至可能是他们唯一的救命指望。可以说医保是社会稳定的柱石之一，是共同富裕的基础设施，不容丝毫撼动。 

但现实中骗保案却偏偏高发于基层医疗机构，这与基层不容易“被看见”有很大关系。这次事件如果不是上了热搜，很可能被用私了的方式压下来完事。此外，医保业务专业性较强，需“懂行”才能发现问题。基层群众即使想监督，也有心无力，何况不少人的意识还未跟上。在太和骗保案中，当地群众为了几百块钱，主动配合医院套取医保资金，而意识不到这掏光的正是他们的救命钱。 

近几年来，在反腐大潮中医疗系统的腐败窝案屡屡发生。一方面是多地医保资金池屡屡传出告急消息，年终岁尾总有一些患者因为医院报销额度用光而开不出药；而另一方面，一些蠹虫想方设法掏光群众的治病钱。在浩荡的反腐正风中，医疗腐败必然会受到强力打击。而基层如何进行有效的医保监管，或许应该成为一个亟需正视的新课题。

文/北京青年报评论员 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