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的老乡们如今过得怎么样？翻开卢一萍的长篇报道文学《扶贫志》，人们会找到答案。这是在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而十八洞村“脱真贫、真脱贫”目标已经完全实现之时，对湘西探路者、先行者、追梦者群体的一次“重访”，也可以说是对那里的新农村现实予以确认的一个特别文本。
作家运用复调结构，以“志”的特殊文体，从十八洞村辐射开来，描写了湘西20多个普通人的命运，用翔实的细节和感人的笔触忠实记录下湘西大地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与可歌可泣的史诗性变革，揭示了亿万国人参与、发生在新时代中国乡村的战贫壮举，探析了“精准扶贫”的田野个案，回答了如何在“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中，携手前行，把“汔可小康”的憧憬变为现实。
在评论家殷实看来，由于作者大量采用行行色色 “过来人”的“自证”，《扶贫志》也就不存在所谓“提纲挈领”之类的题旨预设。相反，正因为文本在很多情况下都只是素材状态，人们在读取“信息”时就始终有“选择”和判断的自由，继而是思考的自由。
在众多涉及扶贫题材的非虚构写作中，卢一萍的《扶贫志》有点与众不同。
何以为“志”？自然是因为所述之事非同小可，或可入史，并能传至久远。《扶贫志》中所载内容种种，毫无疑问也有“史志”价值。这本书写作的背景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湖南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曾经有多达六个贫困县、三千五百个特困村，总贫困人口一百一十三万。以花垣县为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年，就有包括各级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在内的四十多家单位，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帮扶。扶贫的路子也多方探索，由最初的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都收效甚微， “贫困的依然贫困”。“过去，给困难户发些粮、送些钱，他们一转身就吃完了、用光了，贫穷依然留在那里；把扶贫款拨到贫困县，县里用它做的项目，由于产销不对路，不但没有效益，还背上包袱……中国扶贫似乎进入了一个‘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再脱贫—再返贫’的难解的怪圈。”
《扶贫志》是在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而十八洞村“脱真贫、真脱贫”目标已经完全实现之时，对湘西探路者、先行者、追梦者群体的一次“重访”，也可以说是对那里的新农村现实予以确认的一个特别文本。由于作者大量采用了行行色色 “过来人”的“自证”——书中出现了十八个人物的口述，所以不乏一些较为私人化的感受、一些独特个体经验的呈现，全书也就不存在所谓“提纲挈领”之类的题旨预设。相反，正因为文本在很多情况下都只是素材状态，更具有开放性质，人们在读取“信息” （口述）时就不会被牵着鼻子走，始终都有“选择”和判断的自由，继而是思考的自由。从对大量原初事例的剖露过程中得到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书中的大量成功案例，更是可以为中国其他地区的贫困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表现精准扶贫故事的电影《十八洞村》广受观众好评
看完全书，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地位和作用的神奇。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扶贫减贫工作举世瞩目，这一史诗般的社会工程，何以能言必行、说到做到？除了最高决策者的决心和意志，除了国策、方略意义上的顶层设计，除了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各种资源并加以整合的制度性优势外，最主要的恐怕还要看省、市、县、乡、村各级对政治理念的理解和贯彻执行。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向最末端延伸的问题。从《扶贫志》中处处可见的村支“两委”——中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以及村支书、村主任在扶贫工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来看，我国农村的行政活力，包括政策实施与社会动员，其实都是在此环节上有效展开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离开了最基层的村一级行政单位这个“堡垒”，乡村社会的治理就无从谈起，也无法想象。同样，限制农业农村发展的诸多瓶颈、痼疾的出现，农民生活水平的长期停滞，也和基层政权建设、基层治理能力的薄弱涣散有直接关系。带动万千子民改善生计，让他们免于匮乏，并走向共同富裕，这一壮阔的社会实践，毕竟还是要从一兵一卒、一砖一瓦开始。
以书中写到的十八洞村为例，作为县委派驻该村的扶贫工作队队长，花垣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龙秀林在开展工作之初，就注重基层组织队伍的建设。在他提出的“思想建设” “产业建设”和“设施建设”中，“思想建设”是居于首位的。他认为，思想建设搞不好，村民的思想不统一，大家就不会跟你走。像村里改造电路，有村民连一根电杆都不让在自己田里“栽”，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少。“通过选举，大学生村官龚海华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施近南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十八洞的能人，当选为‘两委’班子成员，同时，六个优秀的村民组长也诞生了。这时，龙秀林再次召开会议，宣布回过头来再修路，再搞农网改造，效果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工作队和村干部所到之处，大家无不支持。开山、平地、占田，再无斤斤计较的人。”
其次，是湘西扶贫攻坚对农村生产业态、产业结构、新的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农村金融服务、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以及对乡村面貌和农民形象的重新塑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除了早期的土地承包制度、后来的取消农业税，我国农村改革实际上一直止步不前，广大农村长期处在被遗忘的状态。内陆深处，特别是一些“老、少、边、贫”地区的农民，在有限的耕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苦刨食的苦况，没有多少改变。加上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只有留守老人和儿童的村庄的凋蔽早已是触目惊心，博士李昌平多年前所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绝非危言耸听。
从书中我们看到，鉴于以往的教训，湖南省在湘西扶贫攻坚中，围绕“精准”概念，一改以往救济式、 “输血”式扶贫为“授人以渔”的造血式脱贫，并力促贫困者转变思维，焕发内生动力。其中的很多做法，对传统农业的生产业态、生产方式乃至生产关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有些探索虽然还在过程中，也已经初见与我国的发展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相适应的重要特征，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诸多可复制推广的模式。湘西农村产业扶贫中的“四跟四走”经验，即所谓“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是为了避免贫困群众在产业发展中被边缘化；而 “穷人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则是防止资金投向不准、扶贫效益不高。十八洞村的猕猴桃产业园，由龙头企业“苗汉子”牵头，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十八洞村占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再从百分之四十九里提出百分之十，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而对村里的贫困户，由于政府向每个人投了两千元扶贫资金，贫困户的扶贫资金就直接作为股金，然后每户每人再出两百元，非贫困户则每人出一百元，这样，贫困户每人占二股，非贫困户每人占一股。毫无疑问，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然出现了，从产业园的股权构成和经营方式中，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引入资本和技术，二是考虑到农村集体经济的收入，三是从收益来看，做到了中央“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又能向贫困户倾斜的要求。
《扶贫志》触及到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扶贫攻坚作为一种革命性地改变千家万户生活方式的社会实践，某种程度上正在实现对我国农民形象、农民素质和农村贫困人口精神面貌的重塑。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小农经济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可谓一份巨大的历史遗产，农民的教育问题，包括小农思想的克服、科学文化启蒙问题，是世纪性难题，我们今天的扶贫攻坚，依然绕不开这份巨大的“负资产”。书中特别写到两个 “典型”人物：楠木桥村的“懒人”谭宏林，十八洞村的“孤人”龙先兰。此二人的“翻身”故事可以说让人瞠目，不由让我们想到另一个历史时空里“重新做人”的经典叙事。今天的扶贫队长、支部书记们，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了然于心，他们深谙“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这样的思想先见，除了物质上的帮扶，还进行了大量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扶知识、扶技术……的工作，也就是“精神扶贫”。书中的一些事例已经说明，无论那个把苗族特色饰品销往意大利、法国、泰国、新加坡等地的谭艳林，还是在电商平台卖洛塔乡山货风生水起的吴添春，都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思想历练，是一些跳出了乡村视野的高素质新型农民。毋庸置疑，只有当大部分农民都有了像她们一样的眼见、思维方式和内在的主体意识，不甘继续做被同情和扶助的弱势群体时，乡村振兴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
如前所述，龙秀林担任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长时，对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所谓民众 “贫、愚、弱、私”四大病就很清楚，他结合工作实践，拿出了一个《十八洞村思想道德教育管理计划》并严格实施。这正是通过教育农民、组织农民、改造农民，强化基层政权领导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重要步骤。携全家从北京到桑植县扶贫的驻村第一书记时鹏也发现，物质上的帮扶其实不难，乡村扶贫，最主要的还是“扶智”和“扶志”，而这首先有赖于基层的党员队伍建设，并且要从农村下一代的教育开始。在科皮村，毕业于英国亚当·斯密商学院刘斌，带着湘投集团三个清一色的“八零后”硕士研究生，放手探索乡村制度建设、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建夜校、建新型农业培训中心和创业协会，建乡村车间和“一村一品”基地，建扶贫互助合作社和爱心公益超市。他们的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则着眼于人们观念、意识和风尚的更新。还在传统农业的门槛举步的陈鹏们，心中想的是机械化和高科技农业，是加入了人工智能或者互联网、大数据的未来农业。
最后，从《扶贫志》中，我们亦可观察到现行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某些薄弱环节。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做“跑出来的五郎溪”，写芷江侗族自治县五郎溪乡五郎溪村的田昌英，从妇女主任做到“老支书”，如何“跑”出了该村变化。她为什么要“跑”？中国现行的行政体制，在乡村社会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越往下，这个结构就越薄弱，行政人员就越少，到村支书、村主任，最多到村民组长为止，再就是数量多少不一的党员了。政令的下达或许没有问题，但执行能力，包括问题和意见的反馈，也就是反向的交流沟通，其实极为困难。田昌英在诸如通电、引水、修建学校、道路硬化一类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地跑民政局、财政局、水利局和电力公司，还要跑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办公室。有时候跑钱，有时候跑设备，有时候跑审批，即便像被纳入对口帮扶对象这样的事，也要去跑。总之，一个村一级干部对上的部门相当多，却并无实际对接，村干部转身面对的却是成百上千群众，还有层出不穷的问题。
《扶贫志》对扶贫攻坚中“战斗力”强弱的考察，映现为一些优异个体的身影而不是基层治理体系本身，这就间接地提示我们，或许只有逐步破除一些制度性障碍，重建党、政府与农民深度结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中国农村才能彻底变革其经济基础，中国农民才能成为高度组织化的产业生力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也才能真正成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酒热土，就会是农民真实的家园，而非诗文作者和观光客眼中的乡土气息、文化情调或神秘乌托邦之类。
文/殷实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