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增，一个武汉90后青年，湖北某地方银行基层员工。疫情期间，他参与了单位组织的下沉到社区做志愿者服务的工作。而银行业又联系着千家万户，在银行窗口业务正常恢复后，他告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封城前给一位大爷复印身份证办业务取钱，复工后是大爷的子女过来代办，只不过大爷的那张身份证被剪了角（死亡身份证注销剪角）。”

他讲述的这一细节直扎人心。武汉已逐渐复苏，但对于这座城市的很多人来说，这个春天的记忆，也许将永远定格在心底。

以下为他的口述。

我是在3月20日返回武汉复工的。记得那时，街道还很萧条，几乎没有人，也没有社会车辆，只有警车警灯在不停呼啸闪烁，让我联想到威尔·史密斯演的《我是传奇》。

以前我上大学就在武汉光谷附近，所以经常路过这里。印象中的光谷总是人山人海，但疫情期间，我开车路过时，却人迹稀少，很难想象昔日的光谷广场也会有如此的场景。

复工之初，我确实不太害怕，因为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还是相对安全的。只不过，那时武汉的气氛还是有点紧张。走在武汉大街上时，我有一种见证了历史的感觉。那些亲眼目睹的场景，那些我用手机拍摄的照片，日后回想起来一定弥足珍贵。

复工后，我们银行并没有让大家上班，而是先下沉到社区做抗疫志愿者。所谓志愿者的工作，主要就是帮忙采购，搬卸物资，拉网式排查居民，测体温，值守卡口，劝返出行居民等。

我对病毒并不恐惧，但是对自己还是得负责，所以手套、口罩、护目镜、鞋套等都是全副武装穿戴完毕才上阵。

做社区志愿者期间，有些经历还是让我感到很不是滋味。记得有一次值守卡口，听到社区说要接某某回社区（已经康复）。出租车把他放到社区卡口后，能感觉到有些在场人员的情绪——恐惧、烦躁不安、排斥等。估计这样的情绪，康复者也感觉到了，所以后来他悻悻地拖着行李回去了。

这样的情景让我五味杂陈。虽然人们对这种疾病的恐惧也在情理之中，但因此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距离感，还是让我这个旁观者很不是滋味。我希望大家不要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

疫情期间，我们银行一直积极投入到城市自救当中，关键时刻站出来回馈社会，承担社会责任。作为武汉市的地方银行，我们单位一共组织了一千多名员工下沉社区投入抗疫工作。在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开户放款上，我们也开放了绿色通道以加速项目落地；在卫计委、医院等各项抗疫资金上进行资金发放，做到关门不关柜，保证抗疫资金的及时到位。而且复工后，员工进门就消杀，每半小时一次消毒，一日三次测体温；进入网点的客户做到四必：必扫码，必登记，必询问，必测温。

至于我个人，我是主动申请投入到下沉工作中去的。作为一名90后，也是现阶段社会上最年轻的主力劳动力，我还是很乐于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毕竟，生命需要更多体验，要去做更多值得做的事情。

复工初期，因为武汉并没有完全放开，许多小区还是严格管理，要求社区居民非必要不出门，所以来银行办事的客户并没有以前那么多。印象最深刻的是封城前给一位大爷复印身份证办业务取钱，复工后是大爷的子女过来代办，只不过那张大爷的身份证被剪了角（死亡身份证注销剪角）。

复工后，我都是一个人在武汉居住。那段时间，除了爸妈很担心，我的领导对我这个异地单身员工也非常关心，不停询问我的防护措施、饮食以及日常需求。领导作为一个长辈，如此关注照顾我，让我还是挺感动的。而且，无论是下沉到社区做志愿者，还是复工营业后，我们领导在非常时期总是带头上。他也不多说什么，只是身先士卒，做出表率，属于那种脚踏实地、惜字如金做实事的人。这样的行动比言语对我们年轻人更有感召力，所以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当然也不含糊。

疫情初步过后，我的感觉是：以前，在武汉的街上行走，总还是感觉到浮躁与咋呼。而通过这次疫情，大家都戴上了口罩，公共场所保持安静也是武汉文明城市的一大进步吧。我个人还是挺享受这种安静的。当然，享受这种安静和抗击疫情是两码事。

武汉复工后，我能感觉到不少武汉人的焦灼，毕竟大多数人还是有负债，疫情对人们的收入还是影响挺大的。

银行业复工后，可能有些顾客到银行，会担心现金取钱或者面对面接触的感染风险。但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还是有传统现金等货币需求的，而我们单位是按照人民银行规定，收付现金都是独立分开的。付款所流通的货币都是经过处理消毒的，收款所收进来的钱经过清分后进行消毒放置再对外兑付，总体来说还是有效降低了风险。

武汉虽然暂时面临艰难，但我对它的复苏充满了信心。毕竟，这座城市有那么多勇敢的人民，度过暂时的困难后，它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充满活力。作为一个新武汉人，这段时间的抗疫经历，让我觉得和这座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文／曾小亮

约稿编辑／肖榕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