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从野蛮通向文明的道路上，无数医者如同暗夜里的提灯者，帮助病人走出苦痛的沼泽。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医者仁心”、“悬壶济世”的古训。

而此次新冠病毒肺炎战“疫”之中，广大医护人员的表现，更是完美地实践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论中国》中的一句话：“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青睐·云课堂”第六期，王建南老师与大家一起赏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反映医疗行业救死扶伤高尚行为的杰出美术作品，从艺术的角度欣赏到最勇敢者的形象是如何刻画的,进一步体会“医者仁心”的主题如何经历艺术化的处理。

在本期”青睐·云课堂“的第一部分，王建南老师先为大家介绍了几幅与瘟疫有关的西方经典油画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人类历史上的“至暗时刻”，也串联起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脉络和特点。

死神的胜利

■《死神的胜利》描述黑死病

说起历史上的瘟疫，最为恐怖的非“黑死病”莫属，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仅为其人口的5%。

王老师讲述说，在没有发明照相机之前，绘画在古老时代就起到了一部分忠实记录者的作用，“人类很早就用绘画的方式来记录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记录快乐的，也会记录这些可怕的、灾难性的场面。”

历史上关于“黑死病”的绘画作品很多，王老师向大家推荐了十六世纪欧洲绘画大师老彼得·勃鲁盖尔创作的《死神的胜利》：“这幅画作创作于1562年，老彼得·勃鲁盖尔非常善于画大全景式的图画。他的画面无所不包，像风景、建筑物、船、车马、各种各样的人物、甚至是农民所使用的农具等等，他都会事无巨细地描画出来。画面中，死神骑着骨瘦如柴的战马，带领着骷髅兵向人类发起冲击，人类已经不堪抵抗，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老彼得·勃鲁盖尔特别痴迷于画这种大全景。这样的绘画风格正好适于他来表现一场大瘟疫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灾难。”

阿什杜德的瘟疫

■《阿什杜德的瘟疫》记录古罗马的安东尼瘟疫

法国17世纪的代表画家尼古拉斯·普桑在《阿什杜德的瘟疫》记录了古罗马的安东尼瘟疫。公元2世纪中叶，古罗马爆发了一场大瘟疫，亲历者盖伦医生记录了患者的症状：剧烈腹泻、口渴难忍、手脚溃烂、皮肤流脓…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000人因此而死，画家尼古拉斯·普桑还原了惨状：到处都是散发着臭气的尸体，他们无人掩埋，腐烂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而幸存者以手掩鼻，神色戚戚。这场瘟疫长达7年才趋于消停，肆虐期间，连帝王也未能幸免，所造成的总死亡人数高达500万。

王老师说：“尼古拉斯·普桑的这幅《阿什杜德的瘟疫》创作于1630年，作为17世纪法国巴洛克时期最为重要的画家，同时也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在西方绘画史500年历史中，普桑堪称法国的“学院派之父”。1648年，在他功成名就的晚年，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前身——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正式成立，西方绘画从此开始以讲堂授课的方式教授绘画知识与技能，并以此招揽与培养学生。王老师说：“以前是手工作坊式的传授方式，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农耕社会的作法。比如我是个木匠，我招收两个徒弟，你在我这儿学习，我管吃管住，但是不发工资，三年之后你出师满徒，学会了就可以出走独立挣钱了。绘画也是这样，在尼古拉斯·普桑所倡导成立学院之前，也是这样学习绘画的，学院的成立使得绘画的学习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可以大范围地普及下去。”

王建南老师表示，尼古拉斯·普桑遵循的绘画方式沿袭于文艺复兴，”构图、透视、色彩与明暗的表现技法，都取自于文艺复兴时期众多大师的努力。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拉斐尔油画，在法兰西皇家艺术学院成立后，他的作品成为重点学习的对象。普桑把拉斐尔油画的绘画原理学到了手，再通过他的绘画作品，传递给法国人。“

具体到《阿什杜德的瘟疫》，这是典型的学院派的绘画风格，画面非常稳定，有极严谨的透视感。”我们可以看到近大远小的比例，前面的景物，右边建筑物一层一层的台阶，左边呈现出一根古希腊爱奥尼式的柱子撑起的大殿。再往后看，建筑物鳞次栉比，逐渐缩小，一直到远处的天空，这是一件标准的文艺复兴时期具有鲜明透视效果的作品。除了这种规范的透视法构图之外，普桑还表现了塑造人物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前景的人物处于瘟疫的折磨之中，有人已死去。可以看到正中间有个孩子，他还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趴在她身上哭嚎，女人的丈夫及家人处于悲痛欲绝之中。既刻画了人物的动态，也表现了静态。从前往后，人物的比例同样逐渐缩小，让我们感到整个城市笼罩在瘟疫之中。这种绘画风格，我们把它称之为“历史性绘画”，就是通过绘画讲述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大事件，从而为后人获取历史经验与教训提供启示。”

■《圣洛奇请求圣母治疗瘟患》讲述鼠疫袭击亚速军队

另一幅《圣洛奇请求圣母治疗瘟患》是19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开创者雅克·路易·大卫作于1780年的一幅名画，现保存在卢浮宫。这是以圣经为题材的一幅作品，表现了鼠疫袭击亚速（在现今的伊朗）军队，士兵哀嚎祈求乞求圣母的帮助。请求的代表叫洛奇，他处于一堆死亡者之中，高昂着头，双手作揖，跪求坐在高高岩石项部的圣母玛莉亚。只见她怀抱耶稣，为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而悲痛不已。

王老师认为这幅作品特别接近拉斐尔的圣母画像，是典型的拉斐尔风格，画面的色彩特别鲜明，“主要的色彩是棕色、蓝色和黄色，这是古典主义绘画的三原色。在此用色基础上，画家再调配进红色、绿色、灰色等颜色，从而产生过渡。特别是由好几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灰色，具有明显的过渡作用。”

这幅画另一个重点在于其结构：”从整体构图的角度来说，这幅画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由拉斐尔他们所创造的一个最稳定的构图样式，也是古典主义绘画中最常见、最为经典的结构，直至今天，不管是油画画还是中国画家还在使用——三角形构图。

三角形并不一定要放在正中间，放在正中间左右对称了并不好看，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安排圣母偏向左侧。她的崇高与神圣来自于身处金字塔尖的位置感烘托。所以，也可以把三角形构图称之为金字塔结构。当画中主人公处于这样的位置时，画中的人物，其实也包括我们这些站在画外的观画者，都有一种从底部向上仰视圣母，祈求她怜悯的效果。我们抬头一直向上望去，目光触碰到圣母悲悯的眼神，她低垂着头，俯视着大地上人们一片哀嚎。这就是人类的苦难，她即将出手相救了。”

■《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讲述拿破仑东征军染鼠疫

接下来是大卫的弟子让·格罗创作于1804年的《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画家曾出任法兰西绘画与雕塑学院院长，是法国新古典主义派的杰出画家。作为拿破仑的御用画师，格罗曾随拿破仑大军出征。这件作品是他根据1799年拿破仑东征叙利亚时的实景而创作。当时拿破仑大军眼看就要攻下了叙利亚的重要军事要塞雅法城。一旦在此成功，拿破仑打通了前往阿克城消灭敌军主力的通道，从而成就此次东征大业。然而在激战中，法军遍染鼠疫，情况十分危急。拿破仑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撤军。他要求所有的骑兵在行军途中一律下马，将马匹留全病号。拿破仑身先士卒，牵着马走，他的坐骑上也驮着感染了鼠疫的士兵。虽然是一次撤退，画家巧妙地颂扬了拿破仑爱护士兵的光辉形象。

王老师认为这幅画与前辈普桑有诸多相近之处。比如画上严谨的透视：“从中往右，靠中间和右边，两个拱形的门柱柱廊，透过此处，只见远处烟火弥漫的天空，好像正燃烧着大火，烟气笼罩。这样一个景致安排，突出了前景的昏暗，反衬出后景的明亮。此时的前景，就像舞台，中心人物就是拿破仑。他率领大军眼看就要取胜，但突发的瘟疫毁掉一切。

供图/将行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