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如何重述？这是主题创作绕不开的课题。电视剧《伟大的长征》面对的，正是一段被反复讲述的历史。全景式的战略转移、雪山草地的地理极限、围追堵截的军事绝境，似乎天然要求一种总体性的史诗叙事。然而，重大主题创作的经验反复表明，单纯依靠“全”与“大”，并不足以让历史真正抵达当代观众。

《伟大的长征》值得讨论的地方，在于它拍全了长征，更在于它在全景之外执意俯身，以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交织，将一段家喻户晓的历史重新转化为可感、可信、可传承的精神象征。它不只追求与历史的形似，更透过日常而诗意的影像，去触摸深层的历史真实。

全景与日常的交织

《伟大的长征》首先建立起一种总体性的历史视野。它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为主线，同时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等纳入叙事版图，把既往长征题材中常见的单线叙事拓展为多线并进的网状结构。全景叙事若不加节制，很容易滑向沙盘推演，人物沦为棋子，事件沦为节点，历史沦为解说词。该剧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中注入了诸多生动鲜活的日常细节，进一步提升了历史真实感。

主题创作的叙事惯性，是容易将角色与场景符号化：领袖负责英明，战士负责英勇，牺牲负责感人。《伟大的长征》的自觉体现在对这种惯性的警惕上。它努力将许多历史人物拉回日常生活的状态中。剧集开篇的第一场戏不是会议，不是战斗，而是一双粗糙的手在油灯下编织草鞋。镜头拉远，毛泽东瘦削的身影在昏暗中清晰起来。第一幕成为整部剧创作路径的体现——伟人首先是一个生活中的人，然后才是历史中的人。

“写人不写神”的要义在于让每一个人都回到具体的处境、情感与局限之中。毛泽东会在会议上备受排挤，会在防空洞解除警报后独自坐在木桩上沉默；周恩来会在军务缠身之际探望病中的邓颖超，前一刻还教当地孩童哼唱童谣，转瞬便因连日操劳沉沉睡去。正因为领袖被还原为会疲惫、会沉默的人，当他们仍然选择往前走的时候，行走本身才有了真正的重量。

全景叙事的“全”，如果只落在领袖层面，仍然是不完整的。《伟大的长征》的另一层自觉，是将相当比重的叙事资源交付给了那些不曾载入通史叙事的小人物。十三岁的谢兴国，父母双亡后跟随队伍，从儿童团走进宣传队，在湘江战役中被炸弹掀进江水，又拖着伤体背负全连的花名册追赶大部队；炊事班的老郭和苟伢子，在朝夕相伴的行军路上生出胜似父子的情谊。这些名字对多数观众而言是陌生的，但正是这些陌生的名字，构成了二万五千里征途最坚实的血肉根基。长征的伟大，不能只由决策层的英明来证明，它同样需要由无数无名者的疼痛、恐惧、相信与坚持来承担。

隐喻与抒情的历史诗学

《伟大的长征》延续了导演张永新在《觉醒年代》等作品中反复实践的修辞法——不断地赋予历史以浓郁的诗意。它将困局、坚守与希望暗藏于隐喻与抒情的镜头之中，激发着革命的浪漫、悲情与崇高。

观众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部剧如此喜欢借助各种物象和细节来编织隐喻，善用寻常物营造含蓄的象征意味。比如，关于李德生活必需品的咖啡，剧中有一幕，李德同朱德分享咖啡，却被后者谢绝，称早年在德国喝过，回国已喝不惯。在此，咖啡不是生活方式的中性点缀，而是外来经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隔阂。再如羔羊，防空洞的段落里，众人散去后独留毛泽东静坐，一只小羊茫然徘徊，他俯身抱起迷途的羔羊走出幽暗的洞穴，领袖的引领作用在此处只需一个温柔的动作，不用任何一句台词去点破。

还有那匹马。马是全剧最具贯穿性的核心意象之一。早在开篇毛泽东在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前的戏份中，马就已经悄然出镜；娄山关战斗，它再次登场；此后长征路上每一个生死攸关的节点，它都频频现身。湘江战役后，血雾弥漫的战场上，一匹孤马缓步穿行，一声苍凉嘶鸣划破死寂，没有台词，没有解说，却把牺牲的沉重与无言推到极致。剧中没有一句旁白解释这匹马象征着什么，它只是站在那里，嘶鸣或者沉默，观众自己便完成了意义的填充。

除了历史的隐喻，还有历史的浪漫与悲情。《伟大的长征》致力于塑造一种有情的历史。毛泽东诗词的引入是重要手法。剧中的诗词不是作为旁白注解贴在画面上，而是从人物处境里长出来的声音。《清平乐·会昌》与《忆秦娥·娄山关》的出场就可作为对比。前者出现在毛泽东军事指挥权被剥夺、红军被迫转移前夕，他吟出“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恰恰是身处四面楚歌之际。待到遵义会议后重新参与指挥，将长征以来第一场大胜的战果收入囊中时，毛泽东在山巅念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美背后，藏着胜利时仍未卸下的悲恸。浪漫主义在这里不是苦难之上的抒情装饰，而是一群人在苦难中仍然保有的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力、理解力与行动力。

该剧中，镜头的诗学与诗词的抒情互为表里。娄山关战斗中，导演用了一组杜鹃与枪弹的对比蒙太奇：前景是红色的杜鹃娇艳欲滴，背景是战士们接连倒下。花与血、生与死在同一帧画面里互相映照，悲怆中有一种近乎古典的克制。战壕里战士挖土时翻出一只小虫，小心翼翼将它转移到安全地带放生。这个段落与剧情推进毫无关系，却让观众从焦灼的战事中短暂抽离，进入一个情感的柔软地带。一个随时要面对死亡的人，仍然对一只虫豸怀有怜惜，这种反差比任何英勇冲锋的场面都更能说明这支队伍的不同。

把长征作为方法

《伟大的长征》的历史修辞法当然并不满足于再现历史，而是尝试把长征作为一种方法，把长征故事重构为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精神象征。它不断追问的是：在极端不对等的条件下，一支队伍为什么能够保持组织、信念与行动能力？

剧集没有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化为英雄传奇，而是通过群众路线、组织纪律、政治动员、理想信念等多重维度，呈现历史深层的逻辑。湘江、乌江架设浮桥时，红军从老百姓那里得到启发和指点，践行问计于民的路线；遵义会议狭小逼仄的会场里，二十个人争执了三天，争吵、交锋、妥协的过程扣人心弦，让观众得以清晰地了解转折何以发生。在这部剧的描画下，长征不再只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种理解中国革命现代性的方法：在流动中重建共同体，在困境中生成政治主体，在牺牲中确认价值方向。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那段革命与青春的交响，似乎又在不期然间与当代人的精神状况与情感结构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当年那支队伍面对的是围追堵截、路线错误、物资匮乏和方向不明；今天的人们面对的是产业迭代、技术封锁、职业困惑与意义感稀薄。形态完全不同，但在不确定中寻找方向的内核并没有改变。

《伟大的长征》提醒我们，不应把历史封存为纪念，而应该将其转化为一种可感、可思、可用的精神方法。让人们在回望中辨认方向，在不确定中重建信念与行动能力，这或许正是历史的意义。

文/李宁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