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饰文焕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
时间：2026年2月13日—5月12日
地点：中国美术馆
河北，古称燕赵之地，其地当要冲：东濒渤海、西接太行，北跨燕山、南临中原，自古以来山河形胜，文脉悠远。中国美术馆在展的“饰文焕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分“源”“技”“艺”三个部分，以“饰”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并生动展示了河北古代艺术珍品。
史前到春秋战国
观众步入五层中厅，环顾一周，即可通过布置的文物，速览河北的万年历史。一件小小的管饰品来自于今张家口阳原县桑干河畔的于家沟遗址，这里属于庞大的泥河湾史前遗址群的一部分，反映了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状况。于家沟遗址出土的装饰品有穿孔贝壳、鸵鸟蛋皮制成的扁珠、鸟的管状骨制成的管珠及钻孔石珠等，反映出当时的加工技术和审美意识。
邯郸市武安县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将观众带入新石器时代。它标志着人类从依赖自然资源的采集和狩猎经济，转变为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性活动，突出特征就是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这件石磨盘配合磨棒，用于谷物脱粒。它的形制规整，底部凿出四足，盘与足相接处弧线流畅，体现了早期人类朴素的美感。
本展少了新石器时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陶器，直接跨入商代。邯郸位于河北省的最南端，与河南省安阳接壤，处于殷商的核心范围区域内。商早期的单柱铜爵和陈列于东展厅的铜鼎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叙事。
重头戏发生在进入东周后的战国时期，燕国与赵国作为“战国七雄”中的两雄，分别占据了今河北省的北部和南部。周武王灭商后，封召公奭（shì）于燕地，即今北京地区。此后燕国向冀北、辽西一带扩张，吞并蓟国后，建都蓟。公元前403年，赵烈侯与韩、魏三家分晋，建立赵国，初始国都在晋阳（今太原）。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河北遂成燕赵之地。
这一段变迁史在展陈中以一系列文物来具体说明。素面环耳高柄铜豆、络绳纹铜壶和高约15厘米的青铜马属于典型的战国文物。尤其是这匹马，来自邯郸赵王陵二号陵遗址，一共出土了三匹，本展这一匹作低头觅食状，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写实战马雕塑。有学者推测，它属于蒙古马种，也许正是当年赵武灵王于水草丰美的原阳建立中原第一支成建制的轻骑兵队伍的缩影。
低头青铜马 战国 邯郸市博物馆藏
嵌在燕赵之间的中山国(今石家庄平山县一带)是一个由鲜虞人建立的国家，因城中有山得国名，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铜车軎（wèi）是古代马车轴头上的关键部件，可防止车轮在行驶过程中脱出车轴。作为小而强的“千乘之国”，中山国曾是“万乘之国”赵国的学习榜样。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正式推行“胡服骑射”，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融的基础，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最终击退西向的胡人，灭掉了北向的中山国。
曲体回首龙形青玉佩 战国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保存的两件玉雕饰物凝结了中山国曾经的华丽。折体龙形黄玉佩和曲体回首龙形青玉佩均呈S形造型，采用透雕与阴刻技法。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诸侯国，中山国也接受了华夏文明的龙图腾崇拜。
汉唐至明清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燕赵之地虽远离国都，但也被纳入王朝的统辖之下。公元前154年，西汉景帝刘启之子刘胜被分配到此地作诸侯王，是为中山靖王，在位42年。在此期间，虽经历了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但刘胜统辖的地界却风平浪静，他安享天年，死后安葬的地点位于今保定市满城区。1968年满城汉墓的发掘，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本展挑选了一件错金铜豹作为当年豪奢墓葬品的代表。铜豹与战国时期的熊羊纹嵌松石金饰件、错银镶嵌绿松石铜带钩一同陈列在西侧展厅的玻璃柜之中。中厅则布置了一件西汉时期的鎏金银铜当卢和两件铜节约。“当卢”是古代马额头正中的装饰兼护具，配合上铜节约，构成马络头的组件。铜节约采用鎏金工艺，作球面形，球面铸出熊的形象，熊首及四爪清晰，身躯隐而不见，憨态可掬。
错金铜豹 西汉 河北博物院藏
熏炉是东汉时期贵族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日用品。挨着铜节约的这件金涂带盖熏炉由炉盖、炉身和承盘三部分组成。盖呈覆钵状，盖顶部镂空透雕四出花瓣，下接透雕菱形方格纹，炉身素面，下腹部接三蹄足。
两汉长达407年，此后进入南北朝乱世。386年，鲜卑族在拓跋珪带领下建立北魏。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东魏被北齐所取代，西魏为北周取代。展线来到了北齐这一部分，以此呈现北朝在文化艺术上一大特色——佛像。
菩萨立像 北齐-隋 定州博物馆藏
一尊菩萨立像静立在展柜中，与两块白石飞天背屏残块相伴。整尊造像为单体圆雕，身形修长，头光、头部、足、双臂已残。上身半袒，石质细润。下身着裙，裙腰外翻。披帛覆肩，颈佩珠饰，璎珞绕身。两块出自曲阳的石雕以阴刻和浅浮雕法雕琢，虽为残件，其飘带流动婉转，可想见其轻盈翩跹姿态。定州曲阳盛产优质石料，自西汉始，至北朝时期，形成中国北方的佛教造像中心，这尊造像的风格可见印度笈多王朝造像的影响。北朝另一大艺术特色体现在墓室壁画上，由于邯郸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出土的仪仗人物壁画体量大，数量多，不得不安置在西展厅。
湾漳大墓壁画仪仗人物 北齐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接下来的隋唐篇由一件隋代青釉笔架引导，进入到唐代白瓷的审美世界。隋唐之间位于邢台内丘和临城区域的邢窑创烧出白瓷，一举打破了此前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更靠北的定州（今保定市曲阳县）携定窑紧随其后，将白瓷的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可以看出，邢窑使尽了浑身解数，唯恐器具不白，而定窑轻松上阵，将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相对于邢窑的技术，定窑在思想上有了飞跃。
本展最精彩的布置出现在这个部分。两个古窑五件白瓷组合成单独一个展台，分别为煎茶用的邢窑单柄罐、煮茶的邢窑茶炉、碾茶的邢窑茶臼、存茶的定窑盖缸，盛放茶渣的邢窑渣斗。展品错落有致的安排，道出了唐宋的风雅和饮茶之风的盛行。这个展柜是最让我流连忘返的地方。
对于河北宝藏的漫长回顾终于到了尾声，最后一个展柜安放在中厅一进门的右手边，摆放了三件色彩鲜明的器物。元代三彩三足陶炉施黄绿色，是三彩低温釉的代表。明代铜胎掐丝珐琅狮钮轴镇和清代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三足炉皆为宫廷铜胎掐丝珐琅的代表性作品。与夏商周的青铜器相比，明清铜胎掐丝珐琅器早已失去祭祀礼器的神性，只不过是帝王和贵族的精美玩物罢了，形成了另一个维度的美感。
真实又玄幻的北朝壁画
转入西侧展厅，左手边一排八幅巨大的墓道壁画，令人惊艳。它们来自磁县湾漳村的湾漳大墓，此处是北齐等级最高的帝王陵墓，墓主普遍认为是北齐文宣帝高洋。550年，高洋逼迫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位，自立为帝，建都邺（今河北临漳）。他的陵墓具体地点一直是个谜，直到1987年在湾漳村的偶然发掘才为世人所知。
湾漳大墓的墓道壁画达320平方米，分东西两壁，绘有气势恢宏的仪仗队伍，前有青龙朱雀引导，天际另有灵兽祥鸟伴飞。所画人物几乎与真人等大。绘画技法娴熟，设色明艳，上承魏晋风骨，下启隋唐气象，是北朝绘画艺术的巅峰。其人物造型与山西太原著名的北齐娄睿墓相似，均应出自北齐宫廷画师之手。
由于墓道中央填埋封土的应力作用，致使两旁的壁画受到垂直和水平的挤压，造成粘附画面的土层多起褶皱。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悉心描画，通过白描图，观众可看清仪仗队行进时的具体场景。两边各53人，共106人的仪仗队列、22类仪仗用具，完整再现了北齐皇家仪仗制度，弥补了《魏书》《北齐书》等文献的不足。
从人物的服饰和面部特征看，画师在刻画时融合了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比如东壁人物有头戴漆纱笼冠者，内戴平巾帻，身着上衣下裳，上穿粉红色宽袖衣，衬里白色，下穿白色大口裤，两肩扣带清晰，胸下束打带。而西壁人物有头戴风帽者，外穿对襟袍服，下摆对膝，腰束革带，下穿大口裤。这些都是胡汉服饰融合的直接体现。
东西严格的对称布局、层层递进的叙事结构，让320平方米的壁画既繁而不乱，又气势磅礴。人物的排列、神兽的穿插、地面的纹饰，形成了“上下呼应、左右对称、前后递进”的视觉秩序，彰显了帝王的威严与礼制的森严。
从细节上看，莲花、忍冬、金翅鸟等佛教符号的大量出现，是佛教东传的见证，也印证了北齐佛教的兴盛。站在这幅千年长卷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北齐帝王的“升仙之梦”，更是一段鲜活的北朝历史。
佛教纹饰的中原化
自佛教从丝路进入中原，一整套来自异域的造型理念与纹饰被逐渐吸收到各地的佛教活动之中，上至皇家主持开凿的佛窟，下至民间建造的小寺庙，均可见到中外融合的风格样式。
西展厅右侧，摆放了一排7件“迷你版”的铜胎佛造像。其中两尊格外显眼。一件是北魏延兴五年（475年）铸造的铜鎏金立形释迦像，它通体鎏金，高肉髻，面相丰圆，身着袒肩式袈裟，左手下垂，右手施无畏印，跣足立于莲座上。其五官非中原所有。身后是形成三层的舟形火焰纹背光。因方床背面刻有明确纪年铭文，可见已登基四年的孝文帝拓跋宏此时9岁。这尊造像成为北魏佛教造像中极具历史价值的标准器。
“延兴五年”铜鎏金立形释迦像 北魏 河北博物院藏
与之相比，隋大业二年铜鎏金释迦多宝佛造像仿佛是个简易版。二佛并坐于拱形龛内，五官相似且粗糙，火焰纹背光较平，上面的莲花纹饰全部以阴刻手法表现。龛下有双层长方形四足方床。下层方床上有孔，两侧分别插入二菩萨、二弟子和供养人像，双狮和一个弟子已佚。整个造像简易，几乎完全中原化，传递出一种稚拙的虔诚感。
中央展厅还放着一件小巧玲珑的唐代錾花刻字银塔，出土于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塔由座、身、刹顶组成，呈六角形，六条棱上共刻铭文94字，记录了唐武宗时期“会昌灭佛”事件。静志寺被毁发生在846年，“佛像俱焚，宝塔全除。”但在大中二年（848年）又得以重建，众僧与信众共同铸造银塔，重新安放舍利。塔身六面柱形，各面均为鱼子地，錾刻了中原人喜爱的缠枝牡丹等花卉，而非来自印度的莲花纹饰。
瓷之纹与瓷之色
东侧展厅的主角是出产于河北的瓷器，借助墙上的文字与图片，结合文物，向观众系统地展示了传统工艺的纹样与色彩。
史前时期，我们的先民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最早形成了简洁的几何纹样，如绳纹、弦纹和网格纹等。至夏商周三朝，青铜器成为上层所重的器物，人们渴望得到上天的庇护，象征神的意旨的纹饰成为玉器和青铜器的核心设计思路，其中以神面纹最为突出（旧称饕餮纹）。进入两汉和隋唐时期，植物纹升格为主流，标志着古人的审美从敬畏神明更多地转向了欣赏自然。此时，文人不断加入到纹样创造当中，文字逐渐演变为一种流行式样，同时水墨画也出现在瓷器上，到宋元时期蔚然成风，其中以产自河北的磁州窑和湖南长沙窑的瓷器最受欢迎。
饰的另一方面即为色，中国传统色彩深深植根于礼制与天地自然的观念，以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核心，融入到日常用品之中。其中又是以陶瓷最为代表。瓷之色，由青色到白色，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试验过程。直至窑工发现了瓷土中铁、铜等金属氧化物在窑火中还原的秘密。自隋唐时期，河北诞生了邢窑，其出品的白瓷胎细釉润；定窑胎薄质细，兼烧诸色；而磁州窑则以粗犷的白地黑彩，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定州博物馆所藏的两件北宋出品的瓷器最值得一看。白釉莲纹龙首净瓶和绿釉水波纹净瓶均为定窑净瓶中的佳品。前者通体胎质细白，表面采用堆贴、刻花技法；后者属于低温绿釉陶器。整体呈深绿色，腹部以跳刀法刻饰回旋的波浪纹。
白釉莲纹龙首净瓶 北宋 定州博物馆藏
从史前至明清，从石磨盘到瓷器，纹饰随文明的兴起而悄然萌芽，又在中国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中不断丰富变化。从最初的装饰源自实用的需求，到为满足精神世界的需求而进行的创造，对“饰”的关注逐渐抽离于实际功用，指向更为广阔多元的审美世界，最终抵达心灵的深处。
文/王建南
图源/中国美术馆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