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诸葛亮立像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公元227年，诸葛亮在汉中军营的烛光下提笔写《出师表》时，或许未曾想到，一句自谦的“臣本布衣”，会在后世引发长久的误读。

“布衣”一词的产生，与古代服饰礼制密切相关。《后汉书》记载了相关衣着规范，规定百姓只能穿麻葛等织物制成的服饰，后逐渐演变为平民阶层的代称。

在中学生课本里，诸葛亮是励志典范；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成了草根逆袭的绝佳代表。然而当我们轻轻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位三国智圣的真实身份却令人惊讶——那躬耕陇亩的“布衣”身影背后，其实站立着一个绵延两百年的名门世族。

关于诸葛亮的身世，在《三国志》中有较为简短的记载：“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

虽寥寥数语，却信息量很大——先祖诸葛丰是西汉司隶校尉，相当于首都地区最高监察官；父亲诸葛珪担任泰山郡丞，是郡守的重要副手；叔父诸葛玄官至豫章太守，是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如此看来，这样的家族背景，可以说与“布衣”相去甚远。试想若真是平民之家，诸葛亮父亲、叔父怎能在那个时代都官居高位？要知道在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中，家世背景是登上历史舞台的隐形入场券。

当然，汉代的名门世族并非都是富甲一方的豪门。毕竟像汉末首富糜竺那样的家族，少之又少。有的虽然累世居官却可能清贫如洗，比如连续十几代担任二千石高官，却穷到老婆儿子来了都没东西招待的泰山羊氏；有的仅以学术传承而闻名的文化世家，比如颍川荀氏。

而有意思的是，诸葛家族恰恰兼具官僚世家与文化世家的双重身份。

可以说，从诸葛丰到诸葛亮父亲诸葛珪，家世传承从未中断。只不过中间几代人未达到二千石高官级别。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史料散佚未被记载。从诸葛亮的学识和眼界来看，他从小接受的应该是当时最顶尖的教育。因为真正的布衣百姓，在那个门阀林立的时代，能获得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父亲早逝后，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辗转来到荆州。表面上看，17岁失去依靠的他似乎跌入人生低谷，不得不在南阳“躬耕陇亩”，维持生计。但如果抽丝剥茧，展现的却是一张精密的贵族联姻网：一位姐姐嫁给荆州豪族蒯越之子蒯祺，另一位姐姐联姻名士庞德公之子庞山民。而诸葛亮自己迎娶了名士黄承彦之女，与庞统还是亲戚。

这样的婚姻网，普通布衣估计想都不敢想。

不管怎么说，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诸葛亮度过了关键的十年（公元197—207年）。这十年，荆州之主可是刘表。以刘表“爱民养士”的作风及其与诸葛家族的渊源，很难想象他会对故人之后、青年才俊的诸葛亮完全置之不理，任其在田间为生计挣扎。

所以答案很明显，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劳作，其主要精力在于学问与交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片山水环绕、远离尘嚣的隐居之地，司马徽、庞德公、徐庶等名士长期在此往来，频繁举办精英“沙龙”。

可见诸葛亮的所谓躬耕，不过是名士的精神修行，而非谋生手段。若真为温饱操劳，诸葛亮哪有时间“博览群书，秉烛夜论天下事”？

当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能立即提出洞察天下的《隆中对》这般宏阔的战略，并对各方势力如数家珍，这绝非一个闭门种田的农夫所能为。若非身处信息交汇的士人圈子并长期思考天下大势，是难以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刘备在遇到诸葛亮前，在荆州七八年间竟无一家强势士族愿意支持。直到诸葛亮出山，局面才彻底改变——这位“布衣”的能量，可想而知。

既然不是布衣，那么诸葛亮为何自称“布衣”呢？

其实“布衣”一词在东汉末的语境中至少有三重含义——“经济布衣”，也就是贫苦农民；“政治布衣”指未出仕的士人；“修辞布衣”，也就是自谦。

诸葛亮的“臣本布衣”，是为了表明其尚未出仕的身份状态，也是为了表明自己出仕并非为功名利禄，而是为天下苍生疾苦的谦逊姿态。所以诸葛亮所谓的“布衣”，并非强调社会底层出身。

但诸葛亮的伟大，正在于他从未被士族身份所局限，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情怀，不仅真正做到了超越门第，而且承载着深刻的人格力量。

文/马庆民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