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1947年出生于浙江宁海，国画大师潘天寿次子。著名的水墨画画家、艺术教育家和美术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建筑与城市设计专家。在职业生涯中，曾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现任复旦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在学术方面，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中国笔墨》，论文集《限制与拓展》《现代艺术的边界》，专著《潘天寿评传》《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等，还主编了《潘天寿书画集》《现代设计大系》《中国美术60年》，编撰了《中国绘画史》等重要作品。
在潘公凯的工作室里，他站在一幅巨大的《墨荷图》前说：“我喜欢画荷花。一般人认为我是潘天寿的儿子，画自然是老父亲教的，其实他真是一笔没教过。我的文化自信不是来自于他，是来自于我对世界和文化的多方面理解。”
《墨荷图》是潘公凯的作品，伞面般大小的荷叶铺陈延展，间或点缀青绿颜色，画面很大，宽度达十几米，观之震人心魄。中国写意水墨画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历代为文人士大夫所重。当今画坛写意画衰落，后继乏人，潘公凯针对这种困境，不仅从理论上精研阐发，而且在实践中努力探索，成果卓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潘公凯先生提出的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互补并存，双向深入”的学术主张，在中国美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其装置作品《融》曾参加第五十四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水墨作品《风荷图》《雪莲图》参加第五十六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潘公凯的水墨作品尺幅巨大、气势磅礴、格调高雅、意境深远，既保有了传统文人画那种潇洒、厚重、率真、精妙的趣味，又与当代文化情景形成绝佳的融合与互动，具有独特的当代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张力，是大写意中国画在当代发展转型的一种难能可贵的探索。
潘公凯是两任中国最高美术学院院长，也是公认的跨界奇才，在他自己设计的工作室中，可以看到他的国画作品、建筑模型、各类学术著作。但在众多成就的包围簇拥下，他更像一位思考者。他不愿意被冠以大师之名，不介意被作为样本解剖讨论，更愿意倾谈的是未来世界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家和文化人。
文化自信应该来自于理解
潘公凯是学西画出身，在中国美院附中学习时（当年叫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素描成绩常年第一。他在杭州读中学时，还是个理工男，狂热地喜爱科技。对于中国绘画的文化脉络，尤其对于宋元后期的文人画了解不多，对中国画也兴趣甚少。但潘天寿对儿子天性如此甘之如饴，“我父亲没有要孩子传承技艺的概念，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他知道老师不是要把学生教得与自己一样。”
潘天寿去世10年后，浙江美术学院邀请潘公凯整理潘天寿遗稿。潘公凯很为难，因为家在“文革”中被抄了7次，潘天寿所存文稿极少留存，潘公凯只能艰难地一点点找回来。但在此过程中，他学习领会到了父亲对于中国画的理念，也渐渐开始理解中国画。
“理解了以后，我觉得中国画的最大优势在于精神深度。”他感慨，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去理解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之后，潘公凯整理出版了《潘天寿谈艺录》。那时是上世纪80年代，潘公凯已经30岁出头。“所以我进入这一领域并不早，而我愿意进入中国写意画，因为它既是一个领域，更是一条文化脉络。”
潘公凯常听人谈到画坛乱象，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并不理解传统是什么。
传统是什么？
画室廊中挂有三幅国画，一字排开，分别是八大山人、潘天寿、潘公凯的作品。这三幅画悬之一处，看上去像是一组。潘公凯说，这组作品是为一位比利时策展人做的，他希望“解读不同文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通过潘公凯的解说，三幅画间的传承递进关系层层展开：
八大山人这张画，潘天寿在一次展览中看到时不禁为之赞叹，仿佛在旷野长天中，两心交奏。回到家后他即兴创作，并在画上写明创作灵感来自于八大山人。数年后潘公凯也画一张，也写清来龙去脉。潘公凯说：“三张画跨度300年，画的环境、构图、取材都不一样，笔墨用法也有些微进步，但其中美学追求的境界未变，无论画枯木、怪石还是荷花，传承的都是冷峻、高古、清冷、寂寥的格调，此乃文人画之至高境界。”
这组作品在欧洲巡回展览了多个地方，比利时策展人说，原来认为中国画画出来都差不多，看了这一组后终于有所顿悟。这无疑达到了潘公凯的目的：通过三张画告诉世界，中国画的传承和变革一脉相承。
父子俩对大作品的控制能力都非常出色
潘公凯转入国画从学吴昌硕开始，“我临摹吴昌硕，没临过潘天寿，而且上手很快。”吴昌硕是20世纪初期一位重要的转折人物，他提升了水墨写意绘画的笔墨运用。潘公凯认为吴画通畅、气足、浑厚。
吴昌硕也曾指导潘天寿画艺，在众弟子中，吴昌硕对他评价最高。潘天寿后期作品强硬豪放，是其本性的流露。“吴昌硕曾告诫他不要太狂野，所以潘天寿一辈子都在收敛。”这是潘公凯对潘天寿的解读。
潘天寿也喜欢画大画，父子俩对大作品的控制能力都非常出色。
“有时画完一幅大画，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怎么画得那么顺手？不打草稿，一气呵成。站在几十张六尺整宣纸拼成的大画面之中，其实是看不出整体效果的，很难把握。然而，上架一看，竟然没啥败笔。”说到此处潘公凯微微一笑说：“我这个本事确实很好。”这当然体现了潘公凯不同寻常的宏观思维方式与把握能力，进入某一专业领域，他能很快抓住关键节点，问题意识极为出众，他总是能从事实条件出发去研究解决问题。画画如此，做建筑设计也是如此。
潘公凯做建筑的传奇始自一次偶然。那时他还在当院长，白天忙着上班，偶然得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东侧三大文化建筑正在征标，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片白云，落入阔大的场地。他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找一家图片公司，请两位快手操作员，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构想建模型作图。几个晚上加一个周末，三馆连体的设计图完成，创造性地实现了他的白云构想。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创意之独特，令人惊讶。
潘公凯将设计效果图拿给当时的北京建筑设计学院院长看，院长一脸不相信：“这么快就设计完了？你这团队有七八十人？”潘公凯说实不相瞒就我一个人。院长惊讶不已，庆幸潘老师没学建筑。
这是潘公凯第一次尝试大型文化项目设计，虽然方案并未被实施，但他对建筑设计的热情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潘公凯设计的宁海文化中心
颠覆了阿瑟丹托的观点
除了对潘天寿画论的整理体会，潘公凯还深入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他说：“我研究西方当代艺术，是抱着研究中国画的目的，这应该是其他艺术家没有做过的。”
读书时，潘公凯就对西方现当代艺术产生了兴趣。兴趣之外，他更想搞清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因为他不仅是一位研究者，也是一名实践者，他要从实践者的角度去梳理和比较中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脉络。
1994年，潘公凯将在美国访学期间的研究心得写成一篇论文，名为“论西方现代艺术的边界”，刊发在浙江美院学刊《新美术》上。这是他非常看重的一篇论文。文章发表后，却无人支持，也无人反对。
2011年，“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那是一次有2000人参加的大型会议，设有40个分会场。会议有一个80人的学术委员会，任务之一是从1000篇入围论文中遴选出百余篇用于会上发言。潘公凯的“论西方现代艺术的边界”不但被选中，还被安排在第一分会场的第一天首位发言。
潘公凯不禁好奇：“为什么对我的这篇论文那么重视？”会议组织者的回答是，专家委员会认为这篇论文颠覆了美国著名哲学家、艺术理论家阿瑟丹托“由于艺术作品的边界日益模糊，艺术正在走向终结”的观点。
“其实我没想颠覆老先生的观点，我对他很敬重。”而远在美国纽约的阿瑟丹托听说自己的观点被一个中国人颠覆，专门托人请潘公凯赴美，两个人进行了一场深入对谈。那一场对话的录音经整理翻译，已收在理论专著《现代艺术的边界》里。
潘公凯在将中西方视觉艺术背后的文化结构深入比对研究后，进一步强化了他的结论：两者之间最大的价值在于既有差异又存在互补。从世界多元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画是一个独立的绘画系统；从未来学眼光说，是人类视觉艺术多元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画要思索创新，如何为未来社会的年轻人和艺术爱好者提供一个提高精神修养的绿色家园，这是之后几代艺术家都要做的事。”
两任院长解决我国当代美术教育向前发展的困惑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潘公凯还得出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存在的两大问题：如何对待传统和现代；如何对待实用美术。这两个问题组成了我国当代美术教育向前发展的困惑。如何解决？
潘公凯带着问题去了美国。
“那还是1992年，我在旧金山待了一年多，主要看美术馆，看他们的现当代艺术作品。”潘公凯常常早上拿个面包进馆，待到晚上出来。他边看边思考，想这个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作者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仿佛艺术家之间的隔空对话。
不仅看美术馆，潘公凯还走访了美国几所主要的美术学院，尤其对旧金山美术学院做了较深入的了解。他去听讲，和学生、教授交流。他发现美国的美术学院中学现代设计的学生比学纯艺术的学生多几倍。现代工业设计与时尚设计专业很红火，而中国在这方面完全落后了。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科建设必须大改革，要大力发展现代设计。
1994年，潘公凯回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1996年出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一个月后，他解散国美工艺美术系，建成4个现代设计专业：视觉传达专业、工业产品设计、服装和染织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之后，他又在国美恢复了建筑设计系，建立了综合材料绘画专业。
潘公凯走的这几步，在国内美术学院里可谓前卫又超前。为了扩展专业、扩招学生，潘公凯在钱江南岸建了过渡校舍，随即对南山路老校区进行了大改造。南山校区因设计的出类拔萃获奖无数，并节约资金6000万元。这是潘公凯第一次做甲方，也被前副总理曾培炎夸赞为中国最好的甲方。
这一次所积累的甲方经验也使潘公凯意外受到关注，并为他日后成为乙方打下了基础。对此，潘公凯得意地说：“我做甲方时不仅做成了最好的甲方，还学会了做乙方，我做甲乙两方都是最好的。”
2001年，潘公凯从中国美院调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国美时他的目标是超过中央美院，到了央美，自然而然转变为要反超国美。“自己超越自己。”潘公凯笑言。
在中央美院，潘公凯继续大刀阔斧的行事风格。“我初到央美时，只有一个工艺美术系，我给转成了两个设计学院，随后建了建筑学院，建了后沙峪、燕郊新校区，学生数从672人增加到了5500人。”此外，他还为央美增加了20余个新兴专业，甚至包括汽车设计专业。
1996年至2014年，潘公凯的18年校长生涯正是中国高教跨越式发展的阶段。这期间，他雄心勃勃地要把中国美院和中央美院这两所国内公认的最好美院做成国际的最好美院，从中国一流变成国际一流。他大踏步地前进，设专业、扩大招生、增建校区，都做得毫不犹豫、义无反顾。
在潘公凯的努力下，中央美院的国际声望越来越好，尤其是他在任的后几年。“那时候，央美的食堂里每天都贴着海报：某月某日某某教授来做什么讲座。我告诉各个院系的老师：外国专家讲座，分院和系里可以自己组织，不用找学校审批，报备即可。另外，我们不给讲座教授讲课费，路费也不管，愿意讲就来讲。”潘公凯的宽松化管理无疑为央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一年有两三百位国内外教授排队来校，“他们说了，来央美做讲座写到履历上有分量。”
潘公凯在央美还组织主持了国际校长论坛，邀请各国优秀的美术学院校长来北京进行圆桌座谈。这个论坛后来转变为“国际独立艺术学院校长联盟”，学术性强又务实。论坛设置双主席，潘公凯是当之无愧的主席之一，还有一位是美国校长。
这一辈子希望做好三个课题
潘公凯除了是画家还是学者，更是一个思考者。他的哲学和思考，是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坦言，这辈子最希望做好三个课题：一是20世纪初至今中国美术所走过的道路属于何种性质？二是经过百余年的争论，当下中国文化人应如何看待传统？三是中国人如何认识和理解西方的现代艺术。
潘公凯在其《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一书中明确说：我主要讨论的是现代性题域中的性质问题，不是价值判断。他进一步解释：“上世纪初以来，我国艺术家艰苦曲折地走出了一条奋斗之路，那么多不同的观点、主张、实践，在人类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折中应如何定位？要从现代性角度去研究。”
研究潘天寿，列在潘公凯的第一个课题中。“当然，我是作为后一代艺术家研究潘天寿，不是作为他的儿子。”
潘公凯直言，潘天寿对其影响很大，潘天寿作为一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为其树立了人格榜样。“他是一个画家，但他说画画只是他的副业，他画画的目的是要教育救国和艺术救国。他生活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中国环境中，画的是梅兰竹菊，而救国的动机是现代性的。他是懂传统文化的人，他知道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流传下去对人类视觉文化的发展有用。”
由此引出他的第二个课题，当下知识人应如何看待传统？这就不得不提潘公凯著名的“中国书画笔墨研究”课题了。这一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果已汇集在《中国笔墨》一书中，并翻译成日、韩、法、英等文字，在海外深受欢迎。“但这只是课题的一个起步。”
潘公凯将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等后发达国家的现代艺术分为原发现代性和继发现代性。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现代转型不是从画面形式来分辨，而是从艺术家对现代变革的自觉应对、策略选择开始的，“自觉”是关键。
第三个课题，潘公凯将之命名为“错构与转念”。猛一看，不易理解，细听他解读，又恍然大悟。他将西方现代艺术背后的文化结构概括为“错构”，将中国文脉中的核心结构概括为“转念”，“中国的书画艺术体系，尤其在宋元以后，主要表现艺术家的内心生活与精神境界，转念是其特征。而两千年来西方艺术主要表现人物、风景客体，并不强调表现艺术家主体，这是与中国文士绘画最大的区别。”潘公凯认为，只有通过比较，才能使文化更好地发挥作用。
他卸任后还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带博士生，要求学生们临摹《芥子园》，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将之转变为手眼心的配合。他说：“中国画的心手相应要在实践中才能建立起来，配合到下意识行为才算进去了，没有时间积累，一下笔就不对。”
“我最重要的作品是我自己”
退休后的潘公凯依然忙碌不已。朋友们给他提出战线拉得过长的意见。潘公凯也在思考：有没有必要同时做这么多专业领域的事？如果有必要，理由在哪里？对他来说，这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承袭着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家和文化人。
一位成就卓著的人，适当回顾和梳理自己的人生很有必要，因为个人成果并不完全属于个人，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一方面。潘公凯的跨界实践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一份良好资产，而在他看来，无论是做建筑设计、做理论、画画、当校长，都是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一块块拼起来，拼起了我这样一个人。”
“我最重要的作品是我自己。”这个想法来自于前卫艺术家杜尚，他是第一个想把自己做成作品的人。
潘公凯在美国仔细研究了杜尚的作品后，觉得他“创意很好，但做得不够彻底”，理由是杜尚在把自己做成作品这件事上，花费了太多心思在个人形象的离经叛道方面，“他刻意用怪诞行为表现自己，以此作为作品。”
而潘公凯的办法是，在任何人看来，潘老师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人，是平易近人的院长，是大家的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把自己做成了作品。“我的非常态不在表面形象，而在行为、思维方式中，这是更有创造力、更符合未来要求的新类型。”潘公凯认为，在当今时代，把自己做成作品的难度要高于杜尚，所以他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叫做——《穿越杜尚》。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