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是近年出版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身在其中的写作者对此有什么经验和感受？日前，上海图书馆携手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同邀请三三、张玲玲与责编江晔一同来与读者分享他们对于写作的思考。

22岁出版人生第一部作品《离魂记》的三三，在2023年完成了她的第四部作品《晚春》。曾任财经记者、编剧等职的张玲玲在2019年出版了小说集《嫉妒》（为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长名单作品。第一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得主），也是在2023年，她带来了《夜樱与四季》。两位女作家不但是彼此作品的阅读者而且还有共同喜欢的作家爱丽丝·门罗。“我读了门罗的全集并且反复地读，我觉得很多人对门罗的解读都是有偏差的，他们会把门罗作为一个非常擅长叙述日常生活的作家，但我觉得并不是，门罗非常擅长从普通的细节中发现一些让人惊恐的时刻，而这样的时刻在玲玲的小说里，我也不断读到。”

豆瓣上，张玲玲给三三作品的点评则是“盛大、典雅、绮丽、现代”。她注意到，“（三三）在写作中用了很多男性第一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对写作技术来说其实是有很大挑战的，你要更贴皮去写，完整复现一个人的精神结构、思维结构、意识形态，其实是蛮困难的。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我经常能读到男性写作者在模仿女性第一人称视角里面的一些纰漏。但三三小说的男性视角写得非常真实，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一点。”

三三

当代女性协作者还有身份焦虑吗？

1979年，《阁楼上的疯女人》以犀利的笔触捕捉到19世纪女性作家在父权阴影下复杂的创作心理与实践。四十余年间，“疯女人”的隐喻逐渐被经典化，它映射出的是女性创作、表达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那么，当代的女性写作者，会有身份焦虑吗？

三三觉得，自己有一种关于“真实”的强迫性。“有时候在一个相对社交的场合，如果我是一个工作者，比如我做律师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扮演好我的角色。但是在私人交流的场景下，你没有角色可以扮演，我就会表现出焦虑。”这种焦虑可能来自于时代，“因为心里想要的是那个可靠的宏大的声音，但是在现代，在互联网时代更多是碎片。宏大的秩序其实在消逝，我想要某一个可以依附的东西，但是我在碎片中什么都抓不住，这是最大的焦虑。我倒觉得写作不会促使这种焦虑，反而使我在各种尝试中想办法解决它，虽然这不能一次性解决，但是每次摸索都可以有一点点的确幸。”

张玲玲

反写是真正的女性写作吗？

张玲玲注意到现在很多女性写作还是在男性凝视之下的写作，因此，她在创作过程中“想要努力修正这种方式，以一种冷静克制的方式呈现故事，其他的交给读者自己解读”。她以《奥德赛之妻》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书中有一个女孩写女性主义戏剧，她跟她的男性导师有一段对话，导师说，你只是置换主客体的位置，进行反向的书写，并不是特别困难的写法……我这几年在观察国际上一些女性写作趋势时也发现，布克包括其他的小奖，可能在女性写作里面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写特质，比如一个神话的再书写、视角性的转换，其实都属于反写的范畴。”这种反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张玲玲表示怀疑。

“我不知道《诗经》里有没有女性作品，虽然有一些女性口吻的作品，但我不太确定就是女性的写作。我认为女性应该想办法建立自己的文学传统。女性写作历史算下来其实不过百年，和男性历史相较还很短、基础也很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张玲玲认为，女性写作因为少一些抵抗意识，多一些创造意识——“因为抵抗之物一消失，意义也随时消散。“

如何选择影响自己的作家？

对于影响自己的作家，两位女性作家也有不同的推荐角度。

三三介绍，村上春树的林少华译本对自己影响很大。通过村上春树她发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比如各种音乐，比如菲茨杰拉德。她回忆前段时间看到余华老师的一段话，余华曾说川端康城对他影响很大，别人问说你好像跟川端康城差那么多，怎么会是他影响你呢？余华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那种影响不是以模仿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你读任何一个作者，其实都是在他身上找你自己可以被唤醒的部分，这不一定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人内心真正跟精神相关的东西是很难受到某个老师影响的，老师教你的只是可以尝试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不要失去自己的精神，不要被他人的声音淹没。”

张玲玲表示，受谁影响是一个选择老师的过程。“学徒期的时候，挑好你的老师是特别重要的，这个东西可能最好在30岁之前完成，因此你要进行大量阅读，从而更好地甄别。我花了很大时间去阅读，能读到的视野里面，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爱丽丝·门罗。我经过了五年左右、持续地、深入地阅读。等到熟悉之后，再逐步往上，去看她的作品和其他作者之间的关系，扩展自己的阅读——缪丽尔·斯帕克、梅维斯·迦兰、奥康纳、乔伊斯、托尔斯泰……”

除此之外，她认为，选老师也要看个人的缘分和天性——“好东西很多，但真正影响你的其实就那么几部。这个东西不能离你太远，要跟你的个人特质吻合。就像叔本华所说，一切既得的知识都是已知的知识，你在挑师父的时候也是在挑自我。”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