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2岁那年，我坐在祖父母家的花园里。祖父母家在克林格尔谷（Klingeltal）中，位于德国西南部一座小城郊区，靠近法国阿尔萨斯（Elsass）地区的边界。1945年3月，这座我出生的城市在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次空袭中被夷为平地，95%以上的巴洛克式建筑被毁。像许多人一样，祖父母的财产在轰炸之后荡然无存。于是，我的祖父在战后用“自己的双手从废墟中”建了一座新房子。他把它命名为“晨光之屋”（Haus Morgensonne），并把那条穿过克林格尔谷、通往房子的田间小路称为“草场地”（Wiesengrund），后来官方的地图里也是这样命名的。
我们常在“晨光之屋”的花园里玩“不要生气”游戏。每回第一次掷骰子之前，祖父总是会说：“比赛会很激烈，但也会很公平！”这句话总让我有一些害怕，尽管公平竞争无可指摘，并且我们也不会把所谓的“激烈”太当回事，毕竟玩这个游戏基本上是为了获得乐趣和消磨时间。然而那天下午我也不管是否公平，一定要让祖父给我讲一个战争的故事，否则就不开始这一轮游戏。上午我们在文理中学看了一部关于解放集中营的纪录片，片里有堆积成山的眼镜、憔悴的面孔，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国民众欢呼的画面插入其间。观看期间我们所有人都不准离开教室。
我想知道这事与我的祖父是否有关系。起初他摇了摇头，打算开始玩“不要生气”。但我把两个象牙色的骰子都拿起来攥在手里，并且迫切地望着他。阳光透过苹果树的树叶洒在我们桌上，用光与影在黄底的棋盘上勾勒出一幅迷彩图案。然后祖父告诉我，他曾为德意志国铁路（Reichsbahn）工作。然而这对我来说并不是新闻，我催促着他给我讲一些有趣的事情。
祖父盯着构成了“草场地”边界的那排蓝冷杉，陷入了沉思。随后他咳嗽了几声。终于慢慢地，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道，他一直是一个真正的、热情的铁路工作者，因为他喜欢铁路带来的可靠性和精确性。然而，他永远无法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立即问他，后来发生了什么？祖父迟疑地告诉我，他曾经当过工程师——他问我知不知道工程师是什么？尽管并不十分清楚，我还是点了点头。祖父说，在战争期间，他曾被调到波希米亚北部的布吕克斯（Brüx），那是一个位于奥西格—科莫陶线（Aussig-Komotau）、比尔森—普利森线（Pilsen-Priesen）和布拉格—杜克斯线（Prag-Dux）三条铁路线交会的偏僻城镇。
一个冬日的夜晚，厚厚的落雪覆盖了铁路黑色的双轨，还有草地、树木与结冰的奥赫热河（Eger），祖父用迟疑的声音告诉我，一列进站的列车被调度到一条旁轨上，那是一列载着牲畜车厢的长货车，它必须为紧急弹药运输让道。车轮在道岔上发出尖啸，人们的喊声回荡着，一声拉长的汽笛响起，牲畜车厢被脱钩解下。白色的山谷复归静谧。
凭着铁路人的直觉，我的祖父察觉到有些不对劲。片刻之后他离开了办公的平房，走向了那条旁轨。他只听到奥赫热河冰封的河面下低沉的水流声。他不安地沿着长长的一列车厢走动着。正当他打算再次转身离开时，有东西从车厢拉门上半部分一个狭窄的通风口里掉了出来。一个系着绳子的锡杯从通风口被放下来，碰撞着木制车厢壁发出声响，一度缠在了门把手上，然后又松开了。它缓慢地摇摆着下降，最后杯子落入铁轨旁的积雪里。很快绳子收紧，装满雪的容器又被收回去。拉门上露出一只手，接住了杯子，而能穿过通风口的只有孩子的小手。
车上的不是牲畜，是人！把人装在牲畜车厢里是违反运输条例的！真是糟透了，德意志国铁路是不会这么做的。祖父气愤地回到办公室，查询到这列火车本来要去的目的地：特莱辛施塔特（Theresienstadt）。这个地名没有包含多少信息：一个在受保护国边境线上的终点站包朔维茨（Baushowitz）以北几公里的小地方。他又跑到外面，想去仔细看看车厢，但此时有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哨兵沿着铁轨快步走来，手里端着冲锋枪。是党卫队。祖父转过身匆匆往回走，身后传来一声带有威胁的暴喝。
这就是战争，他想着。过了一会儿，他透过因为太热而蒙上水汽的办公室窗户向外看。战争中没有人会管运输条例。那些估计是战俘，俄国人。但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火车是从西边开过来的。那只手属于一个孩子。他也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我怕党卫队。”
在他漆成黄色的房子后面阳光明媚的花园里，祖父向我讲述了这一切。虽然我爱他，他是我祖父，我总叫他“爷”（Pa），但那一刻我恨他，他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玩起了“不要生气”。
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玩到一半祖父的双手开始颤抖，为了避免直视我，他把目光瞥向一侧，用沙哑的嗓音说道：“那时我想，如果有人发现了我们对犹太人干的勾当，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我看了他一眼，一言不发。我的祖父好像突然之间坐在离我很远的地方。虽然我可以用手触到他，但是我们之间有着极远的距离。刹那间一切都显得很遥远，我们身处的花园，我们小桌后面的那些苹果树，乃至桌子本身也像是在另一个维度里。我无法再摸到桌子，也无法移动我的棋子。在我左侧视野的边界，我的祖母像一座雕像一样坐在那里，变得模糊不清。我的祖父则坐在我面前的某处。我闭上了眼睛。一切都很安静，那是一种可以听见的沉寂。
1
柏林并不总是那样寒冷。在某些夏日里，城市酷热无比，勃兰登堡边区的沙子火辣辣地摩擦着脚趾。头顶的天空如此高远，以至于它的蔚蓝看起来属于太空。这样一来，在这座熙熙攘攘又无事发生的城市里，生活也有了无穷的意义。1942年8月里有这样的日子，一些人生命中最后一次泛舟于万湖（Wannsee）；而75年后的8月里也有这样的日子，我遇见了一个名叫汉斯·科皮（Hans Coppi）的人。
汉斯说自己75岁了，看上去却要年轻些。他身材高大而瘦削（就像他外号叫“长人”的父亲），戴着圆框眼镜，眼神里含着警觉与讥讽。我不知道这次与汉斯的会面会导致什么结果。虽然我写过一部关于纳粹时代的纪实作品，但实际上我想写的是小说或拍一部故事片。这次汉斯·科皮告诉我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要写的还是一部纪实作品。
在冷战期间的东柏林，汉斯以一种尊贵的身份长大，因为他的父母在那里被追认为名人，他们是所谓的反法西斯抵抗战士。在纳粹的囚牢中，他的母亲得到允许将他生下，而后她受到审判，并且在8个月之后上了断头台。汉斯·科皮，一位取得博士学位、思维缜密的历史学家，终生都在试着理解他父母彼时的经历，以及他们和那几个1942年夏天最后一次泛舟的朋友为什么年纪尚轻就不得不赴死。
我原以为自己了解反对纳粹政府的抵抗战士中最重要的那些人：1944年7月20日带着炸弹的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chenk von Stauffenberg）；格奥尔格·埃尔塞（Georg Elser），那个狂热的孤独斗士，1939年他自制的爆炸装置只差几分钟就能炸到阿道夫·希特勒；十分正直又格外叛逆的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以及她服用吗啡和“柏飞丁”的哥哥汉斯·朔尔 （Hans Scholl）。但根据汉斯·科皮的说法，还有一个故事也属于这类典范，这个故事围绕着他父亲的一对夫妻朋友展开：那两人曾与纳粹独裁抗争多年，于他们而言，这场战斗也始终是争取爱情中开放关系的抗争。他们的名字是哈罗·舒尔策-博伊森和利伯塔斯·舒尔策-博伊森（Harro und Libertas Schulze-Boysen），多年来有远超百人聚集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个光芒四射的社交圈，其中女性与男性人数几乎一样多。这在其他的团体中并不常见。这是一群青年人的故事，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活着——并彼此相爱，尽管他们在风华正茂之际就要面对死亡。
汉斯·科皮想要做的事情，即要找出当年的真相并不容易。当希特勒得知在帝国首都腹地的反抗运动后，他陷入狂怒，下令抹去所有关于这些非凡事迹的记忆，将之扭曲得面目全非。他要让关于哈罗和利伯塔斯，以及其他所有人的真相沉沦、消失。这个独裁者几乎得逞。
我在恩格尔贝肯（Engelbecken）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汉斯·科皮，那里是东西柏林的交界处，民主德国旧都的城市寓言和彼时围墙之中的西柏林旧城交相辉映。在这里，预制板建筑与奠基时代的士绅化住宅并排而立；在这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的一位门徒建造的圣米迦勒教堂（Sankt-Michael-Kirche）在一次轰炸后失去了屋顶却仍高耸入云；而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汉斯·科皮也怀疑地眯起眼睛望向天空，因为他知道积聚起来的暑热常在傍晚时分向这座美妙、有时又十分紧张的城市释放。
我的小儿子也来参加了这次会面，他刚过一岁半，却已有两岁孩子那么高。他觉得我们的谈话不如恩格尔贝肯池塘里的鸭子有趣。每当他走得太近，吓得鸭子从芦苇丛里的巢中跃进水里的时候，我就站起来，拦住小步跑向岸边的儿子，把他按在椅子上，并拿一杯果汁给他喝。或许把他留在家里更好，这样我就能集中精力谈话。汉斯·科皮倒似乎不太受这些打断干扰。他仔细地打量着我们。
1942年9月，在哈罗被捕将近两周后，他的父母也被逮捕，而汉斯或许在他母亲希尔德·科皮（Hilde Coppi）的子宫里察觉到了这一点。她先是和其他妇女一起被送进了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上的警方监狱里，在10月底又被巴尔尼姆路的女子监狱收押，那时她已是孕晚期。11月底她得以在那里生下孩子，并且给他取名汉斯——这也是她丈夫的名字。
突然间我吓了一跳：我听到“当”的一声响，便望向了我儿子。他从面前装果汁的杯子上咬下了一块玻璃。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弄清楚状况。但杯子上的半月形缺口表明了唯一的可能。我小心地把手伸进他嘴里取出了那块形状完美的玻璃。还好小家伙没有伤到自己！我吃惊地看着他，而他也有些愕然地看着我。我原先不知道小孩子会咬玻璃，还能咬得这么整齐，他显然也不知道这一点。汉斯把脑袋歪向左边：“这孩子还真是精力旺盛。”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来参加这次会面，因为我突然希望未来儿子能像汉斯·科皮一样，通过思考历史来掌控人生。
那天下午的柏林很热。谈话结束后，我带儿子去了万湖游泳，因为那里有很多鸭子；此外，这片水域也与那些事迹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那是2017年8月31日，距离哈罗被捕的日子刚好75年整。起风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2
在柏林的米特区寻找线索。在昔日国家安全总部（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的所在地，如今有一座名为“恐怖地形图”（Topographie des Terrors）的纪念馆。这里曾是“盖世太保”的总部，海因里希·路易波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的办公室就在这儿，他每天上午在那里练两小时瑜伽，然后开始日常工作。奥托·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在这里策划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是在这里，在建成监牢的混凝土地下室里，曾囚禁着哈罗，起初还有利伯塔斯，以及汉斯·科皮的父亲。像其他所有人的牢房一样，哈罗的2号囚室已不复存在。这座建筑在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次轰炸中被严重损毁，战后其废墟被拆除。20世纪70年代，一家拆迁公司曾在这里运营，在一个环形的试车场上，没有驾照的人也可以飞车驶过空旷的场地。而如今，在曾经的地牢区域办了一个展览，纪念的人物包括哈罗·舒尔策-博伊森。
我在展板前遇见了汉斯·科皮。他那天看起来很憔悴，问我的儿子过得如何，而后我们沿着昔日的提尔皮茨（Tirpitzufer），也就是如今的赖希皮特舒弗（Reichpietschufer）走到施陶芬贝格大街（Stauffenberg-Strae）上的本德勒街区（Bendlerblock）。“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Gedenksttte Deutscher Widerstand）坐落于此，毗邻国防部。在这座坚固的建筑四楼的一个房间里存放着“红色交响乐队的藏品”（Sammlung Rote Kapelle），其中许多是由汉斯·科皮和他的战友们在过去几年的调研中找到，或者从时代见证者和当事人亲属那里得来的，用以阐明哈罗与利伯塔斯，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故事。那间屋子里满是信件、相册、档案，还有谈话记录、对见证者的访谈、日记、审讯记录。
无论下文的一些事情听起来多么奇怪、戏剧性乃至不真实，它们都并非虚构。所有引号之中的引文都有来源印证。故事发生在柏林，一座历经诸多变迁的城市，这里一直生活着许多有相似生活需求的人：他们爱美食、爱电影也爱跳舞——他们组建家庭、抚养孩子或20只想彼此相爱。尽管有穿黑制服的人坐在邻座，他们仍会在咖啡馆里见面。那是在灰色和更多是棕色的包围之中逐渐增加的亮色。他们思考该如何应对难以为继的政治局面：在要求顺从的时代里该如何行事。他们和我那位继续为德意志国铁路局做工程师的祖父截然不同。
诺曼·奥勒
于当下的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