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专业出身，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做的是古籍编目工作。六年后转身进入金融行业，在《金融时报》做编辑记者，后任《中国金融家》杂志的执行主编。
因为喜欢书，自我定位是一个古籍和文史爱好者、考据爱好者。他说自己“只是在工作之余写点儿跟古籍和历史有关的小文章”，结集出版的几本著作如《文中象外》《且读且居》《中国印刷史新编》却早已拥有众多读者，而近期出版的《E考据故事集》，更是获得了不俗的口碑。有豆瓣书友评说：作者是知名古代印刷史、古典文献研究学者，也是近十几年来引领风气，借助E考据工具进行文史研究的佼佼者。他是今之古人，他的书是写给素心人看的，心不静的人，不必翻开。
这位作者，名叫艾俊川。
我很好奇，一位素心的古典文献研究学者，是如何在E考据方面引领风气，而成为佼佼者的呢？
秦桧说的“莫须有”，在宋时是“一定有”的意思
追溯起来，艾俊川的E考据生涯大概从2003年开始。他回忆：“当时一位朋友给了我一套《四库全书》光盘，一共七张。”在图书馆的工作经历，使艾俊川知道一套纸本《四库全书》的体量，“在图书馆可能得装上一书库。”七张光盘容纳下的《四库全书》着实震撼到了他。
艾俊川利用光盘版《四库全书》写作，首先解锁了“莫须有”这个带来名将岳飞千古谜案的名词。他对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困惑已久，不明白为何秦桧凭此三个字就能定义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生死。“过去词典上的解释是‘恐怕有，或许有’，但这和历史事件的情境是结合不起来的。”在用《四库全书》分别检索了“莫须有”、“莫须”、“莫”几个词，并对各种新旧释义详加梳理后，艾俊川最终判定，“一定有”才是真正符合宋人本意的。
当时网络上的学术资源还不太发达，可以说，艾俊川的E考据写作生涯始自光盘。
这期间艾俊川在《金融时报》工作，在那里，与他志趣相投的同事不多，而与专业内的同学比较，他也感觉在离开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些“跟不上人家的劲头”。这时候，他发现互联网论坛是个好地方，可以在论坛中与网友一起谈古论今。他热爱的历史、古书，更是网友们乐意集中讨论的话题。而这些话题，每每能够激发艾俊川发现问题，继而在网友的鼓励下尝试写作。
“那时候我们最喜欢上的是布衣书局论坛，那里高手云集，对某个难题的讨论往往非常深入。大家写好的很多文章都发在论坛里、博客里，没有想过正式发表出来。”艾俊川总结：“所以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有点儿互联网。那时候还没有E考据的概念，大家管这叫网搜学。”
E考据概念是2005年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在台湾提出来的，2010年以后才在内地推广。发展至今，已经广为人知，成为学术大众不可或缺的应用工具，可见发展态势之迅猛。“想想看，是不是现在离开它已经做不了考据工作了？而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查询研究成果，离开互联网也是很难的。”艾俊川说。
2014年《文汇报》“理论周刊”改版，办了“文汇学人”。“文汇学人”第一期做专题，就讲“当乾嘉考据遇上互联网”，采访了黄一农先生，也采访了艾俊川。艾俊川说：“想想距今10年了。”他觉得E考据已经改变了很多人，“我现在看文章，大都能看出用了E资源，完全不用互联网资源的，几乎没有。”
文献学训练帮助他很快适应了金融编辑工作
艾俊川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他觉得自己性格内向，和老师的交往都不很密切。改行到报社以后，由于记者工作的需要，他曾在性格方面努力加以改变。另外，他觉得自己除了认识字，金融专业也不太懂，所以补课也补了很多年。这种情况下，“我在大学受到的训练就发挥了作用，补课补得挺顺利。而补课顺利的原因是我的那点儿文献学功底，我觉得文献学就是文科里的工科，一个人掌握了古文献研究的方法，就掌握了动手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而做编辑做记者，这种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但在初到《金融时报》的那段时间，艾俊川还是被迫放弃了古书，直到2000年左右才捡回来。因为这个原因，艾俊川对自己之后做研究的评判是“不像人家那样一直有积累，”认为自己的文章“说好听了叫面儿宽，说难听点儿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题目靠天吃饭。”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自己的基础阵地，说到底就是积累少。
文献专业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谨求实的态度，对艾俊川的工作发生着隐形的作用，他很快成为一位严谨的记者、编辑。而使他视野真正开阔的，还是互联网。
“我们平时读书，接触的面还是比较窄的，而搜索性的电子阅读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各种对立的观点，还有前人没有发现的材料和问题，不同的观点放在一起，研究的题目也就出来了。”
研究题目有了，只完成了初级环节，后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E资源来完成。艾俊川总结搜索也有简单和复杂之别，对于“莫须有”一词的检索就属于简单，复杂的则需要一番排列组合功夫。
他曾经参与河南安阳曹操陵墓真伪风波的讨论，就是一番复杂的考证。当时“倒墓派”认为“挺墓派”手中的证据《鲁潜墓志》是伪造品。“挺墓派”对志文也未能全部读通，所以难以服人。艾俊川通过对志文中关键字句的解读，使难点涣然冰释。“相比考释‘莫须有’，这是一个小问题，但考证过程要复杂得多。因为其中解读的‘安’是常用字，单字检索结果超过百万，我是通过搜索与墓葬有关的词组，如‘安墓’‘安坟’找到了证据，加上其他一些证据，得出了《鲁潜墓志》是现代人难以伪造的结论。”
2012年艾俊川的第一本集著《文中象外》出版，那是他在布衣书局论坛结识的好友高山杉、周运的“怂恿”下结集的。他回忆：“当时北大的高峰枫、社科院的吕大年两位老师在主编《六合丛书》，他们觉得我的有些文章还可取，于是便有了这个集子。”艾俊川说得很是谦虚，而他的《文中象外》“试图探寻一些历史真相，真相就在古往今来的文字与图像之中”的观点在当时即是非常新颖的切入点。
担心让奔着故事去的读者失望
得知自己被读者称为“今之古人，素心人”，艾俊川的脸似乎有些微微泛红。问及他对此的想法，他回答：“这样说的读者，应该是我的知音。”
艾俊川给人的印象，始终有着低调谦逊的浓厚底色，其专业能力也一直为人所称道。《E考据故事集》的书名是责编所起，最初艾俊川颇有些担心让奔着故事去的读者失望，因为他想给读者的还是披露新史料，解决旧问题。“说到底我做的是历史研究，里头有一点故事，但并非喜闻乐见的通俗题材。”说到此处，艾俊川甚至有些抱歉，担心大家读后感可能没那么好，觉得或许“历史圈的读者，大多知道什么问题是以前没有解决或者评价不一的，读起来接受度更高一些”。艾俊川的研究扩大了认知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想要和他的考据思想并驾齐驱，还是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妥当。
乾隆年间旅居日本的“唐船”船主的呈文
读《E考据故事集》可以发现，艾俊川是以E考据为工具写作，但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提供了一个从未披露的新材料，都是为解读这个新材料才有此题目。
艾俊川的作文标准有二：一是求真求实，一是知人论世。他坚持没有自己的新东西不写，考证的结果是什么，就呈现什么，还坦言“人家辛辛苦苦把纸本文章电子化，你又把它抄到纸上，这事做的叫做浪费社会资源”。
艾俊川写文章，常找一件旧事，将事件略加扩展。他也愿意写写“挺大的人物，那些名人”，给他们做一点细节性的补充。虽然他认为以E考据为工具，人们可以探究被历史尘封的任何人和事，但是“名人对社会影响大，提供一点新资料，更有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艾俊川做考据不拘泥于字句，也不多做评论，只是摆出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更像新闻报道。他偶尔也写写书评，原本想写一个常见的类型，介绍内容，说说优点，可最后写出来经常变成挑了人家的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读者认为这样的“毛病”缘于艾俊川的人文情怀。艾俊川自己琢磨是缘于古文献专业的较真特点，另外也与个人性格有关。他觉得人文情怀是材料给的，不是自己赋予的。
“每个人应用材料的结果都不一样，就像沙里捡金，要从大量无用的，甚至起反面作用的材料中把真正靠得住的挑出来，不容易。”艾俊川经常在网络中碰到错误信息，有些甚至是非常致命的错误。有一次他搜索清代藏书家金德舆的老师是谁，很容易地就查到：“师从李良年。”而实际上，两人相差150岁。所以虽然在网络空间里神游，妙不可言，以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现在动动手指头就行了，但辨别真伪还是要花费功夫。
艾俊川所做的工作，有一点特别要提到，那就是他虽然是将传统文献解读方法与新时代电子阅读方法相结合做研究，但是所提供的材料都与纸质文献核对过，而“独家的、罕见的材料都是纸质的”。
过云楼顾氏素有清誉，但那“十万雪花银”也是真的
艾俊川做考据“不是以研究为目的，更多是爱好和兴趣”。为了寻找乐趣，必须要觉得好玩儿才写出来。发现一个问题或者解决一个问题，享受的是心理上的满足感，所以“不能全靠E考据搜出来，那样就没有脑力乐趣了。”
解读的过程常有乐趣，但写作小万柳堂是个例外。
艾俊川对小万柳堂的出版物多有收集，“几乎收全了，”很有点儿基础。艾俊川认为小万柳堂是清末民初转型时代很有意思的一家人，非三言两语所能评价概括，所以他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将之合起来读完，能获得小万柳堂的一个基本印象。而他在文章中对常见的事迹故事均未涉及，写的都是背后的东西。
艾俊川作文求真求实，而结果，有时也令他叹息。比如他探寻著名的过云楼故事，最初并不为挖人家的污点，但在材料中确实看到了一些不堪。
藏书家韦力曾为《E考据故事集》写过一篇名为《碎玉砌就七宝楼台》的书评，其中特别提到艾俊川写过云楼，叹服他的视野和过人之处，他说：“近些年过云楼后人顾笃璜先生将顾文彬日记及家书底稿捐赠给苏州市档案局，该局将这些捐赠物陆续整理出版，我也有幸得到了这些赠书。然我在翻阅这些书时，只是从中找出一些过云楼藏书的信息，却没有从中挖掘出更多的信息，而艾俊川先生在看过这些书后，写出了《顾道台的十万雪花银》一文。”
韦力进一步说，与藏书相较，过云楼在藏画上的成就更高。无论古今，就整体市场认可度来说，书画比典籍更为普及，价格也更高。顾家是如何做到拿出那么多资金来购买字画名帖的呢？以往少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而艾先生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得出了顾家的资金来源于过云楼第一代主人顾文彬。
艾俊川很细心地通过过云楼日记和家书统计出顾文彬任职宁波海关税官后的各种花费，与其任职前做对比，使得读者了解到俗语所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确是实况，而非虚语。
这或许就是艾俊川看到的部分不堪吧，而“实际上书里有很多事情对古人不太恭敬，我有时候也后悔要不要这样去看去写？但历史是这样的，考证完了结果也是这样，文章就也是这样了。”
也有不少读者将《E考据故事集》中的“过云楼”三篇连读，结果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对过云楼主顾文彬产生了新的认识。同时希望“艾老”能在今后的写作中加入网搜过程。
20年来，艾俊川大概写了100多篇考据文章，分门别类结集成书，一本以文献为中心谈书的，名《且居且读》；专集印刷史、书籍制作技术的，是《中国印刷史新论》；以人为中心的就是这本《E考据故事集》。日前，他又向出版社交稿一部，那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对“货币金融史”部分问题进行了梳理；还在手头上进行的，是整理校点一部有关“汉代历法和天文学”的古籍。
艾俊川说：“业余学术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它帮我渡过了人生中的几个难关。我想象不出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做，我该做什么。”他又笑着说因为经历太少，所以写不了散文之类的文章。他还曾询问一些常年记日记的人，请他们传授“怎样才能过上写日记的生活，每天有事可记？”
前一段，艾俊川曾被邀请到布衣书局“卖书”，做了平生第一次直播。第一次带货感受如何？艾俊川自评：“很不及格。”
乾隆时期日本长崎的唐馆
【E考据问与答】
问：E考据不只是一种工具，更应是一种理念、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形而下的“器”，升格为形而上的“道”。对此，您有何看法？
答：我是个应用者，不考虑理论问题。但是我觉得要养成E考据的习惯，利用它尽量去找最初始的资料。
问：E考据在文本电子化时代应时而出，并在文史研究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围绕这一方法之是非得失所展开的争论，一时间也热闹非凡。有人认为此一方法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为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还有人认为其导致研究者不读原著，贪图捷径，仅利用字词检索搜罗证据，拼凑成文，甚至败坏学风。对此，您有何看法？
答：我觉得主要看对于E考据如何理解。E考据是研究工具，也可视为一种方法，主要还是工具。它相当于一部超大型的工具书，包罗万象，在数据搜索、提供材料以及发现新材料方面，是比读书的效率高出千百倍的，在这方面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读书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你要有足够的基本知识来对搜索结果进行比较判断。
问：E考据的发展前景如何？
答：E考据发展到现在，在学术界好像是个新事，其实在社会上反倒不是新事了，我觉得已经非常普及。你看网友在网上吵架，人肉人家，把多少年前的言论都搜集出来，这不是典型的E考据吗？这是个研究过程，很多社会问题也都是这么发现的。
问：如何辩证看待E考据的发展和学术的乐趣？
答：从趋势来说，E考据进入学术界是相对晚的，因为它受到数据库的限制，数据库是一点一点电子化的。而互联网上的网民，一上来就有了电子数据库。从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一定是越来越普及，但是它的乐趣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我也一直在琢磨。
我在《E考据故事集》前言最后说了一句：展望其前景，一定是E成分越来越多，考据效率越来越高，那时考据者获得的快乐是多了还是少了？尚难断言。因为搞研究还是得做出一点前人没发现的或者创新的东西，如果什么都能搜出来，个人的智力作用会越来越小，就像机器替代了能工巧匠一样，会感觉被挤出来了。
像我做的一些题目，放到现在都不是问题了，但因为我比较早地用了数据库，在别人之前发现了它，仅此而已。放到现在，我想一个大学本科生也可以做，而且可能做得比我更好，因为大学的数据库多，年轻人利用得也好。
供图/艾俊川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