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意思是蒲松龄是用唐传奇的写法，来叙写六朝志怪的题材。同书评唐传奇云：“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倘以“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八字来评《聊斋志异》，确实也很贴切。纪晓岚看不惯蒲松龄的地方，怕也在这里：蒲松龄把子虚乌有的事写得太细密、太逼真，不可能是从乡野村老那里听来的故事转述，里面灌注了作者自己无限的想象力。

莫言说他继承了蒲松龄的传统，论者多集中于研究两人同致力于民间故事的挖掘，而忽略了“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一脉相承。其实再溯源头，就该是“无韵之离骚”《史记》。司马迁写鸿门宴，写荆轲刺秦，三翻四叠，动人心魄，实开唐传奇之先河。王小波重写唐人故事，从《甘泽谣》《无双传》《虬髯客传》抓取情节人物，更是将古今熔于一炉。

二

前面的帽子很大，罗列名家，好像他们跟《说史记》有什么关联。其实没有。我只是想说，有时“故事”（story）和小说（novel）的区别，或许就在于细节之多寡、进程之平曲、想象力之有无。

曾自况《野史记》是“用新闻法，以写掌故”，古今笔记掌故，多是千篇一律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像纪晓岚这种自命严谨的作者，恨不得每则笔记都道明出处，会不自觉地使用限制视角，也就会留下供读者想象的空白。这是《阅微草堂笔记》的好处。而我有意识地改用一些新闻的写法，因为新闻可以选择从不同在场者的视角进入一个故事，也可以用口述实录的形式，这就让掌故的写法丰富起来。

到了《说史记》，我就在想：要不要有意识地再往前跨一步？掌故还是短小，适合一个截面或片段，有时不得不用“快进”的方式，也很难有细节的描写。如果写得再长一些，耐下心来慢慢进入人物与故事，或许能获得更多元的表达、更现场的感觉。

可是这样一来，难度何止倍增。因为这些故事本已经过了史书的锤炼与浓缩，仿佛一片新鲜的牛羊肉，已经风干日晒成可卷可藏、费牙费劲的肉纸，再要将它泡在水里，想复原成能炒能炸的肉片、肉丁，且不说能做到多高的还原度，水从何来？无非就是各种史料的拼合剔取，再就是作者的“历史想象力”了。

三

历史需不需要想象力？人言人殊。常常需要给别人讲一个道理：史料不是历史，对史料的阐述才是历史。一堆断烂朝报，要连缀拼接成一段看似完整的历史，想象力必然要参与其间。人们常说追寻历史真相，其实得到的只是某种对历史的解释，当然有高下精粗之别，但“真实”只是，用章太炎的话说，“古人之虚言”。

从这个角度上说，历史与小说，同属叙事，它们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跨越的藩篱。《史记》就是兼二者之美——这也是纪传体的特色，要写活人物，就不可能不运用文学的手法。即使是编年体，一字之择，片语之炼，写者的倾向自然就在其中，也就引导着读者看向他心中的历史图景。

但总有人很执着地要厘清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分野。2011年我写了《民国了》，先交一个样章《让子弹飞》给出版社，用的是参与武昌事变的一个士兵的视角。被编辑否定，说“读者会分不清是历史还是小说”。我只好放弃这种写法，但没改干净，有几个句子还是主观视角。讽刺的是，《民国了》的版权页上，新闻出版总署给出的分类并不是“通俗历史”，而是“长篇历史小说”……到了2020年出的《元周记》，还是“长篇历史小说”。谢谢。

还有这本书里的《长沙抢米案始末调查》，投给某报历史版，编辑也是说“太像历史小说”而婉拒。发表一篇像小说的历史，又会怎么样呢？莫非能改变读者三观？

四

读者可以只看文章好坏，管你历史还是小说。作者心中，不能没有原则。蝙蝠似禽似兽，但生物学上总会给它个定性。如果你来问我，我会说，我写的还是历史，只不过“用小说法，而以记史”。

《说史记》诸篇的叙事者大都是伪托的，但不等于书里的细节是编造的，可是我也不敢说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严格的推敲。我给自己定的原则大抵是：不编情节，对话和场景可以想象，但事件与情节必须有史料记述。《觉醒年代》的编剧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写的历史，跟这部神剧还是不太一样，小事我也拘，但是现场的氛围，确实只能依靠想象。

其实要分清叙事者是否伪托，非常容易，如果实有其人，他会有实在的姓名与身份，否则叙事者只是一个功能性的符号，代表着一种视角，亲历者、旁观者、听闻者……我想追寻的并非清晰的历史阐述，而恰恰是混沌难言的历史现场感，每个人都像瞎子摸象，只了解一部分事实——即使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又何尝知晓全部信息？所以这些篇什的目标，就是将近代史这个庞然大物放在一具单筒望远镜里观察，求其细不求其宏。

出于这个目的，我选择的叙事者，往往会是一些小人物，门房、丫鬟、学徒、闲人……最好用的，还是职在录事的记者。为了追寻鲜活的历史场景，我不惮于在想象中化身穿越者，用这种另类的方式贴近历史，再贴近一点。

前些年，有一部相声剧对我启发很大，深有共鸣。那是台湾相声瓦舍2006年的作品《蒋先生，你干什么》。剧的第一段落，是两个演员，扮演草船借箭那夜守在岸边的两名曹兵。草船还未抵达江北，一切平静。两名曹兵困守长夜，闲聊打发时光。南方冬季的夜晚湿冷难挨，两名曹兵怀念许昌老家的田地与房屋，饮食风土，唏嘘无语。就这一个片段，终结于一名曹兵“快看，有船来了”的惊呼。在我看来，这一个无凭无稽的片段，比吴宇森鸿篇巨制的《赤壁》更接近历史，比几回书烧死八十三万曹兵的《三国演义》更传神。历史镜头不必总是聚焦在大人物、大事件上，平凡人的悲欢喜乐，更能让我们产生共鸣。

五

《说史记》这样的文体，可以帮助读者贴近历史，那它对作者的益处何在？一位学者写这样的文字，算不算不务正业？我经常会面对这样的质疑或“何不干脆去写小说”的揶揄。

这事我也常常反躬自省。写什么，怎么写，往往都是一种冲动。有无益，有何益，则是事后的总结。我觉得这样写写，探索历史写作的可能性，至少可以让自己增强“历史感”。近年读一些年轻的学者之著述，理论精深，立意宏大，但总感觉跟历史“隔”得厉害。古为今用，六经注我，不是不行，但以论带史太过，最后往往论归论、史归史。看看近现代学术史，历经淘洗，这样的论著往往最先过时，连旧书也卖不起价。

当然，我也不觉得《说史记》是多么了不起的书，它只是兼顾“趣味”与“感觉”的尝试之作。散碎了几年后，我倒是有心慢慢搭建自己对近代某些时段的解释框架。这不是感觉和细节加上想象就能完成的。不过这些写作尝试肯定不是虚掷光阴，尤其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自己尝试叙事写作，对于理解研究对象，也会有所帮助，信不？

《说史记》初版于2015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初版。当时有一些篇目，是从2005年初版的《野史记》里调移过来的。本次再版，又做了一些调整，大抵从前属于《野史记》两版的，有十余篇。我觉得那些篇什更像《说史记》的整体风格。

要感谢那些让书中篇章初次发表的媒体编辑朋友，特别想纪念《北京青年报》历史副刊已故的尚思伽编辑。今年她的文集四卷由三联书店出版，责编中包括上一版《说史记》《野史记》的卫纯师弟。这是好书，真诚、犀利、睿智、温润，兼有。

《说史记》的再版，编辑林立扬、张宇帆。立扬也是《民国了》（再版）、《元周记》、《小说现代中国》的责编，跟她合作总是难得的愉快经历。宇帆曾是我的学生，但学生毕业后，就是教我益我的朋友。感谢她们的敬业、宽容与友情，让这本小书能够被擦亮，重归读者的视野。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