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游记》研究中，关于猪八戒形象来源问题的探讨，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以元代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为基础，认为猪八戒来自印度佛经故事中的“金色猪”；另一种观点是以明代吴承恩《西游记》小说为基础，认为猪八戒源于中国上古神话中的“河伯”。这两种观点各有所据，各有其理，但无论哪一说，同时置于杂剧《西游记》和小说《西游记》中，都不能得到通证。像某些学者认定孙悟空为无支祁与哈奴曼二者兼而有之的“混血猴”那样，认定猪八戒为金色猪与河伯（封豕）二者兼而有之的“混血猪”，又明显不符合杂剧与小说中猪八戒的具体形象。两种观点孰是孰非，二者的关系如何看待，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一
台湾学者陈炳良、郑明娳、黄永武等一致认为：猪八戒的原型是印度佛经故事中摩里支菩萨的坐骑金色猪（参见张静二《西游记人物研究》第三章“八戒”注7，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8月）。其主要依据是，在《西游记》杂剧第四本“妖猪幻惑”一出中，猪八戒出场时自称是“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唐三藏译《佛说摩里支菩萨罗尼经》中，确有一只金色猪供菩萨骑乘。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唐人绘图像中，有《大摩里支菩萨图》，上绘大摩里支菩萨脚前亦有一只金色猪。在猪的造型上二者有别：经中的猪是彻头彻尾的猪，菩萨坐在猪身上，还有猪车。画像中的猪则是猪头人身的立像，两手架开，作奔走如飞状。
金色猪是杂剧中猪八戒的原型，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是说“御车将军在小说家笔下，遂变成西行取经时挑担的脚夫”（黄永武《猪八戒的由来》，转引自《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则有失斟酌。第一，虽然敦煌唐人绘图像中的金色猪已是猪头人身，和小说中猪八戒的体貌相类，但二者之间并无关联。敦煌藏经洞北宋初（公元11世纪）即已封闭，直到公元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其间《大摩里支菩萨图》久已不为世人所知。而猪八戒形象迟至元代才出现在取经故事中，不可能受到图中金色猪的影响。杂剧中的猪八戒就是以经中金色猪而非画中金色猪为原型。他化身为“黑汉子”，偶而会现出猪的本相，但从未以猪头人身的体貌出现。第二，小说与杂剧中猪八戒的身世截然不同。杂剧中的猪八戒原为“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因“盗了金铃”“顿开金锁”，而“潜藏在黑风洞里”。小说中的猪八戒“本是天河里天蓬元帅，只因带酒戏弄嫦娥”，被贬下尘凡，入赘于福陵山云栈洞。这说明小说家塑造猪八戒形象时另有所本。
摩利支天像
二
大陆学者龚维英在《猪八戒艺术形象的渊源》（《文学遗产增刊》15辑），《西游记系仙话小说述论》（《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等文中，以小说为基础，认定猪八戒“形象的最原始依据应该是古神话中黄河之神——河伯冯夷”。龚文的主要依据有二：
第一，“古神话河伯冯夷的化身为猪（封豨、封豕）"（这一点陈咏、萧兵、林庚等都曾论及），“《西游记》内管理天河的天蓬元帅的化身亦为猪（八戒）”。“封豕为神兽，故而上应天象，是天上的星宿。《史记·天官书》：“奎日封豕，为沟渎。”古人“把黄河看作天河”，《古典录略》引《孝纬经》：“黄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河。”可见，“天河是黄河的升天”，而天蓬元帅则是河伯的升仙（按“天蓬”本为道教仙官名，吴自牧《梦粱录》和元剧《锁白猿》中都曾提及）。
第二，古神话中河伯和嫦娥是一对“怨偶”，小说中猪八戒和嫦娥亦有“情欲的纠葛”。龚文云：张衡《灵宪》说：“嫦娥，弈妻也。”《天问》却说翌“妻彼洛嫔”，“是洛水女神洛嫔，亦曾为羿之妻。那么，嫦娥殆即洛嫔。洛嫔即宓妃。据王逸《楚辞章句》：‘羿又梦与洛水神宓妃交接也。’洛水为黄河支流，洛水女神为黄河男神（河伯）之妇，是相宜的。是洛嫔（宓妃）作为河伯妇，又通淫于羿，并进而成翌的妻室。她之所以奔月，盖悔其初衷，复怀念故夫，而不满于羿的‘射夫河伯’也。”（按：洛嫔、宓妃、嫦娥、玄妻、纯狐实为一人，或一个人所衍化，对此，闻一多、林庚都曾论及）龚文又云：“坊本《七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交待嫦娥的来历，说她原来是黄河河神河伯的新娶夫人，‘是宓国之女，名为宓妃（即洛嫔），小字嫦娥’。后来，河伯新妇嫦娥改嫁羿；河伯索妻，被羿射杀（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此说的出处自然是《天问》所言：‘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小说中的天蓬元帅猪八戒亦曾为嫦娥而受刑遭贬，与“河伯为了洛嫔被羿射伤”并无“殊异之处”。
龚文的分析推断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天蓬元帅猪八戒身上确实存在着河伯冯夷的影子。但是有三点必须加以说明：
第一，猪八戒的好色性格在杂剧中已突出的表现，与“河伯娶妇”无关，是以古人关于猪好色的民俗观念为依据的。钱锺书《管锥编》已有评论（参见该书第1册27-28页，第2册724页），此不赘述。
第二，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并不缺少猪头人身的神怪形象。如《山海经·海内经》所记黄帝后代颛顼之父韩流是“豕喙”；《神异经·西荒经》所记颛顼的不才子梼杌是“猪口牙”；《淮南子·地形篇》又记有“豕喙民”，一国的人，嘴巴通像猪。人的脑袋上长着猪的嘴巴，和猪头亦相去不远了。据《楚辞·大招》，上古神话中的刑戮之神蓐收是“豕首纵目”，其形象已近乎猪头人身。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中绘有“猪头神”（参见萧兵《楚辞与神话》76页），说明当时还有与之相关的传说。《太平广记》卷285引《通幽记·东岩寺僧》所记东山上人役使的“圣者”亦是个猪头人身的怪物，更接近于猪八戒的体貌。（印度佛经故事中的金色猪在唐代画家的笔下变为猪头人身，应是受到了这类神怪形象的影响。）在《西游记》成书前，元代磁州窑唐僧取经枕所画猪八戒已是猪头人身。从时间上看，取经枕与《西游记》杂剧同时，当亦是以金色猪为原型，但从外在体貌上看，则又受到上述神怪形象的影响。这种人猪兼备的体貌，显然比杂剧中金色猪的化身“黑汉子”更加鲜明独特，再赋之以人猪结合的性格，即成为形神一致的文学形象。因此，小说家必然会选择猪头人身式的猪八戒，并让他腆起大肚子，走上西天。当然，自幼喜好“奇闻”，爱读“野言稗史”的吴承恩，也很可能从上古神话、唐人传奇中得到直接的启发。
第三，河伯并非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原型。龚文云：“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以前，在取经故事中已出现了猪八戒的形象……但是，这已是距吴承恩的时代不远的事了，再往上溯……猪八戒这个艺术形象，祖于古代神话里的神祇——黄河之神河伯冯夷。”这显然是把小说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原型简单地当作了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原型，而无视杂剧中猪八戒的原型——金色猪的存在。
三
金色猪与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关系确实存在，河伯与小说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关系亦不可否认。但是说金色猪即小说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原型，或者说河伯也是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原型，都同样缺乏切实的根据。杂剧与小说中猪八成身世的明显不同，说明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原始依据是不尽相同的。不能仅仅根据时间的先后，视杂剧与小说为直接的传承关系，而将二者的原型简单地等同。上述两种观点的疏漏之处正在于此。事实上、吴承恩并没有沿用金色猪为依据，而是重新为猪八戒确定了一个原型。这既是小说家按照一定的创作意图而进行的主观选择，同时也是释道争雄思潮在猪八戒形象演变过程中的曲折反映。
在杂剧《西游记》等早期取经故事中，孙悟空形象最初都属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参见张锦池《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都有“由道入释”的情节。沙和尚形象到了杂剧《西游记》中才变得清晰。他原是玉皇殿前卷帘大将，为道教仙官，只因“带酒思凡”，而被罚在流沙河，“推沙受罪”，后加入取经队伍，也经历了“由道入释”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小说《西游记》中得到突出的表现，并成为小说的整体结构。杂剧中猪八戒的前身是“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本来就是佛门中神，在最初的宗教属性上与孙沙相悖。若不加改动地写进小说，则不能与作品的整体结构协调一致。因此小说家摒弃了杂剧中的金色猪原型，改以河伯为原始依据，重塑了这一神话文学形象。这样，猪八成由佛门神将“御车将军”变为道教仙官“天蓬元帅”，在最初的道教属性、后来的“由道入释”、带罪修行上，便与孙、沙趋于一致，切合了作品的主体结构。另一方面，《西游记》小说中的“由道入释”情节，“正是当初释道二教思想争雄在作品艺术结构上的反映”（参见张锦池《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说明佛教的影响强于道教。猪八戒的原型由金色猪变为河伯，正是为了服从和突出小说中“由道入释”的总体结构。在这一意义上说，也间接反映了释道争雄的思潮。
尽管如此，金色猪的作用仍不可低估，这不仅因为它充当了杂剧中猪八戒的原型，更为重要的是，它促成了猪八戒这一不朽文学形象的出现，使一师三徒的取经队伍最后定型。吴承恩实质上就是在“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基础上重塑了这一文学形象，所以在小说中“挑担的脚夫”猪八戒身上，确实隐隐约约地存在着“御车将军”的影子。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90年第2期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