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祖，就是爷爷的爷爷，杨芾，1907年奉两江总督端方委派赴日考察，前后106天。2018年我曾访日，将能找到的杨芾考察过的地方重勘了一遍。总有日本友人好奇地问：“你爷爷的爷爷，那年多大？”我胸有成竹地答：“五十二岁。”“哇！”他们说，“五十二岁的人，天天走那么多路看那么多处，不容易不容易。”

报这个年岁，我依据的是高邮人物网上的记载，说杨芾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还特别说明“由杨芾重孙杨鼎昌提供”。杨鼎昌是杨芾二子杨遵义的长孙，其实是杨芾的曾孙。他提供的信息，按说是可靠的。

但两年后，北大的张剑兄突然问我：“杨芾生于1855年，据何资料？”我瞠目以对，也没法联系到杨鼎昌这位堂伯父。张剑兄告诉我问话的原委，他在清末硃卷上查到杨芾的“官年”是咸丰辛酉，也就是1861年。一下子缩水了六年！我凌乱了好一阵，也无法可解，好在年龄错乱又不是谋害岳飞，凌乱一阵也就过去了。

又两年过去，我才知道张剑兄在干啥——他寄来一本新出的《清代科举文人官年与实年考论》，厚厚一大本，599页。

官年与实年啥意思呢？简单说，这本书讲的是清代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中更改户口本与身份证年龄的现象。

对于中国官场来说，年龄的“选择”一直是个大问题。班固的《汉武故事》记录了一场对话：汉武帝到郎署视察，看到一位老头须发皆白，衣衫不整，就问他啥时候当的郎官（郎官有点像储备人才库，见习官员），咋这么老？老人说：“俺叫颜驷，您祖父文帝时就当郎官啦。”那为啥你老是得不到提拔任用呢？颜驷的回答很经典：“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好文好武且不说，你说景帝武帝掉个个儿，是不是就合适了呢？所以年龄在官场是个大问题。

宋代以前，想当官的人以增报年岁为主，因为选官以门阀为主，世家子弟增报年岁，可以早点当官（像梁朝陈朝都规定了三十岁以下不得出仕）。宋代之后，官员增减年岁成为普遍现象。名相寇准，十九岁中进士，其时北宋开国未久，太宗不喜欢用太年轻的人，有人劝寇准增岁，他不肯“欺君”而拒绝。但总的来说，肯定是减年为多，这样可以延迟退休，权力在手，多一天是一天。

明代这风气就坏了。研究表明，明代进士登科，平均年龄少报5.05岁；崇祯朝减岁现象达到巅峰，平均少报11.53岁！到了张剑兄研究的清朝，这股风气不仅已经成为官场潜规则，连满蒙汉军八旗也沾染上了。康熙雍正屡禁不止，到了乾隆，不仅科场减岁愈演愈烈，增岁也死灰复燃了——乾隆爷年纪渐大，喜欢恩赏年迈的考生，七十给副榜，八十赏举人，那还有年老考生不嚷嚷着添寿的吗？逼得嘉庆又加码，八十才给副榜，九十赏举人。清代有几个考生能活到九十呢？听着就可乐。

清末大名士俞樾，咸丰五年蒙恩召见。咸丰帝问他：多大年纪？答：三十五岁。咸丰马上问：是实年吗？答：是。——看把皇上敏感成啥样了。光绪朝封疆大吏邓华熙于1896年、1900年两次入觐，一次是光绪、一次是慈禧问他年岁，每次他都老实回答“官册多少岁，实年多少岁”。皇上太后也没怪罪，慈禧还说客气话儿：你看着不像七十，五六十样儿吧。

说那么多，都是用个案来证明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但张剑兄这本书不同，是实打实地一个一个查考清代科举文人的官年实年，全书收1294人次的科卷比照，俱有实证（像杨芾这种弄不清的就没收，不定还有多少呐）。再一分析数据，发现官年实年异同者，比例大概是58：42，而变化趋势是越往高级的考试，官年实年相异的现象越严重，越往清朝后期，官年实年相异的现象越严重。

这一千多人，可都是帝国的精英哪，他们老用着虚假的年龄，不寒碜吗？第二章《官年现象的文化分析》也找了找原因。一是源远流长，就形成了惯例，当事人可能都不会去细想是非；二是“欺事不欺人”，考试时用假年龄，平时对君主、亲友、师长，还是用实岁，这样就不违反“诚”的原则。里面还涉及中西方对“真”看法的差异，不细说了。

这书599页，资料考辨占了480页还多。一般读者估计很难细读。但是当成工具书查考也蛮好，比如近日仙逝的杨苡老人，她祖父杨士燮在乡试考举人时，给自己减了四岁；到了会试考进士，又往回微调了一下，只减了两岁。这里面的故事与心态真是太好玩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了解有这种古已有之的现象，应该知道有这样的研究——这研究很新，21世纪才有认真的开始。

至于俺高祖的年龄，我倾向于他的确是在硃卷上减了六岁。理由呢？杨芾的确是1910年从莱州知府任上退休。这时按实年他是55岁，合适，按官年才49岁，他老人家庚子年因为抵制义和团差点被杀，都没辞官，何必此时激浪勇退？退休后又活了十二年，可见身体挺好——呼，推理太累了，谁手里还存着杨氏家谱，受累给我瞧瞧行不？

◎杨早（作家）

编辑/陈品